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吟于江畔，乃喻之曰：“楚王不听子言，子之心已尽矣，忧思何益?幸有田亩，何不力耕自食，以终余年乎?”原重违姊意，乃秉耒而耕，里人哀原之忠者，皆为助力。月余，姊去。原叹曰：“楚事至此，吾不忍见宗室之亡灭!”忽一日，晨起，抱石自投汨罗江（流经湖南汨罗、平江，注入洞庭湖）而死。其日乃五月五日。里人闻原自溺，争棹小舟，出江拯救，已无及矣。乃为角黍（粽子）投于江中以祭之，系以彩线，恐为蛟龙所攫食也。这就是五月五日端午节吃粽子和龙舟竞渡的起源，为的是哀悼一位爱国诗人之死。最有趣的是，到了公元十一世纪八十年代，宋王朝政府，却追封屈原先生为公爵（清烈公），稍后，更追封他为王爵（忠烈王），距他投江之日，已一千四百年矣。后人有《过忠烈王庙》诗曰：峨峨庙貌立江傍香火争趋忠烈王 佞骨不知何处朽龙舟岁岁吊沧浪屈原先生死于公元前三世纪初，七十年后，楚王国在最后一战中，被秦王国击溃国亡。屈原先生之死，并没有唤醒国魂一代人杰

在楚王国国王楚怀王芈槐先生翘辫子的翌年（前295），赵王国国王赵武灵王赵雍先生，被叛军围困在沙丘（河北平乡）的行宫之中，活活饿死。 赵雍先生跟芈槐先生，是同时代人物，下场同样是一场悲剧。但芈槐先生，一辈子窝囊。而赵雍先生，却是万人崇拜的一代英雄。 这要追溯到春秋时代的往事。 春秋时代于公元前481年结束，翌年，战国时代开始。中国历史上时代的划分，以“春秋”、“战国”最没有时代性和社会性根据，更没有政治性根据。当初不过几个儒家学派的文化人信口开河，后人不假思索地沿用下来。盖儒家学派开山老祖孔丘先生，曾整理鲁国的编年史——鲁国的编年史名《春秋》，起自公元前722年，止于前已言之的公元前481年，儒家学派把这三百年间的时间，称为“春秋时代”，也就是周王朝衰退成为周王国，独立封国林立时代。春秋时代完结，接着是战国时代。而战国时代应起于哪一年，史学家各说各话，各定日期，而且都持之有物，言之有理。其中最权威的一种说法是，应从公元前403年起。盖该年也，晋国分裂为韩国、赵国、魏国。而司马光先生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就从该年开始。不过，春秋时代结束后（前480）到前404年，七十七年间，算啥时代?这七十七年比春秋时代更糟，既不能另行成为一个独立时代，又不能算是周王国的复兴。硬用人为的力量丢掉它，既不公平，也不可能。按理应该使春秋时代延伸下去才对，然而，孔丘先生的力量太大，我们既无力使之延伸，只好使战国时代跟它衔接，应该是合理的也。 ——司马光先生的人虽不可取，但他主编的《资治通鉴》却是中国最好的史书之一。本应上接《春秋》的，可是，他宣称他不敢衔接孔丘先生的屁股。一条鞭下来的编年史，遂中空七十七年（前480—前404）。柏杨先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想他可能收集不到这七十七年间的史料，遂假装谦恭。如果我老人家猜错啦，那么，有件事准猜对啦，那就是，圣人可害人不浅。 言归正传。公元前403年，当初煊赫一时，屡当中国霸主的晋国政府，已衰弱不堪。赵、魏、韩三姓家族，遂开始分割。就在那一年，奄奄一息的周王国政府，发挥了剩余价值。国王姬午（周威烈王）先生，在接受三家贵重的贿赂后，分别封三大家族的族长为国君，建立韩、赵、魏三个封国。晋国国君只剩下一个城，反而像奴才一样，看三家的颜色，三十多年后的前369年，三家索性把晋国最后一位可怜的国君姬俱酒（晋桓公）先生，逐出城堡，贬作小民，晋国灭亡。 三国分晋之后，赵国（首府河北邯郸）最强。 本篇男主角赵雍先生，是赵国第六任国君，他于公元前326年，继承他爹赵语（肃侯）先生的宝座，然后改建王国。所以他虽是赵国第六任国君，却是赵王国第一任国王，英气焕发，雄心万丈，他了解赵国所处的地缘位置，要想在激烈的战国时代生存，必须使他的军队成为现代化的军队。传统的战略战术以及传统的武器，必须淘汰。货真价实的崇洋

