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好转。也许是年龄大了些，余少华终于想要孩子了，但我却不愿意了。我说：“我必须想办法改变一下家庭的经济基础，再不能这样下去了。”而要闯荡商海，又怎能怀孕?余少华说：“钱会消灭诗歌。”我说：“贫穷不是诗人应有的状态。”我停薪留职，到成都一家集团公司公关部打工。这是1995年6月。

杨诗雨马上给我打来电话，约我见面。他如今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做航空生意。那天下午，我俩一边吃火锅，一边吃西瓜。冷热之间，杨诗雨脸色凝重地对我说：“从现在开始，你要时刻牢记着，你是经商的。既然涉足了，就只有激流勇进，不可再有二心。”他像老师一样给我讲授为商之道。我看得出来，他是由衷地向我和盘托出他这些年所积累的全部经验教训。

1996年的春节来临时，我给余少华一件令他万分激动的礼物：出版社的书号。余少华流泪了，他第一次在我面前流泪。他在诗中写道：“我和石头／坚守真正的诗／我的妻子／坚守最后的爱情。”春节后，余少华的诗集出版了，尽管至今他的诗集还在家中堆放着几百册，但他终于成了作家协会的一名会员。趁着余少华高兴，我劝他：“少华，凭你的才华，如果也像我一样下海，比我更有出息。”他摇了摇头：“我是为诗歌而生的，人各有志，咱们还是不要互相勉强吧。只是，苦了你了。”余少华没有变，也不想变。一个从商，一个写诗，我们的生活似乎又恢复了浪漫，并呈现了生机。

------------

诗人余少华之死（2）

------------

1998年3月份，我升任公关部经理。我打电话给杨诗雨，谈了一下午生意经。临走，杨诗雨说：“我庆贺你升任经理。不知你肯不肯帮我一个忙?”我说：“你不用客气。”他说：“我明天去武汉，有三场重要而艰难的谈判，想请你同行，助我一臂之力。”

两周后，我和杨诗雨兴高采烈地乘船离开了武汉。一路上，山光水色，美不胜收，我的心情特别愉快。不经意间，杨诗雨的身影映入我的眼帘，他凝视远方，脸上一脸坚毅，透出一股男子汉动人的魅力……仿佛一时神志恍惚，不知是我向他走去，还是他向我走来，如梦一般，我们慢慢走到一起，慢慢携手走向他的卧舱……梦醒的时候，一切都晚了。我真的没想过要背叛余少华，从来没有，但是我刚才怎么会不由自主地……大错在一瞬间铸成。我至今还纳闷，那一瞬间我怎么了?

我是爱少华的，我们的生活曾经让我痛苦不堪，难以忍受，我想到要改变生活，但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婚姻。纸包不住火。尽管我更努力去爱少华，尽管我尽力躲开杨诗雨，最终还是被少华发现了。

余少华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在他心目中，爱情圣洁得一丝一毫不容玷污，而我，是和他“坚守最后的爱情”的人啊!

少华不原谅我，不是我的忏悔不够真诚，是他心碎了。他感到“这世界每一个瞬间都布满了灾难／最后的爱情路途上充满艰难”。

余少华停止了写诗。他用刀片割破了自己的手腕。他留下一封信给我：

小春：

我走了，我没有理由再活下去，我没有勇气走进1999年春天。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信末附着他创作的最后一首诗：

“灵魂如今大量扭曲／如何才能预防／毒化的血／……诗人死了／这光荣的俘虏……。”余少华的死让我和杨诗雨背上永远无法消除的负罪感。杨诗雨让我把余少华的遗诗整理出来，我们共同为余少华出版了第二部诗集，也是他的最后一部诗集。

杨诗雨对我说：“少华的死让我想起了青春的梦想。现在我才发现，无论一个人后来发了多大的财，当了多大的官，那种成功的快乐无法抵消当年没有实现青春梦想的那份遗憾。我想，最终能安抚灵魂的，还是最初的青春梦想。”我问：“你还能弥补吗?”他叹了口气：“总是这么想啊!要不，钱财多也会感到灵魂的空虚和痛苦。”

几个月后，杨诗雨拿来一厚沓诗歌稿给我看。等我看完了，他翻出余少华的诗集叹道：“我怎么写也超不过他。”随后掏出一枚金戒指说：“这也是我卖血买来的，不知你能否收下?”我说：“你这是何苦呢?你这样就能实现青春的梦想吗?”他黯然地说：“这是无法排遣的痛苦。我今生所干的并不是我这一生最想做的。我今生两大梦想，一是成为诗人，二是娶你为妻。但这都成了余少华的现实，对我永远只是梦想。如今，少华去了，我良心上永远有一种负罪感，要不是我，他就不会死。想到他，我的良心就难以安宁……”我突然有一种隐忧，杨诗雨的痛苦有些可怕……不久，杨诗雨离开成都去了上海浦东。临行前他对我说：“让我们把爱珍藏起来吧。我不能再亵渎少华的灵魂。”耶鲁有个卖花姑娘

