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弟妹学做操，到了山寨宁静的夜晚，一幢幢农舍里会传出阵阵儿歌声。邻寨乡亲们见了我，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夸我“得行”。农闲时节，一帮农村汉子自发地来到小学校，翻盖了教室的屋瓦和新茅草。窗户上没玻璃，他们也给配上了薄板子，说到了刮风下雨的日子，可以遮挡一下风雨。

一年后，我教的五年级，有好几个学生考上了公社的农中。

三十年以后，我又来到当年插队落户的砂锅寨，看到已经从山巅上搬到平坝里来的小学校整齐的教室，意外地见到了我当年教过的学生。他现在也在小学校教书，我问及其他一些成绩较好的学生的情况，他乐呵呵地告诉我说，他们都在教书，有几个还是县里的优秀教师哩。他由衷地对我说：叶老师，我们几个碰在一起，就会讲起你教我们的情形，你给我们讲高尔基小时候的故事，你说人若不受教育，你们的未来就没有希望。我们不但牢记着，现在也对学生们这么说。今天的孩子们再不缺课逃学了。

看着初步改变面貌的山乡环境，听着当年学生的话，我笑了。是啊，人生如果放弃了教育，就意味着放弃希望。

（2002年11月）

小小老照片

这张小小的照片，可以说是真正的老照片了。

那是我插队落户第二年的夏天拍的，至今已整整三十一年了。

比起这以前拍下的照片来说，经过了一年半的劳动，我身上的文弱之气少却了很多；而增加了一些健壮感。天天出工，挑灰、运砖、担肥、挖土、铲护田埂、犁田耙地，繁重累人

的农活，逐渐强健了我的筋骨。细细地看，还能看出我的身上沾染了一股山野之气。干的是重体力活，整日里沐浴山里的风，山里的雨。农忙时节，经常是身上出了透汗，一场大雨下来，身上的外衣又淋湿了，外面潮，身上粘，那股滋味真不是好受的。好不容易歇下来，在火塘边烤干了衣服，火辣辣的太阳又露出脸来，把人晒得头晕眼花。

非得戴上草帽，干活时才会觉得合适。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岁月不在我的身上留下它的痕迹，那才是一件怪事呢！这张小小的照片，是当年流行的一寸报名照。但我却不是为了报名去拍的。说实话，在这蛮荒的山乡，在整日劳作只为了解决最基本的温饱要求的岁月里，人是想不到拍照片的。记得那一年，我们集体户里一位知青的舅舅，趁到贵州来出差的机会，坐了火车坐汽车，坐了汽车又坐马车，从马车上下来还走了好长一截路，来到山寨看望自己的外甥。这位舅舅随身带来了一只照相机，给我们每位知青拍了一张照片，这件事至今还留在我记忆里。不过，我的这张照片不是那一次拍的。这张照片是我到省城贵阳拍下的。农忙过后，牙齿剧痛难忍，我请了假去贵阳看牙齿。治疗了牙齿以后，回山寨的火车是夜间八点钟的。我闲着无事，就在街上逛来逛去，那年头，贵阳的武斗刚刚平息，物资匮乏，商店里没有什么东西，书店里的书少得可怜。从大十字走到喷水池，又从喷水池走回到大十字，我突然发现一家开间很大的照相馆。不知怎么的心血来潮，走进去，花了七角几分钱，开了一张票，拍了一张最便宜的报名照。

照相馆很大，直到开票时，我才知道它叫“阿麻照相馆”，是一个颇奇特的名字。十多年之后的80年代，我在贵阳生活了整整八年，才知道这“阿麻照相馆”还是贵阳城里历史悠久名气最响的一家照相馆。

尽管如此，拍一寸报名照却没有什么讲究。持票上楼，摄影师瞅都没有瞅我一眼，就叫我坐到前面去。他开了灯，连灯光都不作任何移动，就朝我举起一只手说：“抬起头，望着我。对，就这样，不要这么严肃嘛，板起脸干啥子？笑一笑。”

摄影师说的是一口地道的贵阳话，和我插队乡间的贵州话，发音有些区别。我一听他的口音有些滑稽，忍不住笑了。他“咔嚓”一下拍完了照片。

大约十天之后，我在砂锅寨上收到了这张照片，打开一看，大家都说拍得不错，难得我有这样的好心情，没有什么事也会走进照相馆拍照。我却颇有些自得；看看，我还是锻炼出来了吧，身上增添了土气和野气。在和同学通信时，我就把照片给他们寄去，还把底片一起寄给了上海一位会放大照片的同学，请他得空时给我放几张。自己就留下现在这一张照片。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这小小的一张照片，却也能勾起我对那段岁月的回忆，这大约就是照相最大的意义了吧。

（2001年6月）

第五部分

读书的烦恼

写过几篇读书得益的文章。

今天这一篇要写的是，读书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惹出不大不小烦恼的事情。

记得是在读初中的时候，我经常光顾学校的图书馆，根据自己的喜好，借来大本大本的小说阅读。由于自小爱好文学，在小学高年级时，我差不多把国内流行的长篇小说都浏览了

一遍。进入初中以后，同学们互相之间传阅的书，已经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我从图书馆中借阅的，大多数是由国外翻译过来的长篇小说和一些新华书店柜台上已经消失了的书籍。在十三四岁的年头，我总认为，读书越多，对自己的好处越多；读书越多，知识面越广；读书越多，我将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当一位作家，基本功就越扎实。总而言之，多读书，不至于会妨碍什么人，也不至于会惹得什么人不快。在我的记忆中，似乎家长、老师们是时常这样教导我们的，书本、杂志还有那些个大学者、大作家都是这么说的。