现代化的意义，是指向最进步的其他国家，学习最进步的东西——包括生活方式和战争方式。这正是货真价实的“崇洋”，柏杨先生就是这种货真价实的崇洋分子之一。此生为崇洋而活，下世为崇洋而生。有些人僵固得像一粒干屎橛，总觉得一切都是自己的好，自己既不求长进，还唯恐别人长进（甚至唯恐民富国强），遂在“崇洋”之下，装上《西游记》哪吒先生的风火轮：“媚外”，而成了“崇洋媚外”。只要把这件法宝念念有词地祭出来，当者无不脑浆迸裂。呜呼，“崇洋”跟“媚外”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这一点如果弄不清，或 者故意弄不清，中国就永远死气沉沉，人民也将永远受不尽苦难。 赵雍先生是中国历史上主动采取现代化行动，也就是主动采取崇洋行动的第一位君王。大多数君王都是固步自封，把政权看成玻璃罐，捧到手里，连姿势都不敢改变，唯恐玻璃罐掉到地上跌个粉碎。结果酱在那里，捧得筋疲力尽，最后来一个倒栽葱，还是稀里哗啦。赵雍先生不然，他盖世英姿，具有超越时代的构想。《东周列国志》形容他：“身长八尺四寸（柏老按：里的长度变化很少，而尺的长度，随着时代而有不同，这跟赋税有关，所以必须专家才能算出八尺四寸折合多少公分），龙颜鸟喙（鸟喙不知是啥模样，大概有点前噘），广鬓虬髯，面黑有光。胸开三尺，气雄万夫，志吞四海。”他阁下跟普通君王有异，普通君王都喜欢躲在皇宫里跟女人混在一起，赵雍先生不然，他的足迹几乎走遍他的王国，体验风俗民情，观察山川形势。他北到过中山王国（河北定县），东到过黄河（山东境），西到过黄华山（河南林县西十公里太行山一峰），发现他的国家处于四面作战的危险之境，必须改弦易辙，发奋图强。 “（赵雍）召楼缓先生谋曰：‘我那些贤明祖先，因时势世情的运转，掌握晋国最重要的疆土，雄踞漳河滏阳河险要，建立长城，又占领蔺城、郭水、狼山，也曾在荏山击败过林夷部落，但仍未能彻底把它摧毁。’……”建立新军

赵雍先生继续他的说服工作。 “‘而今中山王国逼我腹心，北方有燕王国，东北方有蛮族东胡部落，西方有林胡部落、楼烦部落、秦王国、韩王国。四周都是敌人，我们如果没有强大的战斗力来保护自己，只有灭亡。我认为，历史上有高度的美名，必然受到当时世俗的谴责。我准备做一件大事，那就是，为了增加我们的战斗能力，第一步，先改变衣冠，穿胡人的衣服!’楼缓先生曰：‘我 赞成。’可是，高级官员和贵族群，强烈反对。当时元老重臣肥义先生和赵雍先生在一起，赵雍先生曰：‘先祖赵鞅、赵无恤创下功业，于胡、翟之地开展事业。做臣子的，对知礼达情，遵守孝悌长幼顺序的人，给予褒奖；对努力工作，在经济建设上有贡献的人，加以升迁。这是待部属的本分。现在，我打算继续先祖赵无恤先生的路线，向北发展到胡、翟之地。世人不会重视这种功勋，盖胡、翟部落太弱，我们只要用很少的力量便可达到目的。其实不使小民过度负担，正是祖先们的一贯政策。具有突破性创意的人，必然引起顽劣分子的怨怒。而今，我要下令全国国民，一律抛弃传统衣冠，改穿胡人服装，加强骑马射箭教育。一旦这么做，看他们全体哗然，鸡猫子喊叫吧，老哥，你说怎么办?’肥义曰：‘我听说过一句话：对所做的事，如果心抱怀疑，就不可能成功。对自己的行为，如果心抱怀疑，也不可能成名。你既然决心要移风易俗，就不必考虑别人议论。呜呼，建最高事业的，从不跟世俗和稀泥。成最大功勋的，从不跟成群结队的人磋商。愚昧的人总是安于现实，智慧的人才能瞻望前程。你主意既定，还犹豫啥?’赵雍先生曰：‘我绝不怀疑胡服骑射的功能，只怕人们讥笑。狂妄之辈快乐的时候，智慧的人感到悲哀。愚昧之辈笑得合不住嘴的时候，聪明的人应该警惕。最大的困惑是，赞成我的朋友，对胡服骑射的效果，并不敢肯定。不过，没有关系，就是全世界都笑我，蛮族的诸胡部落和中山王国的土地，我一定夺取到手。’于是，下令全国国民，一律改穿胡服，学习骑射。” 从赵雍先生跟他两位智囊的这番对话，可看出赵雍先生洞察力之强和气魄的雄伟。春秋时代各封国间的战争，以“战车”为主，彼时的“战车”，既不是今天的“坦克”，也不是罗马帝国的两轮一马式的“驰车”，而是四个轮子，用一匹马或两匹马，一头牛或两头牛拉的方舟型的玩意儿。这玩意儿直到二十世纪中叶，广大的中国北方乡村，仍然使用。柏杨先生小时候，就曾爬到上面撒过尿，以示普天同庆。上面站立两排兵老爷，大概左三右三，驾驶朋友居于当中稍前。