写字，做做饭，喝喝茶，看看书；家务事别太多，最好有人帮忙做，我只管挥动一下饭铲，调色，调味，做做创造性的工作；一部相机，一个手提电脑，尝遍天下美食，看遍天下美景。写遍天下好文章？可惜是不可能的。”

阿勇皱了皱眉，看看我，“不写诗吗？”

我大笑，若诗虽然是我的名字，但做诗是诗人的事，又哪里是我这三脚猫的爱诗人可以造次的？“诗我还真写过，还是抽象派的新诗呢。” 脑子里仿佛有一盏灯，忽闪了一下，顺口给阿勇念起了十年前的“大”作，“我站在高高的山上”写实，“洗衣机轰隆隆地响”纪实，“心自由地想要飞”抒情，“跌下来，被蚊帐铸成的墙”抽象。

苹果里有根葱(2)

阿勇迅速地把脸转向玻璃窗，“扑哧”，口中的咖啡喷到玻璃上，飞快地弹回来，溅了他自己一脸一身，有几滴还不识相地反弹到我头发上，我赶紧拿起纸巾轻轻地擦拭着，愤愤地瞪大眼睛看着他，“都跟你说了诗不是谁都能写的了！还没给你听那首《苹果里有根葱》呢。”

阿勇已经笑得直不起腰来了，赶紧冲我摆摆手，估计还有些不识相的咖啡钻进他的气管里捣乱，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一时间围坐在周围几张桌子的人都纷纷侧目。见他艰难地弓着腰在那里咳着，我有点于心不忍，忙站起来探过身子去，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后背，“好些了吗？”

阿勇清了清嗓子，点点头坐起来，脸上还挂着刚才笑出来的泪水，眼镜片也花了。见我若有所思地看着他，阿勇竭力地忍住笑，“什么？”

“你笑起来挺好看的，挺年轻也挺……” 平日的伶牙俐齿一时间词穷，我只努力地搜索着合适的词汇，“挺阳光的，跟平日里的稳重不大一样，看来是得在音乐学院给你找个长发的美女做伴了，不然的话浪费青春，浪费资源。”

阿勇装作没有听见，将脸转向一边赶过来打扫玻璃窗上的咖啡渍的侍者。

我不是阿勇的红颜，阿勇像许多认识我后就将美女改了口称兄道弟的男人一样，是我的一个兄弟。两个同时漂泊在上海的年轻人，有空的时候在一起吃吃饭，喝喝茶，跟着报纸上剪下来的风情美食，开着车逛逛这异乡的都市，友情难能可贵。阿勇说我的生活看似简单，却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清规戒律，什么不和同事恋爱，和单身男子出去一定是灯光灿烂的公共场合，九点半必须回家，不保证八个小时的睡眠就会长皱纹……看似随和的个性，却执迷在满腹书香的世界里。我这般精明的女孩子，不是一般人泡得到的，好在只做了兄弟，不觉得有什么压力。拿兄弟的眼光看阿勇，才能受得了他的寡言和沉闷。我是个多话的人，多个擅长聆听的兄弟，自然是好事一桩，要是两个话篓子凑在一起，岂不是热闹得让人心烦？

那是前一年的冬天，我刚刚搬到徐家汇，离衡山路的寒舍红茶坊也不过半个多小时的脚力。我没有睡懒觉的习惯和福气，每个周末的早晨总是早早地起身，收拾妥当，揣上本书，几张白纸和笔，早早地溜达到寒舍去占个靠窗的角落，尽情地享受上海冬日懒懒的阳光，伴着我的书香和茶香。和成都终日阴沉沉的冬天不一样，上海的冬日，总有机会沐浴着暖暖的阳光，虽不如北方的艳阳高照，却是那么温和，惬意，悠闲。一过中午，寒舍就开始热闹起来，打牌的，下棋的，周围的年轻人喜欢在这轻松的红茶坊里会友，虽然看似扰乱了我的清静，但那时的我，早已经钻到书里去了，丝毫不介意周围沸腾的友情。可能是因为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去，侍者们大都认识了我。除了送上我点的清茶一壶和偶尔续满的茶水，没有人再走过来搭讪，我也乐得自在。