“其实我以前也是在乞讨，”安妮特对《耶鲁每日新闻》记者说，“只是以前我可以给你一朵花作为回报，现在，我只能向你乞讨。”

如果你是耶鲁的学生，或许你不认识这所长春藤大学的校长，但你一定认识她——耶鲁的卖花姑娘。

不管你是耶鲁哪个学院的学生，只要你在耶鲁的校园里走过，就肯定跟这位卖花姑娘打过交道。这位名叫安妮特的黑人女士，与“耶鲁——哈佛橄榄球赛”一样，成了耶鲁校园著名的风景。

“小妹妹，你要一朵花吗?这位兄弟，给你的女朋友买一朵花吗?我的朋友!今天怎么样呀?要不要来一朵花呀？一块钱一朵。”走在耶鲁校园中心的埃尔姆街上，老远就能听到安妮特的叫卖声。她一般都站在校园的中心要道埃尔姆与约克街的十字路口，拿着一大捧生气勃勃的康乃馨向路人推销。有人真买花，但大部分人摇摇头，她也不纠缠，仍然热情地祝他们过得快乐。她似乎认识很多过路人，也有不少人停下来与她搭话。

我大一时就认识安妮特了。那时她卖的不是康乃馨，而是小菊花，用普通白纸或报纸包着，花朵也蔫蔫的。纽黑文有许多路边的“社区花园”，我猜想她的花大概是从某个社区花园摘来的。那时，她每天出没在耶鲁校园的街道上，向过路人搭茬卖花。所谓“卖花”，其实是一种变相乞讨。但安妮特的花很受欢迎，许多人都停下来买她的花，有人虽然不买花，可仍然微笑着与她打招呼，这与耶鲁学生们对无家可归者惯有的冷淡态度大不相同。也许因为安妮特永远笑脸迎人?

我的朋友格蕾丝每次碰见安妮特都会买一朵花，尽管她走开后就会把花扔掉，但下一次仍照买不误。“我愿意把钱给她，她不像其他乞丐，她至少还在尝试着工作，并不只是指望别人施舍。我想鼓励这种行为。”格蕾丝说。“我喜欢她向你说‘你好’时的那种恳切。在耶鲁的路上见到陌生人谁都不答理谁，只有她向你说你好。”另一位朋友说。之后，我也开始偶尔在她那里买一枝小花，慢慢地，我成了熟悉安妮特的耶鲁学生之一。

从断续的谈话中，我了解到安妮特曾经当过建筑工人、油漆工人和食品店助理。她在耶鲁卖花已经快10年了。她从不避讳谈自己的问题：曾经吸毒，并且有轻微的精神分裂症。她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住在纽黑文，由她的父亲和继母抚养。“我有很多问题，可我现在戒毒了，也在看心理医生。我不在意自己无家可归。耶鲁就是我的家。”安妮特说。

在我大三那年的秋天，《耶鲁每日新闻》突然在头版登出大幅文章，标题是《安妮特不能卖花了》。原来，纽黑文的警察因安妮特无照卖花，以“扰乱秩序”罪名起诉了她，如果罪名成立，安妮特就得被关进监狱。

卖花执照要两百元钱，安妮特负担不起。不卖花的安妮特开始愁眉苦脸地站在路边，一边小声地问路人要钱，一边担心地回头张望在一旁注意着她的警察。“其实我以前也是在乞讨，”安妮特对《耶鲁每日新闻》记者说，“只是以前我可以给你一朵花作为回报，现在，我只能向你乞讨。”这篇文章在耶鲁社区引起巨大反响，同学们对安妮特的喜爱和关心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许多人写信给警察局提出抗议。有位热心的耶鲁学生马上着手组织一场音乐会，入场的门票全部捐给安妮特作为申请卖花执照的费用；许多耶鲁学生给逮捕她的校警打电话、发电子邮件，抗议他们对安妮特的不公正待遇；安妮特的朋友们还组织了一场抗议游行，就在安妮特经常卖花的埃尔姆街上，有一百多人参加了这场游行；在安妮特出庭的那天，许多学生手拿一朵鲜花，举着“花之力量”的抗议牌在法庭上旁听。

