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瘦的马津龙早已被公认为最知名的温州草根型学者。之所以称作草根型，并非因为他属地地道道的温州人，而是因其对温州发展脉象极精透的认知。在温州风雨飘摇时期，马津龙一直担任市委政研室主任，后任温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缘于此，他可能是近些年来受邀游走四方宣讲“温州经验”最多的温州人。
我和马津龙熟识多年，彼此曾无数次坐而论道，切磋心得。我由衷地说：“老马，点评温州，你的判断总是对的。”
“然而，我绝没有料到，在20世纪末及本世纪初，温州人竟然会靠炒房大大地掘了一桶金。这或许是迄今我对温州问题唯一的一次判断失误。”2004年4月，为了正搅翻半个中国的温州炒房团话题我第N次来到温州与马津龙坐而论道，他向我说这番话时，颇有些神色黯然。
“按一般经济学规律，盖房不如买房，买房不如租房。”老马告诉我，这笔账他仔细算过，租房肯定是最划算的。前些年，他和妻子就曾一直住在市中心温州大厦一套租来的90平方米的房子里。几乎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温州乡亲组成的炒房军团从他的眼皮底下浩浩荡荡地呼啸而过。
终于，老马痛失了一回前蹄。事实上，在温州跃入中国改革舞台的20多年里，“胆大妄为”的温州人从来是让经济学家们大跌眼镜的。
几年前，两位长期追踪温州现象的新华社记者在《温州悬念》一书中对温州及温州人最初的神奇崛起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许多地方———无论是都市或穷乡僻壤，冒出了一批批神秘人物，他们操着奇怪的方言，喜欢聚居，行色匆匆。在他们身后浩浩荡荡尾随而至的，是铺天盖地、五光十色的各类小商品。至今人人尚感紧缺、当时更为稀缺的货币，一点一滴地装入了这伙人的囊中。
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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