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护。

伤害

毕业后，丁盟到广州工作。其他的同学也读博的读博，工作的工作。惟有我还在做着出国梦，毫不介意机会在我手中已悄悄地溜走。

刚毕业的时候奥瑞根就告诉我，签证快办下来了。可是他说的所谓快，竟然拖了一年多。起初，他告诉我签证卡得紧，但过一阵就好了，我将信将疑。后来，他甚至连资金担保有问题这样的借口都用上了，这明显是搪塞。我催了他无数次，并开始怀疑他是故意拖着不办，或是他能力有限。有一次，奥瑞根发火了，他把门打开，做了个请的姿势，说：“你要走就走吧！我不拦着你。”我无计可施，向他道了歉，反而又哄了他半天。我能怎么办呢？他是我的经济来源，又是我出国的希望所在。我的心里更烦闷了，但又不敢对奥瑞根发脾气。

时间长了，奥瑞根对我产生了厌倦，开始与别的女人来往。为了解闷，我爱上了旅游。2002年5月，我和好友在黄山玩了一个星期。回来时，奥瑞根已不见了踪影。他悄悄搬走了，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我发疯似地到处打听他的消息，终于从他朋友处打听到他已经回国了。

其实，从一开始奥瑞根就知道我想把他当作出国的跳板，我被抛弃的结局早就注定了。只是我太傻，一直没有留意到他的异样。

听到我被抛弃的消息，许多人专门赶来看我笑话，特别是那些曾被我的高傲伤害过的男生。我这才发觉自己原来是这么不讨人喜欢。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那以后我看见外国人就发抖，他们让我想起奥瑞根，想起我那段屈辱的经历。

我仅有的那点积蓄很快花光了。幸亏，那位我很尊重的大姐借了些钱给我，还热心地帮我出主意，她说：“丁盟发展得不错，他现在被公司调回武汉了，还在向同学打听你的消息呢，也许他能帮你。”

可是我没有脸见丁盟，他肯原谅我吗？犹豫了很久，我还是拨通了他的电话。他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得到了一份工作。

单位待遇还不错，可工作压力也特别大。我闲得太久，对紧张的节奏不太适应。刚开始，我很不顺心，能坚持下来，全靠丁盟了。他经常打电话来鼓励我，还帮我解决了不少工作上的难题。他把我从灰心绝望中拯救了出来，渐渐我成了一名合格的白领。

原来爱情不可以重来

丁盟看起来很风光，但也有许多烦恼。我们同学三年，有许多共同语言。因此，他常打电话来向我倾诉。我们经常从日落黄昏聊到第二天东方发白，话题从感情到工作无所不包。

这个老同学越来越让我着迷了，他的一句话常常让我回味半天，他从话筒里传来的声音在我听来也特别有魅力。我暗示过他好几次，可他没什么反应。但有时见面，他会和我开些暧昧的玩笑。我故意追问他，他又羞得面红耳赤了。

这时的丁盟已经有未婚妻了，是个温柔且聪明的女孩子，名叫许美（化名），她知道丁盟以前喜欢过我，故意约我去他们家吃饭。每次，她都以女主人的身份招待我，还常常当着我的面把饭菜一口口地喂进丁盟嘴里。看着他们亲热的样子，看着丁盟的眼里充满甜蜜，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是滋味。但我又不得不陪他们坐下去。出来时，我总是感到后悔，要是当初我接受了丁盟的爱，现在和丁盟在一起的人就是我了。

我不愿再一次失去丁盟了，只要他们没结婚我就有希望。

可是丁盟委婉地告诉我，他帮助我只是因为我们是朋友和知己。他明确表示许美以前为他吃过太多苦，他不会背叛许美。我言不由衷地说：“话说明白了就好，我也觉得这份友谊很可贵。”听到他的断然拒绝，我的心在滴血。

尽管我努力克制着自己，但感情岂是说断就能断的？每次和丁盟碰面，我的心依旧会狂跳不止。丁盟肩上落个线头，我会顺手帮他弹掉。他有咽喉炎，我会为他捎上一盒药。甚至和他说话，我也特别温柔，就像他曾经容忍我的坏脾气一样。

有次老同学聚会，我、丁盟，还有许美都去了。席间，有人发现我看丁盟的眼神有些异样，可是丁盟面无表情，只是不停地给身旁的许美夹菜。泪水顿时模糊了我的眼睛……爱情在我醒悟过来的时候已经偷偷溜走了。

