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者可引起脂肪肝、酒精中毒性肝炎、营养不良性肝炎及肝硬化等。

酒精造成的营养不良，往往易于被忽视，实际上不少酒精依赖者合并有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一些人因经济条件不好或生活习惯的原因，饮酒时进食的主食、副食少，当地称之为喝“寡酒”。酗酒者的有限热量，主要靠酒精氧化产生，这时酗酒对健康的影响就更大了。

也有研究证实，一般酗酒者中的30%～80%有维生素bl缺乏，60%～80%有叶酸缺乏，50%有维生素b6缺乏。另外，酒精对神经、血液、内分泌及生殖等系统的危害也是不可低估的。最近不少研究发现，由于酒精可对睾丸、卵巢产生毒性，因此酒精依赖及酗酒者的性功能明显减弱，内分泌功能受影响后，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明显增高。

关于酒精依赖的预防，关键措施是宣传教育，让人们懂得酒滥用、酗酒、酒精依赖的危害，对一些高危人群，在早期采取干预措施，以免进一步发展，因为一旦形成了酒精依赖，治疗的效果就比较差。

健康链接

过量饮酒，身体很受伤

饮酒过量，最受伤的莫过于肝脏。酒最核心的化学物质是酒精（即乙醇），常说的醉酒，实际是酒精中毒。因为酒精进入体内90%以上是通过肝脏代谢的，其代谢产物及它所引起的肝细胞代谢紊乱，是导致酒精性肝损伤的主要原因。据研究，正常人平均每日饮40～80克酒精，10年即可出现酒精性肝病，如平均每日160克，8～10年就可发生肝硬化，这是多么耸人听闻的数字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厉有名教授带领一个科研小组，曾对浙江省城乡共2万人口做了一个有关酒精摄入等方面的调查，结果表明，人群酒精性肝病患病率为4.34%，连续5年以上每天摄入酒精超过40克者，48%的人会患有不同程度的酒精性肝病；酒精性肝病基本发生在饮酒年数大于5年，酒精总摄入量超过100千克的饮酒人群中。

有研究表明，过量饮酒比非过量饮酒者口腔、咽喉部癌肿的发生率高出两倍以上，甲状腺癌发生率增加30%～150%，皮肤癌发生率增加20%～70%，妇女发生乳癌的机会增加20%～60%。在食管癌患者中，过量饮酒者占60%，而不饮酒者仅占2%。乙型肝炎患者本来发生肝癌的危险性就较大，如果饮酒或过量饮酒，则肝癌发生率将大大增加。

除此之外，过量饮酒还会对身体其他部位产生不良影响。

大脑：摄入较多酒精对记忆力、注意力、判断力、机能及情绪反应都有严重伤害。饮酒太多会造成口齿不清，视线模糊，失去平衡力。

生殖器官：酒精会使男性出现精子质量下降；对于妊娠期的妇女，即使是少量的酒精，也会使未出生的婴儿发生身体缺陷的危险性增高。

心脏：大量饮酒的人会发生心肌病，即可引起心脏肌肉组织衰弱并且受到损伤而纤维组织增生，严重影响心脏的功能。

胃：一次大量饮酒会出现急性胃炎的不适症状，连续大量摄入酒精，会导致更严重的慢性胃炎。

中国人应该怎么吃

专家赵霖简介

赵霖，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微量元素研究室主任，兼任营养科副主任。担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微量元素分会副理事长，中国老年保健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等国内外重要学术团体委员或常务理事。2001年被香港特区保健协会聘为医学顾问。2002年被聘为国家农业部“绿色食品专家库”专家成员。曾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二、三等奖共5项。先后在国内外专业杂志发表论文80篇，科普文章30余篇，参加8本书籍的撰写和翻译，其中《中国人怎么吃》一书于2001年获“第四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二等奖，曾在南京等地进行演讲，深受老百姓的好评。

