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怎么处理？你能卖掉这个工厂吗？能卖给任何人吗？有时你能卖给本国人而不能卖给外籍人；有时你也可以卖给外籍人，有时却只能在国家机构批准的情况下卖出。如果收购这种企业，你究竟得到什么权利呢？我认为，在一些经济学家中，产权的定义是简单而又独特的，你能联系某些事物根据法律界定你的权力是什么。

记者：通常，一国的经济学家对该国实际的经济运行是如何发生影响的呢?

科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难题。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学者当中的有些人应参与公共政策的制订，使领导层高兴。但我更希望看到在促进中国经济实际运行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改革的真正影响并不容易看出来，也不会很快就产生什么影响，虽然我们知道它产生的影响是好的。从长期来看，我们会成功。你看，就太阳来说，人们也指责过，比如几年前的“maison”现象，由于科学研究工作，使maison发生了变化，悲观态度也消失了。人们过去曾治疗过现在认为是根本无法治疗的疾病。人们就医时，希望医师能告诉他们该怎么做，而医师则会具体告诫他们。这跟现在的政治很相似。

我希望看到中国的经济学者研究中国经济体制，了解经济体制运转机制、出现的新情况、改革的效果。不管是否得到政府的鼓励，因为那取决于你的结论。政府官员们对结论非常感兴趣，他们对经济体制如何运行并不感兴趣。我希望看到他们（经济学家）从事研究工作时，不是靠从西方经济学中衍生出来什么。我愿意从一些问题着手，然后决定如何去分析这些问题。而不能说这是西方使用的技巧，我们可以在这里运用，因为这些技巧可能不适应解决某些特定的问题。

记者：您是美国经济学家中研究最具特色的一个，您能给我们说说您自己吗?

科斯：我从未学习过经济学类的课程，从没有。那使得我的思维不受任何约束，十分自由。这是一个优势。如我去接受经济课程的训练，就会学习一些技巧和思维方式，然后透过那些有色眼镜去观察这个世界。我幸好不曾有那种眼镜。这是对我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不是谁对我产生什么影响，而是一些偶然事件对我产生影响。

大师经济学纵横谈之四(2)

我前不久在圣安东尼奥做了一次演讲。不知你们是否读过m&p出版社出版的《律师的一生》（life of a lawyer）。该书将发行一个新版，我做的演讲将被收录其中，那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一生的记述，当中我解释了使我最终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的所有偶然事件。

汪丁丁专访萨缪尔森(1)

由于秘书的疏忽，萨缪尔森教授没有预先看到我的问题。秘书终于找到我一个月以前发来的传真，交给教授。在我们开始谈话之前，教授要求先读完我的传真。然后，他看着我的问卷随想随说。所以我的采访基本上是他一个人在说话。但他后来也给了我提问的机会。为了读者能够看得懂他的谈话，我把我6月7日发给萨缪尔森的传真信作为“附件”，但放在他的谈话前面。

1998年6月7日给萨缪尔森教授的信

尊敬的萨缪尔森教授：

我非常感谢你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下面的导言是我为中国读者写的。请你就其中任何不妥当之处提出批评。你对导言以及下面的问题的批评将同你对问题的回答同等重要。

萨缪尔森教授，196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通过瑞典银行设立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你在1970年获得该项荣誉使你成为获得该奖的第一位理论经济学家，比另一位理论经济学家希克斯获得该奖早两年。希克斯1939年发表的《价值与资本》，与你1947年发表的博士论文《经济分析基础》被认为是开创了当代经济学正规化的两篇“大师作品”，而你们两人则被尊为战后在微观经济学里面振兴“后瓦尔拉”学派和在宏观经济学里面振兴“后凯恩斯综合”学派的奠基者。诺贝尔委员会在授奖报告中提到，二次大战以后的二十年里，经济学的正规化过程在两个方面同时展开：首先是1969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两位欧洲经济学家，丁伯根和弗里西，他们在经验数据分析和动态建模方面做出了贡献;其次是你在理论经济学方面的贡献。（汪注：关于诺贝尔委员会的这一评价，萨缪尔森教授表示应当更正，见下文他的谈话。）

如果我们浏览一下你1966年至1986年间发表过的著作（这些著作被辑为五卷发表），那么第一个印象将是你研究领域的如此广泛，经济学只是这许多领域中的一个，你在其中所做的贡献显著地推进了人类在该领域里的理解。第二个印象，也是我将主要讨论的，是你的研究兴趣和你所发表的著作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可以叫做“时间模式”的密切联系，这一联系同时还与当代人类社会的演进密切相关。关于后面这一点，即你的研究兴趣总是围绕着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展开，请允许我引述当年代表诺贝尔委员会对你的工作进行评价的雅瑟。林德贝克教授的发言：“……你（指萨缪尔森）已经在事实上为过去几十年内的几代经济学家确立了他们思考的模式。可是不论你的作品已经达到了多么高度的抽象，你在你的作品里所关心的问题仍然是现实世界里重要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现在我可以讨论表现在你的作品中的时间模式了：首先是经济理论的基础，你的两篇论文《纯粹资本理论的一些特征》（some aspects of 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关于效用的度量的一个笔记》（a note on measurement of utility），它们都发表于1937年，你当时22岁。四年以后，你又在创立局部均衡分析的经济学语言方面做出了带有根本重要性的贡献（语言是思维的形式），那就是你的论文《均衡的稳定性：比较静态分析和比较动态分析》（the stability of equilibrium：comparative statics and dynamics）。

