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潮汹涌澎湃，气壮山河。海外华侨敌忾同仇，义愤填膺，积极参加抗日，广泛开展义演、义卖、募物、捐款等救亡活动，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波澜壮阔，四海翻腾。

一九三九年，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下，三千多名热血奔腾的南洋华侨机工，满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民族责任感，毅然离别父母亲人，远涉重洋，回到祖国，投身于神圣的抗日救国服务工作。

当时，沿海港口均已沦陷，滇缅公路成为唯一的国际通道，世界各国和海外华侨支援我国抗日的军需物资均赖此路输入。南侨机工不顾个人安危，冒着弥漫的战火，夜以继日地抢运军需辎重及兵员，组装、抢修车辆，培训驾驶、机修人员。滇缅公路沿途山高谷深，地势险恶，道路崎岖，设施简陋，加之敌机狂轰滥炸，路塌桥断，险象丛生。南侨机工沐雨栉风，披星戴月，历尽千难万险，确保了这条抗日生命线的畅通，被誉为“粉碎敌人封锁战略的急先锋”。在执行任务中，有一千多人因战火、车祸和疫疠为国捐躯。在滇黔、滇川、广西、湖南公路以及印度阿萨姆邦汀江机场，南侨机工也担负抗日军事运输任务，勋劳卓著。他们以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在华侨爱国史上谱写出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抗日战争胜利后，约有一千名南侨机工复员回到南洋；留在国内的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继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半个世纪过去了，南侨机工的伟大献身精神一直鼓舞着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统一祖国而努力奋斗！

为了表彰南侨机工的光辉历史功绩，并激励来兹，特树丰碑，永志纪念。

云南省人民政府

一九八九年五月

当时，云南省党政领导人以及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参加了纪念碑落成典礼。如今，该纪念碑已成为世人追忆南侨机工伟绩、凭吊为国捐躯者的英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通过这次活动，我终于在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见到了南侨机工老人王亚六、翁家贵、罗开瑚。这三位历经沧桑的老人，年龄最大的有94岁，最小的也有87岁。这些耄耋老人身上的那份激情深深感动着我。

王亚六，福建莆田人。他在滇缅公路上，有过一段难忘故事。

1941年1月，九架敌机分别对滇缅公路的枢纽“功果桥”进行轰炸，一半桥面坠入江中，日军电台乘机宣称“中国国际通道三月内无通车希望”。几天后，是南侨机工用144个汽油桶扎成浮筏，冒险将载满军火的车队及时抢运过江，而第一个冒着危险将汽车驾驶过江的就是如今南侨机工联谊会的会长王亚六。

2005年7月6日，在南侨机工联谊会，他讲述了发生在六十多年前的事情：

“抗战开始，南洋各地的华侨，支持国内抗战的热潮相当高，纷纷捐款又捐物，不分穷富。我们南洋的老板，也将他5辆中巴车跑一天的全部收入捐献了出来。我自己也将一个月的收入捐出。一次，我还看到一个穿着很破、在码头做苦力的华人，把中午吃饭的两角钱也放进了学生的募捐箱里，自己却饿着肚子继续干活，当时很感人啊！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9)

1939年回国的那天，老板、老板娘，还有我的女朋友都来送行。吝啬的老板娘，这次不仅承诺我今后继续回店工作，还送给我一些钱。自己当时就像英雄一样受到别人的关心和尊重。

我第一次执行任务是到边境小镇畹町，去接华侨援助的一批美国“道奇”牌载重车。险啊！仓促修成的滇缅公路，坡大、路窄，而且迂回在群山峻岭间，稍有不慎就会坠入悬崖，我们在车上都不敢向外看。

接车前，中队长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强调说，原地调头千万要“屁股靠山，车头向崖”。当时，崭新的“道奇”车停在边境，一眼看不到尾。我是第32号车。我们把车开到附近的一个弹药仓库，向车上装了120箱迫击炮的炮弹，装完车，急忙向芒市进发。我们知道，前线的将士们需要弹药，有了这些军用物资就能杀死更多的日本鬼子。

我们每天都早早起床装车，经常几昼夜无法休息，货一卸再回去装，连轴转。1939年到1941年两年多，我根本就没在床上睡过，大多时间都是睡在路上。有点空闲时间，我就往车的坐椅上一倒，马上就能睡着。当局规定每月南侨机工有30元国币津贴，但由于运输任务忙，不少人没领。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机工即行遣散，我在滇缅路的生涯就结束了。”