我和丁盟现在还经常碰面，有什么困难，我们会一起分担，有什么快乐，我们也会一起分享。看到许美和他那么恩爱，一方面我祝福他，一方面我的心里也会隐隐地痛……

当初，因为丁盟不可能成为邹莹的出国跳板，所以她把他的一颗真心丢在了地上。现在，她想重新拾起这份爱，可是已经晚了。

五年后，他们的角色正好换了个位置，等待的人变成了邹莹。但邹莹自己也承认，她态度的改变和丁盟的地位的提升也有关系。她是只想找个靠山，还是真的对丁盟产生了真情？她该不该彻底放下和丁盟的这段感情呢？

亲爱的朋友，您对邹莹有什么建议吗？今日下午5时前可以与记者联系，致电95838－2702676或发电子邮件到：hjb－1234＠163。com。

第四十一章从残疾画匠到百万富翁：拄着双拐闯天下

倾诉人：李建华年龄：42职业：私营业主采访地点：李建华办公室采访时间：5月29日（华兴制鞋厂位于古田路的一条不起眼小巷内。下午4时，李建华正在车间里指导工人生产，电风扇“呜、呜”地转着，但他的额头上还是有些细微的汗珠。

显然李建华的生意没受“非典”影响。据他介绍，为了赶最近的一批订单，工人们已经加班了好几天了，今天晚上才能顺利完成生产定额。

李建华带我走进了他的办公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盆仙人球，他对我说：“我就喜欢养仙人球，因为它生命力异常顽强，看着它们我身上就有劲。”）

少年时代

1961年5月6日，我出生在一个环卫工人之家。1岁多时，我不幸染上了小儿麻痹症。为了给我治病，父母抱着我跑遍了武汉市大小医院，可最后我还是不得不给我配上了拐杖。

从懂事时起，我就明白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因为双腿有残疾，我不知受了多少歧视和嘲笑。别的小朋友能够奔跑嬉戏，我却只能在眼巴巴地看着。当我鼓足勇气走上前去想加入他们，那些不懂事的小孩却用“造粪机、铁拐李”来称呼我，我惟有退到一旁独自垂泪。

有位邻家大哥很喜欢我，经常教我拉二胡。靠这点音乐天赋，我进了校声乐团。在那里，我交了一帮朋友。正在我兴致勃勃的时候，声乐团的指导老师却劝我退出，他说：“你外形有局限，搞音乐一辈子也难搞出个名堂，你还是老老实实地读书吧！”我知道他是出于善意，可这兜头一盆凉水还是让我很长时间没恢复过来。

那个年代，我父母被人蔑称为“扫大街”的，可只要我有学习上的需求，他们即使借钱也要满足我。初二那年，父母为爱好文艺的我专门请了位国画老师。当时，我家每月仅有100来元的收入，却要从中拿出20元来支付我的学费。我知道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就异常努力，很快入了门，甚至我的两个哥哥，还有妹妹在我的带动下也着了迷。我的进步很快，靠着这一技之长，我身边又围满了朋友。

读中学后，我明白了拳头并不能解决问题，文化和知识的力量才是无穷的。为此，我刻苦地读书。全校600多人中，我稳占前5名。但在1979年，按照国家规定残疾人是不能参加高考的。高考前夕，我的情绪因此变得异常低落，我觉得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没用，还是被命运玩弄于股掌之间。我绝望地想：难道我一辈子就只能靠父母养活了吗？父母又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没有更多的能力为我安排个好的工作，那我未来还有没有希望呢？是不是我将来注定要在街头巷尾乞讨呢？

那段时间我很沉沦，虽然老师不断开导我，可是没什么用。

画笔就是我的翅膀

高中毕业后，凭着过硬的美术功底，我考进了一家街道开办的工艺美术厂。一些肢体健全的同学那时还在街上闲逛，看着他们羡慕的眼神，我领悟到了自己的价值。有位诗人朋友对我说：“画笔就是你的翅膀，它会带着你飞向远方。”

可我的美梦刚刚开始，就被现实的残酷给浇灭了，1982年街道工厂由于经营不善倒闭了。见到我失业了，有位素来看不惯我的长辈笑话我：“你一个瘸子，能有什么出息呢？莫非你以为自己会画两笔画，就能飞起来不成。”对此，我只能一笑了之。