攻击时万车俱动，黄沙滚滚，马嘶人叫（或牛哞人叫），势如排山倒海，敌人不死于刀下，便死于轮下，好不得意。防御时，“战车”就成为一个营垒，远者箭射，近者枪扎。不过，很显然的，面对洋大人现代化的骑兵部队，严重缺点就完全暴露。它的笨重使它运转困难，追击时像一群老乌龟，心里急如星火，却硬是跑不快，还没追三步，敌人已跑得他妈的无形无踪。退却时老乌龟如故，除了身陷重围，被杀净光外，别无他途。盖箭可用尽，而敌无穷。而且，必须选择平坦地区作为战场，才容易发挥威力。一旦敌人掘下壕沟，便全盘结束。 “战车”已是落伍的武器，必须更新装备，彻底改组武装部队，建立新军。跟十九世纪清王朝末叶，建立新军一样，赵雍先生决定组织骑兵，抛弃战车，使用马匹。而使用马匹必须抛弃宽袍大袖，改穿洋大人军队的制服。大辩论

人类是有惰性的，赵雍先生一语击中要害：“愚昧的人总是安于现实。”他早就料到，即以专制君王的权力，一下子要全国改变生活方式和战争方式，也会遇到阻力。事实上反对的情绪比他想象的还要强烈。盖反对最坚决的不是小民，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皇族前辈——赵雍先生的叔父赵成先生。顽固派奉赵成先生为首领，积极抵制。赵雍先生于是把箭头对准这位王叔，使出恩威兼施、软硬夹攻手段。 “（赵雍）派侄儿赵，去晋见王叔赵成先生曰：‘我已穿上胡服，准备公开接见官员宾客，多么盼望叔父大人也穿上胡服。在家当然听命尊长，可是在国则必须听命君王，此乃古今一贯的道理。子女不能违背父母，部属不能违背君王，更是历史上大家共守的规则。现在，我已经改穿胡服矣，只叔父大人不肯更换，因之我恐怕天下人对你提出指责。治国有常法，总以人民福利为第一优先。政治有常规，而以贯彻命令为成功要件。所以，宣明道德规范根本在于让大众接受；行使政令根本在于居高位的人态度坚定。’……” 《战国策》续曰： “‘我们改穿胡服，并不是为了放纵情欲，拼命享乐，而是为了迎接艰苦的战斗，建立救国救民的不世功业。功业完成，自有歌颂赞美。如今，我深怕叔父大人抵制这项决策，特地派人向你解释。我曾听说：任何一件事情，只要对国家有利，就是好行为。任何一桩事业，有皇亲国戚的帮助，就不会没有好名声。我想仰仗叔父大人的领导，来完成胡服骑射的伟大变革。因此派赵晋见，请你务必支持。’赵成先生曰：‘我已经知道君王改穿了胡服，恰好我有病在身，不能行动，因之没有前往朝拜。现在国王既派你前来，愿借此机会，尽一点愚忠。我听说过：中国是聪明才智人士居住的地方，金银财宝万物聚集的地方，教育最普及的地方，仁义道德最好的地方，诗书礼乐最讲究的地方，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地方，远方外国最向往的地方，蛮族部落最羡慕的地方。而今君王突然抛弃一切，却效法蛮族，穿他们的衣服，习他们的战法，改变传统文化，违背固有的善良风俗，取消古代遗留下来的习惯，改变古代遗留下来的道路，已激起广大人民反感。这是一种叛逆根本、远离中国的行为。愿君王三思。’赵先生回报赵雍先生，赵雍先生曰：‘我早就知道叔父大人害的是政治病。’于是亲自去赵成先生家拜访，面对面讨论。赵雍曰：‘穿衣服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身体和实用，行礼仪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事业的成功。所以有智慧的人，考察乡情，使之顺应风俗，根据工作效果而定礼节，目的在于使人民享福，国家强大。剪短头发，在身上刺上花纹，在胳膊上刺上彩色图案，把衣服的大襟开在左边（柏老按：中国传统服装，大襟可是开在右边的），这是南越蛮族人民的风俗。把牙齿染黑，用颜色涂抹额头，用鱼皮做帽子，用粗针粗线缝纫，这是吴王国人民的风俗。他们的风俗衣服虽然不同，但他们穿衣服的目的——为了保护自己和做事利落，却是相同的也。从这可以看出：背景不一样，使用的工具也不一样。面对的困难不一样，制度自然也会跟着差异。因此政治家才认为：只求有利于国、有利于民，就要去做，绝不僵固执著，拒绝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