94岁的海南籍南侨机工翁家贵，接着叙述道：“滇缅公路各方面的条件都艰苦……”

翁老祖籍在海南省琼海市温泉镇，他出生在马来亚吉隆坡。1939年，他响应了陈嘉庚的号召，回国抗日。父亲、母亲也支持他。他父亲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咱们中华民族国难当头，你们去参战是无上光荣的。”

翁老的身体很好，心胸宽广，爱好娱乐，还天天坚持体育锻炼。

2005年7月中旬的一天，我到云南保山市拜访了这位94岁的老人。晚上8时，翁老站在家附近的马路口欢迎我的到来。翁老一口气登上五楼的家门口，转过身子看到我在喘气，笑了，笑得那么善良、可亲，真像自己的父亲。

翁老说，他是第五批回国参加抗战的南侨机工。第五批共503人，直到第九批回国抗战的华侨共3226人。翁老这一批人，是途经新加坡、越南河口到达昆明的。整训后，翁家贵当时分在西南运输处第14大队。他们的任务是从云南的下关到畹町，然后再到昆明，运送外国援华的军用物资。由于1942年切断了滇缅公路，南侨机工当年10月份在遮放解散了。这样，一部分南侨机工便流浪街头，另一些人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你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

翁家贵老人，如今由昆明交通机械厂退休，家在昆明官渡区，可他常常回到保山他女儿家居住。1989年5月，让翁老最为自豪的是，他亲自参加了云南省政府在昆明为南侨机工建立的纪念碑的揭碑仪式。在1995年，他还由马来西亚华侨邀请出资去参加了一次海外纪念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会议。

罗开瑚老人是和我父亲同一批从马来亚太平埠回国参加抗战的海南文昌重兴人，而翁老是海南琼海温泉人，两老人带着标准的海南乡音，回忆当年与我父亲一同回国的故事。

2005年7月6日，南侨机工罗开瑚在联谊会上回忆道：

“早餐是咖啡加黄油面包，中午和晚上顿顿有咖啡。”罗开瑚如是描述当年在南洋的生活条件。然而，为了奔赴抗日疆场，这些海外赤子放弃了相对优裕的生活回国吃苦。罗老说：“9个月时间抢修出来的滇缅公路，实际上是一条土路,而且路途艰险，仅从滇西下关到畹町总计547公里的距离中，便要越6座大山，穿悬崖峭壁8处，跨较大江河5条。同时，滇缅公路又是有名的‘烟瘴之区’。瘴气透过阳光、淫雨、雾气、热浪，弥漫着公路。” 南侨机工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夜以继日地奔波着、战斗着。罗老继续讲述：

“在滇缅路上行车，人人都必须闯四关：一是瘴疟关。此关最难幸免，尤其是被人称之为‘焖头摆子’的恶性疟疾，‘十人得了九人死’；二是雨水泥泞关。雨季中天气常常突变，黑云密布，雷电交加，暴雨骤至，导致山陡路滑，塌方险情，很容易发生事故，车毁人亡；三是险路险情关。下深谷，爬大山，不少地段里上有危悬欲坠的巨石，下有深邃难测的深渊；四是躲避日军轰炸关。1941年10月后，日本飞机开始对这条路上的桥梁进行狂轰滥炸。”罗老继续回忆。

面对这四道“要命”的关口，在这条路上牺牲的人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仅南侨机工先后就有一千多人为国捐躯，平均每一公里的滇缅公路就有近两名南侨机工献出生命！

为了自身生存，他们背井离乡，从海南岛南下到南洋谋生；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他们又从南洋回国赶赴抗日战场，最后叶落祖国的西南边陲云南。如今，这几位海南籍的南侨机工，早已过古稀之年。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就有说不出的一种复杂的心情，一时语塞，眼泪不由自主地从我的脸颊滑落，在场的老机工，握住我的手，沉默片刻后，再拍拍我的肩膀。没有语言的安慰和交流，而彼此心心相通，都知道我在为谁而落泪……