在我看来1941～1945战争期间你获得了许多时间来重新解释你二十多岁时发表的那些论文从而使世人更容易理解。这导致了《经济分析基础》和著名的“萨缪尔森《经济学》”第一版（名为economic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的发表（分别发表于1947年和1948年）。这两本书将新的语言带给了经济学。所以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战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其实开始于你战前写的那些论文以及你战争期间服役于国家资源计划署等公共部门所获得的重要体验。

你对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兴趣导致了你的论文《用已显现偏好描述的消费理论》（consumption theory in terms of revealed preference）的发表，当时你35岁。也是在你三十多岁的时候，你独立发现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定理——要素价格趋同定理（《国际贸易以及要素价格的趋同》（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equalization of factor prices）《再论国际要素价格趋同定理》（international factor-price equalization once again）。作为你对一般均衡分析的贡献，你发表了论文《要素与商品在一般均衡下的价格》（prices of factors and goods in general equilibrium），当时你38岁。同年你又在动态经济理论方面作出了同样具有基本重要性的贡献，那就是你的论文《定常规模收益下的平衡增长》（balanced growth under 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你在四十岁的时候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以及稍后发表的专门向经济学家解释你的这篇文章的文章《公共开支理论的图形表示》（diagrammatic exposition of a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彻底改变了公共财政理论分析的方向。

接下来发生的，是被叫做“两个剑桥之争”的资本理论论战。这场争论实质上是要解决战后重建工业社会时人们面临着的那些重要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秩序的问题。而你在战争期间就关注着这些问题，通过你在各种全国性公共机构里担任的咨询工作，其中包括联邦储备局和国家财政部的顾问工作，以及肯尼迪总统（和他在做参议员期间）的经济事务顾问。在这次涉及范围极其广泛的理论论战中，你对许多领域做出了显著的贡献，其中包括经济增长理论，规划理论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货币与利息理论，变分法在资本积累动态过程中的应用，诱致性技术进步理论，等等。

汪丁丁专访萨缪尔森(2)

由于你长期以来对经济分析中“不确定性”的重要性的关注，你的论文《概率以及效用度量的尝试》（probability and the attempt to measure utility）和《效用、偏好以及概率》（utility，preference，and probability）为金融理论的发展开辟了一条主要通道。沿着这条路线你发表了《认股证定价的理性理论》（rational theory of warrant pricing），《关于风险分摊的好处的一般证明》（general proof of that diversification pays），《基于动态随机规划的终生财产组合的选择方法》（life time portfolio selection by dynamic stochastic programming）和《以均值、方差、及更高阶的权值表述的财产最优组合分析的基本近似定理》（the fundamental approximation theorem of portfolio analysis in terms of means，variances，and higher moments）。这些论文标志着你对金融理论发展的具有根本重要性的贡献，它们至少为后来者当中的，因为金融理论贡献获得1997年诺贝尔奖的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指明了方向，使其能够最终建立现代金融工具的动态随机过程分析模型。后者为当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支持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金融革命提供了理性基础。

以上我所提到的这些贡献，仅仅构成你那许多卷著作的一个相当有限的部分。而那五卷本的文集还没有包括你最近的著作，例如我最近读到的，你1992年发表在西尔顿编辑的纪念哈桑尼的那本文集（rational interaction）里，反思经济学与热力学关系的文章。在经济学家里面流传着一则没有得到确证的故事：在你博士论文答辩快要结束时，你的导师熊比特转过脸去问你的另一位导师莱昂节夫，“怎么样，瓦西里，我们通过了吗？”（汪注：英文是“well，wassily，have we passed？”导师们觉得这次答辩简直就是考老师而不是考学生。）在这样冗长的导言之后，萨缪尔森教授，我希望向你请教下列的问题：问题一你曾经写道：“在这个专业化时代，我有时觉得我是经济学里最后一个博学家了。”

你是否看到了“知识的分割”在未来世纪所带来的某种危险或对人类心智全面发展所造成的障碍？你是否同意为了获取新的知识，人们必须首先分析性地（而不是综合地）对待现象形态？就这样一个“分析 - 综合”的问题，你将对未来世纪社会科学，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学生提出哪些建议？

问题二与第一个问题相关的是，你的学术工作已经极大地加强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具有的“科学性”的那一方面。你是否也愿意或者关注当代经济分析的“社会性”那一方面呢？对你的中国读者，你是否愿意对经济学在人文与科学之间的最终定位给出某种预测？更广义而言，由于你已经将经济学塑造成了“综合”学科（也指他的学派的名称“新古典综合”），你是否会建议做更高层次上的综合，所谓一切科学，一切社会科学，一切人文学科的“宏伟综合”？或者，你根本不能同意这样一种“综合”，你认为这就学术的实质而言是不可能的，并且就你所抱持的道德判断而言是错误的？

问题三90年代以来，你最关注和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你认为21世纪的社会科学将面临的最具挑战性和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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