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都有其多样化的不确定性，正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才使现在和未来的经济生活蕴涵了激动人心的丰富多彩。房地产市场也不例外。基于此，我们没有理由要求“知道得更多一些的人”给出可以按部就班的楼市“路线图”。但是，与改革初期许多充满浓厚“中国特色政治风险”的变革领域不同，“后改革时代”的中国所面对的包括房地产市场发展在内的诸多新命题，具有世界范围内经济学意义上的共性和规律。我们已经不能总是以“摸着石头过河”作为理直气壮的解释。

“一些人比另一些人知道得多”的中国房地产市场潜伏的令人不安的结果是，“道德风险”日益凸显。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认为，所谓“道德风险”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情形：一些人决定冒多少风险，而一旦情况恶化则由他人承受代价”。在扑朔迷离的楼市，为这种“道德风险”承受代价的最广大群体只能是社会公众。由于“信息不对称”必然导致的“信息不公正”，欺诈与谎言肆意滋长，他们将不得不吞食财富被相对剥夺的苦果。

学者杨帆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危机与反危机对策》一文中描述了上世纪最后20年中国权力资本瓜分社会财富的三个主要阶段：

———商业资本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发财和腐败途径，来自国内商业、外贸等领域。由国家垄断形成的贸易渠道转变为被私人掌握，大约有5万亿财富被转移。

———生产资本阶段。以生产资料双轨制为标志，腐败加剧到直接依靠审批权获得个人好处的程度。20世纪90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双轨价差是700亿元，5年3500亿元，有10％大约350亿元的财富被转移。

———金融资本阶段。1992年后，从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额度的分配、产权交易及重新界定到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长期并存等，每一次金融创新都伴随着极大的利益分配，财富转移不下于10万亿元。

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利益蛋糕究竟有多大？恐怕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在这场规模空前的财富盛宴中，我们分明再一次目睹了权力资本的暗潮汹涌。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炒房团仅仅是随风飞扬的小小道具罢了。

今天，没有人会怀疑或阻挡得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前行。然而，匆匆前行间所发生的公共准则的闪失与以其他社会阶层利益的损害为代价的“道德风险”，将可能成为中国未来改革最危险的情形。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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