圣诞节前的一个周末，我刚刚从旧书店里淘到了一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和《徐志摩诗集》，都是十多年前上初中时同窗借给我看过的版本，欢天喜地的感觉有如老友重逢，自然周末带到寒舍去，伴着阳光和茶香细细品味。大约是中午时分，侍者有些犹豫地走过来，轻轻地问能不能和别人拼桌？我这才抬起头，发现寒舍里早已是座无虚席，而我面前的这一方小桌子上除了玻璃的茶壶和杯子外，全被纸笔和书占据，能够挪出来让给别人的空间，怕也只能放得下一杯咖啡了。侍者说没关系，那先生已经等了二十多分钟了，就是没有人肯分把椅子和放杯咖啡的空间给他，侍者见我常来，估计不是什么难缠的人。我倒也不计较，只希望坐下来的人不要打搅我的清静。侍者连声说不会的，闪过身子让我看站在那边的一个年轻的男人。是个干净整齐的香港人，中等的身材，鼻梁上斯文地架着眼镜，见我歪过头去看他，腼腆而友好地笑笑。我冲侍者点点头，他走了过来。坐下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说道：“我不会打搅你的，只是等人，一会儿就走。”我笑笑，将目光埋回到徐志摩的诗里，偶尔信笔地在纸上写几个字，丝毫没考虑他的存在。

苹果里有根葱(3)

不知过了多久，我的书终于看完了，对面的他，要等的人却似乎没有来。我自顾地合上书，喝了口茶，将目光移向窗外，咀嚼着那些美丽的诗句，伴着口中的茶香慢慢地消化着。

“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一个低沉的，带着南粤口音的男中音，在我对面低声地吟着《偶然》的诗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将眼神掉转回来，似笑非笑地应答着……就这样认识了阿勇，一个在咨询公司里做总经理的男人，三十七八岁的年纪，看上去永远是二十出头的精力旺盛。阿勇出身草根，是个非常勤奋的人，靠着不懈的努力一直打拼到公司的合伙人和总经理的位子，只可惜曾经相爱的人受不了冷落，早已做了人家的妻子。客居上海的阿勇，试图通过交友的网站认识些美丽的上海姑娘。但往往不是因为工作的缘故再度冷落了别人，就是像今天一样与无疾而终的网友见面。

徐志摩的牵引，我和阿勇慢慢地聊了起来。他是那种沉稳的男人，沉稳得几乎有些内向；话不多，谈起莎士比亚和徐志摩来却充满了热情。香港人所受的教育，难免有极浓厚的英国殖民地色彩，推崇莎士比亚原本是无可厚非的，只是一个男人，如此地崇拜徐志摩，少见得很。他的只言片语间，洋溢着对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挚爱。但凡男人肯坐下来跟女人谈文学，大都是居高临下的架势口若悬河；谈到诗，不是雪莱拜伦，就是歌德普希金，偶尔冒出两个陌生的外国名字和所谓的流派来，那一脸毫不掩饰的骄傲仿佛是衔着象征着男人专利的香烟，你越是生疏便越发地显示出他的知识渊博；女人大都是好面子的，听不懂又不好不作声，生怕沉默会给自己带来无知的帽子，印证了“绣花枕头一包草”的老话，只好在那里忽闪几下美丽的眼睛，扮出一脸崇拜的表情，洗耳恭听。而这样的崇拜，正好满足了男人的表现欲，于是在旁人眼里，也不知道是男人在糊弄女人，还是女人在戏弄男人。只是遇到我这随性而又无趣的女人，总是坦白地承认自己的无知，直截了当地答复说没有看过，不懂，将人家满腹的经纶愣生生地堵了回去，犹如空着的肚子平白地吃下一剂不对胃口的饮食，冰凉却又乏味，怕是要立刻闹肚子的。

还好，阿勇不是那种张扬的男人，吸引我和他交谈起来的，正是他那种含蓄和内敛的儒雅。我想他是深知言多必失的道理的，所以在我面前，即使是他钟爱的徐志摩，也没有太多的言语，只隐隐地让人感觉到他的热忱罢了，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过了一会儿，除了徐志摩的诗，我和他之间，竟然再也找不到别的话题。我知道那多半是由于他的性格，一个陌生的香港男人，面对着素昧平生的我，阅历，性格，彼此的生活背景，文化的差异，或多或少总是弥漫在小小的咖啡桌上；但或许还有我的矜持，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漂泊在外，我答应过母亲要好好地保护自己的心，不要受到无谓的伤害，于是无论是上班时还是下班后，我总是小心而又巧妙地保持着和异性之间的距离，即使是做销售的职业病，在陌生的男人面前，我也总是下意识地守着淑女的戒条，不谈一切和自己有关的话题。我们头顶的空气，就这样一下子凝住了。

阿勇似乎想让话题继续下去，于是提起了林徽因，试探地问是否了解那一段往事。我笑笑，不止林徽因，还有陆小曼，张幼仪，这浪漫的诗人的一生，哪里只是一个女人就可以了得。阿勇摇了摇头，那固执的劲头，仿佛面对的，是个相识多年的老友，“不是的，他只爱一个女人，就只有林徽因一个。”