那段时间，我向老师、朋友学习各种画风，趁机提高自己。但我心里仍忍不住发慌，失业日子实在太难熬了。1983年，有家国营美术公司开始招工。在周伯昌老师的大力推荐下，我进了那里做画师。

我的身体残疾成了大伙的笑料，一个当保管的女同志经常刁难我，她说我着急的样子蛮好玩。有一次，她又给了我一条坏板凳，并对我说：“你一个瘸子画匠正好和瘸板凳相配。”我的怒火终于爆发了，我一拐杖挥了上去……事后工友们帮着我说话，连她丈夫都说她太过分了。

整整当了两年的临时工，我才转正。刚成主人，公司效益却开始急剧滑坡。1985年，我毅然承包了公司的字画部，从制作到销售一把抓。虽然没挣到什么钱，却证明了我的能力。可惜的是，由于外贸公司的人事变动，到了1986年我不能再承包下去了。此后，整整一年我没有什么固定收入。

我决定上门推销字画，可事情并不像我想得那么简单。平时，我不太讲究穿着，而当时的宾馆已经开始奉行“衣冠不整，恕不接待”的政策，所以，门卫经常让我品尝闭门羹的滋味。门都跨不进去，怎么向客人们推荐自己的作品？一次又一次，我满怀希望地拿着作品出门，最后都是灰溜溜地回来。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收获的只是失望与焦急。

一位朋友是国际旅行社的导游，他非常同情我，为我介绍了几位晴川饭店的字画销售部的工作人员。他们帮我把画卖给了外国游客，当我从饭店取回5幅画的900多元润笔时，往日的苦闷一扫而光，对未来一下子有了信心。原来离开单位我一样可以生存，而且可以活得更好。

拿到这笔钱后，我带着刚退休的父母到北京转了一圈，父母异常欣慰。凭着我的国画手艺，我过上了中上水平的生活，1987年我和一位潜江姑娘结了婚。

我办起了布鞋厂

1989年来自外国的游客锐减，国画也卖不动了。我决定放弃绘画，因为妻子一直没有工作，我得负责一家人的生计。那几天我难过得睡不着，可我还是封了笔。

我买了台机器在家里开始生产拖鞋，可惜出师不利，我们一下子就亏掉了近5000元。

栽了跟头，我也看到了潜在的商机，之所以亏本，是因为我对市场、技术不熟。这时，一位布鞋厂的退休工人拉我合伙办厂，我答应了。我东挪西借了1万元，把工厂开起来了。我们生产灯芯绒布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懒汉鞋，厂很小，员工还不到20人。一双鞋的利润只有8毛钱，不过积少成多，一年下来我居然赚到了1万多元，我掘到了第一桶金。

一年后，有了经验的我单独承包了一家街道厂。这次我投入了2万多元，雇佣了30余名工人。工厂在平稳中前进，三年后我的工厂已经雇佣了100名员工，月产布鞋6万双。这时，本地市场竞争激烈多了，利润下滑到每双鞋不足1毛钱。

每个生产环节我都精打细算，我甚至规定如果缝衣针断了，必须拿旧针来更换。我与师傅一起打样、核算，做哪个鞋号都要反复计算，销售也是我自己北上南下四处跑出来的。

我揣着样鞋，拄着拐杖，拿出当年销售字画的执拗劲，南到广州，北至哈尔滨，东至上海，一点点打开了销售局面。我总是住在市郊那种8人一屋的便宜旅馆内，在北京就睡澡堂子。有一回在广州，我发了高烧，病中口渴得要命，但是连给我送口水的人都没有。整整三天，我看着人们在我身边走来走去，却没有一个人理我。闷热的屋里又没有空调，我身心俱疲，甚至想到了死。病情稍微好转后，我又强撑着去推销。

也许是苦吃得太多了，苦在我眼里都不叫苦了。但在昆明的那一次，还是差点把逼上绝路。1994年7月，我到昆明去开拓市场，碰到了自称一个国家干部的汉川人，他说：“你一个残疾人挺不容易的，干脆我订个两万双，来帮帮你吧！”他表情诚恳地拿出证件给我看，我对他深信不疑。

我把两万双鞋发到昆明后，他说：“你腿不方便，我来押货吧！”两万双鞋装在他开来的大货车上，我和他的朋友坐在出租车上紧随其后，可是开着开着却不见他的踪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