欧美饮食

法国一位著名学者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一个民族的命运要看她吃的是什么和怎么吃。”中国有句古话：“饮食者，人之命脉也。”世界卫生组织对影响人类健康的众多因素进行评估的结果表明，遗传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居首位，为15%；膳食营养因素对健康的作用仅次于遗传因素，为13%，远大于医疗卫生条件因素的作用(仅为8%)。由此不难看出，膳食营养对人体健康是多么重要。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营养过剩、不良生活方式造成的疾病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各种致命的慢性病——即所谓现代“文明病”，肥胖、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脂肪肝、动脉硬化、糖尿病等的发病率大幅度提高，肥胖已经成为威胁儿童健康的严重问题。2002年我曾在医院看见两名产妇生的胖孩子，一个5000克，一个6000克，出生后发现全是先天性糖尿病。我问这两个孩子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都吃了什么?她们说自己一怀孕就成了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什么都猛吃，葡萄都是一斤一斤地吃。饮食无度、营养过剩是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

现在相当多的家庭，动物性食物超过了膳食构成比例的60%。长此以往，就产生了“文明病”。什么叫文明病呢?就是代谢功能障碍造成的病症，又被称为“五病综合征”。就是以肥胖为核心，包括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病及糖尿病。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因营养过剩死亡人数首次超过因营养缺乏死亡人数。

朝鲜战争时期，曾有人对年龄在20岁左右的美、朝死亡士兵进行尸检，结果惊讶地发现，两者的动脉硬化程度竟有很大差别。究其原因，就在于自幼年开始，西方的膳食结构就在美国兵体内埋下了“定时炸弹”，使其患心血管病和高血压的隐患大大增加。所以中老年时患病，并非完全由于发病前一段时间饮食不合理，而是年轻时就已埋下了“祸根”。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郑树教授领导的课题组，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南加州大学合作，对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大肠癌的发病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生活在加州的华人患大肠癌、直肠癌的发病率远高于浙江人。将美国加州与浙江两地人群进行对照，以一个病人与三个健康人的比例，在两地各选择了1200人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移民美国20年的华人，由于长期摄入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的饮食，又缺少运动，日积月累，使他们在健康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患大肠癌的危险性竟比浙江居民高出3～5倍。已知83%的大肠癌发病与环境因素有关，而饮食因素是最主要的环境因素，主要诱因就是高脂肪、高蛋白、高热量、低膳食纤维的西方膳食结构模式。

下面我先来给大家说说什么是“文明病”。“文明病”是一组相互联系、互为因果的代谢性疾病，西方称之为“五病综合征”。这是一组与营养摄入过剩密切相关的“富裕型”疾病，过去多发生于中老年人，而现在发病年龄在不断下降，这些疾病及其并发症已成为当今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杀手”。难怪美国人惊呼：“文明人痛快地吞进了‘文明病’，用自己的牙齿在制造坟墓!”

在座都知道，我国传统膳食以谷物为主，副食是新鲜的天然食品，不作精细加工，糖的食用量较少，茶为大众化的饮料，烹调大多使用素油。西方营养学家认为我国传统膳食结构是防止肥胖等富裕病发生的最佳膳食。近十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国人膳食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以上海为例，1992年该市城乡居民粮食摄入量比1982年减少22%，动物性食品的消费却增加了1.5倍，其中畜肉升了3.6倍，乳制品增加了5倍，油脂增加约70%；食用高糖、高脂肪的食物增多，吃洋快餐、喝含糖饮料日趋普遍。我国食物中由脂肪提供的热量由1959年的9%上升到1992年的27%，接近了30%的上限，超过全国城市平均水平(25%)，并已高于日本(24%)。与此同时，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已成为头三位死亡原因，其中与饮食营养关系最为密切的心脏病死亡率已高于日本，这与战后日本的变化极为相似。这一切都说明：随着膳食结构“西化”，“文明病”已登陆中国。

中华饮食(1)