我万万没有想到，在父亲逝世整整二十年后的今天，这几位和父亲有相近的年龄、相同的经历和遭遇的老人，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一起回忆着他们的往事，而且是我所不知晓的一些南洋机工的故事。老人时而激昂的情绪，时而对已故老战友追忆的悲伤，深深地打动了我，驱使我对那个年代的细节作深入的了解，追寻父亲所走过的足迹。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10)

第一次见到这三位南侨机工，仿佛遇见了年迈的父亲，重新告诉我他的往事……

通过几天的相处，我突然发现这几位老人与父亲晚年的生活习惯特别相像，保留着南洋人喜欢喝浓咖啡的习惯，见到客人第一句话总是：“喝咖啡吗？”让人未喝到咖啡就闻到了南洋咖啡的浓香味。

会后，我走访了父亲抗战时期走过的保山、芒市、遮放、腾冲、龙陵松山遗址、惠通桥和缅甸的滇缅公路。这条抗日救国的生命之路，在崇山峻岭中环绕延伸着，时而与天相连，时而与谷相接。我耳闻目睹了当年抗战运输的艰难险阻。一路上我在想，这些南侨赤子能头顶敌机的轰炸和扫射，夜以继日地奔驰在悬崖峡谷中，驱使他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唯一信念，那就是民族和国家的存亡高于一切！

2005年5月，我在南京与当时在缅甸作为华侨大队队长的王楚英老人见面时，他详细地告诉我，在印度兰姆伽整训时，我父亲在美国汽车学校任助教和中国驻印军炮四团服役的抗战经过。告别时，他紧握着我的双手，心潮澎湃，激昂有力地说：

“你应该为有这样一位父亲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他为国家的存亡，为民族的利益，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放弃在南洋优裕的生活回国抗日。他将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连，他的一生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最后，王楚英老人给我已故先父题字：

“爱国侨胞、抗日将士陈邦兴千古”。我将王老的题词，请石匠刻在石头上，竖立在父亲的墓旁，让后人永远记住他的抗战历史，记住南侨机工。

接触到南侨机工的这段历史，情感常常驱使我牵挂那些健在的老机工。要让更多人知道这一段艰难而光辉的历史和动人故事，教育后人，永远记住这些为民族的解放而献身、洒热血的前辈。

在昆明参加抗战6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联谊会的秘书长陈达娅告诉我，有一位广东顺德籍的南侨机工刘承光，现在新疆农垦退休在家，已是90岁高龄的老人，工资待遇偏低，保姆费用都无法解决。知道此事后，我心急如焚，回到北京立即找到中国侨联副主席林明江，汇报了这一情况，并递交了这位老人的申诉和云南省南侨机工联谊会的报告，希望中国侨联能帮助解决问题。林明江副主席很重视此事，并立即作出批示，转新疆侨联落实政策。2006年1月，云南省南侨机工联谊会的秘书长陈达娅通知我，这位老人托人写信到云南省南侨机工联谊会，告知新疆已落实南侨机工的待遇政策，补发了工资，现在这位老机工的退休工资也从原来的六百元，增到一千贰佰多元，晚年生活得到了保障，心中非常高兴，希望联谊会转告中国侨联和林明江副主席，感谢侨联领导对老机工的关心。对此，我深感欣慰。

2006年10月初，我到海南东方市寻访92岁的老机工黄万全，得知老人住院的七千多元医疗费没有钱缴纳。回到北京，我将老人的医疗费问题向林明江副主席汇报后，林副主席又立即指示，从侨联基金会中拨出专款，帮助解决部分住院费用。

以上事例不但表达了我对仍健在的老机工时刻牵挂之心，也显示了中国侨联对南侨机工一贯的关切之情。早在1986年1月，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萧岗就率领调研组赴云、贵、川三省对南侨机工的落实政策问题进行了调研，促进了南侨机工历史遗留问题的早日解决。1986年11月，庄明理副主席又陪同陈嘉庚先生之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共存先生，沿滇缅公路访问留居云南省的南侨机工，并与全国侨联顾问张楚琨先生共同努力，促成了“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的建立。该纪念碑于1989年7月南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战50周年纪念日之际在云南昆明揭牌。1995年8月，中国侨联给每一位健在的老机工发“荣誉证书”和生活补助金，以资表彰。2001年7月，中国侨联又将“南洋侨联机工抗日纪念碑”定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