我坐在那里，哭笑不得。似乎没有必要和初相识的阿勇讨论一个作古的男人和他的三个女人之间的爱情纠葛，人世间的情爱，又岂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的因为所以？哪里轮到我们这些数十年后的旁观者来推敲咀嚼，岂不是有些浪费光阴？

“我将于茫茫人海寻找我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阿勇的目光挪向一边的窗子，眼睛里有一种奇异的光芒，喃喃自语。我没有出声，阿勇似乎意识到不自禁的真情流露，尴尬地笑了笑，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名片，“可以再见到你吗？”

苹果里有根葱(4)

我接过名片，笑了笑，没有问题。

那以后周末常在寒舍见到阿勇，有时候他去得早， 占位子， 有时候是我。就这样慢慢地熟络了起来，以兄弟相称。

“捣糨糊，” 好友猫儿听了我想要在音乐学院给阿勇找钢琴老师顺便升级到女朋友的打算，摇摇头哭笑不得地看着我。“你以为是升级电脑啊？”

“帮帮忙，” 我走上前去，诚恳地把手放在猫儿的办公桌上，身子向前倾了倾，“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是比就业更严峻的社会问题。阿勇兄弟不错的。” 我惟妙惟肖地模仿着《我爱我家》里的台词。

“不错你为什么不自己上？” 猫儿鬼鬼地冲着我笑。

“我不是不来电嘛。” 我苦着脸耸耸肩。这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简单，亲人，知己，朋友，路人。阿勇和猫儿一样，是介于亲人和朋友间的知己，做不了亲人，总还可以相互帮助。

“少来啦，” 猫儿哧哧地笑着，“你这鬼灵精，我倒是要看看你的真命天子是何方高人。”

“我的真命天子你活着是能看得到的，我的条件又不差，嫁得掉的啦，我保证。拜托，帮忙先解决一下社会问题。”我和猫儿之间，就是这样的亲密。公司里的人，也只有猫儿可以这样推心置腹地没有秘密。

“你还是蛮有社会责任感的嘛，” 猫儿还是逃不过我死缠烂打的贫，笑着答应找找看。“怕了你啦。”

像猫儿说的那样，我这人平时是聪明过剩，一遇到情感问题，就不接招儿，也不知道是真傻还是装傻。我知道都是因为那些清规戒律，文渊语录——“动什么别动心，一动就免不了会受伤害。”所以在金钟罩铁布衫的护心宝典没有破关之前，还是不要动心的好。猫儿说这样也好，没有爱情也少了烦恼，只是帮人的事情，当然要被帮助的人先同意。我得跟阿勇确定一下。

“是吗？” 阿勇淡淡地，他的脸被英式酒吧里的昏暗灯光挡着，看不见表情。

“钢琴啊，大佬。就您这样的上班，四十岁前还有三年，您能学个基本指法就不错了。”我懒得去追究阿勇的态度，“我当年可是练足了三年童子功，每星期四天，每天三个小时，自己家里没有钢琴，还要到老师家里去练。就这样，还顶多是个车尔尼的练习曲水平，肖邦的东西就彻底不用想了。时间有限，您抓紧点儿吧，哪一天‘啪’地掉下个梦中情人，您老人家的手都还是僵硬的，哪儿找庙哭去？”

阿勇沉默着。

“真的，不骗你。”我估摸着他还在犹豫呢，“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哪里有那么多未完成的心愿？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钢琴这个东西，下手越晚手指越僵硬，练基本功的时间也就越长。人生苦短，等到老了才来叹息，晚了……”

“好吧，那就试试看。”眼见我又要拿出战无不胜的游说技巧，黑暗中，阿勇沉默了好一会儿，长长地叹口气，妥协了，“但是你得陪我一起去，我的中文，你知道的，有时候难免会embarrassing。” 难堪？快四十的人像个孩子般坐到琴凳上去，兴奋，忐忑，还是百感交集？阿勇还真有些腼腆。

“没问题。” 我爽快地答应下来。

过了几个星期，我都快将这件事抛之脑后了，猫儿说老师找到了，是音乐学院的研究生。猫儿某个男朋友的舅舅在音乐学院当教授，上次逛街的时候见过的。约好时间，说好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校门口等。

其实也就是八点过的样子，天就已经全黑了下来。上海是东方的明珠，早上四五点钟天际就翻鱼肚白了，晚上六七点的样子就黑了下来。刚来的时候总觉得还没睡醒呢，天就亮了，还没下班又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