韩国近年来举国宣传、推行“身土不二”的口号和运动，其含义实际上是渗透了中华民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传统思想。我国各地的风味小吃，如包子、饺子、馅饼、馒头、面条、米粉、馄饨、元宵、粽子，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食品——西安的羊肉泡馍、兰州拉面、扬州蛋炒饭、武汉热干面、延吉冷面、天津嘎巴菜、潍坊的朝天锅等，都是供应快捷、营养丰富、食用方便、滋味美好的中华民族快餐。不难看出，吃来吃去，最适合中国人健康的，还是我们民族自己的饭菜。1945年毛泽东主席赴重庆谈判时，初到之日的招待晚宴是黄油、面包、牛排等，次日早饭还是西餐。他对秘书说：“吃饭也学美国人，中国人不吃中国饭，我不习惯，你去商量一下，换成中餐。”当改成中餐后，他高兴地说：“对嘛!中国人还是应该吃中国饭的。”这不仅是他生活习惯的反映，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坚持民族膳食结构的深邃的饮食观!1956年，毛泽东在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曾说：“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的烤鸭有特殊性，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当得知美国贵宾对中国的烹饪文化赞赏不已时，毛主席说：“我相信，一个中国菜，一个中药，这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中国传统饮食提倡食品种类多样化，提倡含不同营养成分的食物之间的互补。众所周知，“五谷为养，五畜为益，五果为助，五蔬为充”的膳食结构，具有广杂性、主从性和匹配性。这种膳食结构不仅适合人类消化道的组织结构和人体生理全面营养的需要，有助于人类的健康和种族繁衍；更重要的是能缩短人类食物链，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现有自然资源，提高食物的资源效益。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农业为了增产的单一目标，滥用化肥。这种耗能型的化学农业不仅造成巨大的能源浪费(每增产一倍粮食投入九倍的化肥)，而且使土壤板结，团粒结构减少，土质遭到破坏，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中华民族通过自觉、漫长的农业生产实践，积累了一整套中国独有的、维持农业生态系统基本稳定与平衡的理论、方法和措施，建立了以耕、耙、耪、锄为中心，施用农家肥，保持水土，种植绿肥作物，轮作倒茬，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的生态农业体系。这比欧洲出现的绿肥与轮作的农业整整早了1200多年。难怪西方有识之士以羡慕的语言赞美中国传统生态农业“是世界上已知的最为惊人的成就之一”。我国传统生态农业使用种类繁多、养分齐全的农家肥料，这样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营养丰富，内涵充足，质量上乘。食用大量不同种类的生态食物，这正是中华民族如此聪明智慧的原因之一。

祖国医学第一部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有“食饮有节，谨和五味”的至理名言。文中“虚则补之、药以祛之、食以随之”等句，指出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不能单靠药物，必须密切配合饮食调理。古代名医扁鹊也认为，饮食调理是医疗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至宋朝，《太平圣惠方》中列出了对28种疾病进行食疗的具体方法：如水肿病人食黑豆粥，咳嗽病人食杏仁粥，明确了饮食的治疗学意义。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邈所著《备急千金要方》中已设有“食治”专篇，收载药用食物154种，分为果实、菜蔬、谷米、鸟兽四类。

有不少中药，人们也常当做食品来服用，如枸杞子、首乌粉、冬虫夏草、薏仁、金银花、西洋参等。正是由于食物也是药物，药物也当做食物，食物也有性、味、归经之分，有着良好的食养、食疗的效果，所以，古代医家常把食物的功用、主治与药物等同起来。例如，牛肉作为食品，能补脾胃，益气血，古代医家就把牛肉的功效与中药黄芪画上等号。《韩氏医通》就曾直言：“黄牛肉补气，与绵黄芪同功。”羊肉甘温，益气补虚，名医李东垣认为：“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是也。”将羊肉之功与人参并列。近代也有学者将海参、狗肉的功用比做红参，《五杂纷》云：“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曰海参。”

中国自古以来的“滋补养生膳”，就是根据人体健康状况，用包括蔬菜、谷物、肉类在内的各种食物补充和调节人体营养的平衡，也就是利用食物具有的药效调整人体健康。中国古代就有“以食代药”的主张，提出了世代传诵的“药补不如食补”的名言，前人在这方面积累的经验是很丰富的。根据食物的性味进行科学搭配，就会成为具有“食养”和“食疗”效果的膳食。在运用“食补”的过程中，对“后天之本”——脾胃的功能也十分重视，尤重保养脾胃之气，如服桂枝汤后“燥热稀粥”，即取其培补汗源(脾胃)之功。又如白虎汤中用粳米，也在于保养胃气。十枣汤中用大枣，同样是取其甘温养胃补中之功。用食品保养胃气的例子还有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