这个故事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尾。警方放弃了对安妮特的起诉，安妮特拿到了卖花执照。之后，她不再卖蔫头蔫脑的菊花了，改成了新鲜水灵的康乃馨。现在，我每天都能在路边看到她的身影，听到她欢快的大嗓门。

春夏秋冬轮流光临耶鲁，而安妮特是耶鲁所有季节里不变的风景。

(本文作者：高歌)

------------

王菲：当一回自己

------------

我只想做回自己，平平实实地以音乐来打动观众。音乐是没有国界的，是可以相互沟通的“语言”我想用它来表达自己，亦因如此我努力学习，怎样可以更懂得使用它来说我想说的话。

陌生的香港

18岁，我来了香港，这个喧闹不休、浮夸奢华的岛国，教我细小孩般被投进陌生环境，眼里充满惶恐，把过往在北京的悠闲自在生活完全打破，不适应的同时还载满严重的思乡病，但碍于要住满一年才能回去的规定，我只好忍耐着。由于北京的好友们家里都没有电话，我们只靠鱼雁交往，稍稍解慰寂寥。

没有朋友的日子，只靠电视、小说，也解不了闷，终于我打起精神去学模特儿课程，由居住地黄埔，只身到铜锣湾上课，战战兢兢，夹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越显孤独。

完成模特儿课程，走过儿回天桥，我始终没有选择这职业，那种感觉太狼狈了。匆忙得像毫无准备般，当然最重要的是那些时装并不美，我不爱穿，模特儿课程只是我消磨时间的方式，因为爸妈准备一年后送我到外国读书，我怎样也想不到一头栽进唱歌圈子里。

为着解闷的理由，由爸爸托朋友介绍我跟戴思聪老师学唱歌，唱歌的兴趣如潜藏已久的渴望一下子进发出来，心境如破笼而出的小鸟，翱翔天际。

当戴老师把我介绍给陈小宝时，他惊讶于我的嗓子，嚷着要与我签约出唱片，我没有太大的雀跃，只觉得出就出吧！

一切随遇而安。心里所想的是天意让我唱歌，就如飞机终于停泊在人生的驿站一样。

初入江湖

19岁那年，爸妈为我与新艺宝签下了第—张唱片合约，许多许多事我还不清楚，模模糊糊，毫不真切，人生就是如此朦胧而不清晰，无法掌握，不知是好还是不好，只凭感觉走。

就如此这般，被安排参加abu流行歌曲大赛，以一首《仍是旧句子》赢得季军，算是我踏足娱乐圈的第一步。

得奖，出唱片并没有为我增强信心，我依旧患得患失，没自信是因为做任何事都被安排，遇着不喜欢也不敢嚷半句。就这样藏着自我。

内心深处我仍是混乱一片。北京、香港两地的文化冲击，在我心里起了波澜，进入娱乐圈之后，它的快速变幻，令冲击尖锐化，我面对审美标准和生活习惯都不同时坏境，无疑更惶恐，碍于陌生，不敢宣之于口，于是人家说一句，我就信一句，没有主见，这令我感觉很混乱。

幸好当时出现了几个影响我颇深的人，陈小宝、陈健添、梁荣骏，给予我不少意见，时间培养了我对他们的信赖。特别是梁荣骏介绍我聆听各种类型音乐，丰富了我的眼界与知识。

在无惊无险下出了第—张唱片《无奈那天》，我也迷迷糊糊得了金唱片，开始有人注意我，但听得最多的是说我形象老土，说我“串”，当时我根本不知如何是好，辨不清方向，太陌生的环境使我拘谨，成了误解，所以到了第二张唱片《everything》，公司找专人来为我设计形象，我在无可奈何下，照着做。

初冬时节，我踏上飞赴美国的飞机，把香港恼人的—切抛下，选择过另一种新生活：投入校园进修音乐。

这一次的抉择，与决定当歌手、出唱片，同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只是当时我并不晓得。

我明白

返回香港出唱片，心境很单纯，当时我没有退学，写了信给学校暂时休学，一心准备录完唱片，再回去上学。

但一张《cominghome》的唱片，将我的情况改变，特别是—首《容易受伤的女人》，让我被更多人认识，在外间的观念是：“王菲红了!”

身为局中人的我，却有另一个感觉，其实没有什么不同，无可讳言，这首歌带给我许多荣誉，但是我对这没有共鸣。

无可否认，今日我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做我想做的事，这与香港乐坛环境有关。目前我处身其间，我改变不了环境，就如演唱会，我说我已厌倦了花巧的形象，不想再改发型，不想再百变，我只想做回自己，平平实实地以音乐来打动观众。音乐是没有国界的，是可以相互沟通的“语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