谁知，事实远不是那么回事。

有一回，趁着午间休息，我又去图书馆借来了厚厚的五六本书。由于我的作文成绩比较好，写的作文在学校得过奖，因此借书的时候可以破例多借几本。

当我捧着一堆书，正在津津有味地翻阅时，坐在我身旁的女同学突然主动对我说话了（这实在是破天荒的事儿，以至她的话讲完了，我才意识到她这是在对我讲话）。她说：“看你呀，尽借这种书看！”

正埋首于书本的我直到她讲完了，才吃惊地抬起头望着她，朝她连连眨着眼睛：“你说什么？是在说我么？怎么啦？”

她伸出手来，指点着我正仔细端详的扉页上的作家肖像说：

“就是说你。借的尽是这种书……”

“这种书怎么了？”

“书页泛黄。写书的人，不是大背头，就是秃头，要不就是大胡子，戴眼镜，”她滔滔不绝地说，“总之，全是封、资、修的书。你读了有什么好处？小心中毒。”

我望着她激动的神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我有什么好说的呢，她是小队长，又是班上的活动积极分子，还在听团课，争取入团。我当着她的面把书合上了，封面是竖排的五个大字《柔石小说选》。

我想她看到书的封面，大约会感到自己说错了。但她不，她还在说：“再这样读下去，你就永远不会进步！”

我不愿再搭理她了。柔石的那张肖像，戴着一副眼镜，长长的稀疏的头发往后梳得整整齐齐，这是他年轻的生命旅程中留下的不多的几张照片之一。是的，我蛮可以站起来重新翻开书大声对她说：“你再仔细看看这是谁！”但我没这么做，因为我还借了另外几本书，留着大胡子的托尔斯泰，留着小胡子的高尔基，秃顶的冈察洛夫，脸色忧郁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在她的眼里，这些人全是外国佬，读他们的书，就会中毒。

我把书塞进了抽屉，离座走开了。

我以为躲开她，事情就完了。事实却不是这样，当我读完这些书，去图书馆归还，并且又开出一批书单递进去的时候，图书馆管理员只递给了我两本书，并且说：“不要借那些书了，你就读这两本吧。”

我一看他递给我的两本书，一本是《把一切献给党》，另一本是《老共青团员》。

我愕然地瞪着图书馆管理员，很不幸，他也是一个秃顶。而且我第一次来借书时就听说了，他是一个右派！

我想告诉他，这两本书我在小学里就读过了，我还做过读书笔记。

但我望着他的一双紧紧盯着我似有什么话欲说的眼睛，什么也没说，拿起两本书就走了。

不久，班干部正式找我谈话，我的邻桌陪伴在侧，她们郑重其事地要我端正学习态度，帮助我树立为革命而学习的信念，奉劝我千万不要再读那些封资修的文学作品了。

尽管我对她们的帮助表示感谢，但到了学期结束，老师给我的品德评语，仍说我学习的态度不端正，有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思想，需要到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去锻炼锻炼，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直到我插队落户多年，真的在边远蛮荒的贵州乡下锻炼并且在劳动中真正开始理解一些生活，写下最初的一些作品时，仍还有人说：这个人的成名成家思想还没克服，你看他不但读，而且自己还写起来了。为此，真的还曾惹出很多的麻烦哩！读书，确曾给了我很多的东西。可实事求是地说，在我的青少年时代，读书，还真的给我惹出了不少的烦恼。但愿那样的情形，永远别再复返了。

虽然青少年时代读书给我惹出了不少烦恼，但我仍然真心爱书，并受益终生。

（2000年5月）

家的感觉

静下心来，坐到桌前，提笔写下一点东西，在我，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希望室内的光线柔和一些，甚至稍显晦暗。如果白天的阳光太强烈，我则会拉上窗帘。夜晚，我不喜欢在日光灯下写作，书桌上的台灯，我选用的是淡黄色的25瓦光的灯泡。

千万别以为这是我的怪癖。这实在是十多年的插队落户生涯养成的习惯。

插队的那些日子，我开始试着往纸上写下最初的作品。山寨上没有电灯，我只能点一盏煤油灯，守着腾跃闪烁的光焰，一行一行往下写。久而久之，我习惯了这样一种写作方式，我的思绪也会在这样的氛围里，显得分外活跃。换一个环境，条件显然更好一些，我反而会觉得不习惯，进入不了状态，也写不出东西。

这样一个习惯，也就决定了我对住房、对家的要求。

这要求有点苛刻，却是不高的。

细想起来，从插队落户期间的泥墙茅屋，到后来水电站的石头房子，青砖的楼房，进省城以后的小招待所，石板坡的房子，处长大楼，直到回归上海，我搬了十几次的家了。搬家搬得多，对家就有一种随遇而安的感觉，从没兴师动众地想过，要十分讲究地装修一番再住进去。在省城里搬家，我都是直接搬进去住下。日子似乎也过得很顺当，没起什么大的波澜，小说也照写。回到上海，同学听说我不准备装修就搬进新居，吃惊地向我提出“抗议”。于是我只得入乡随俗，跟上时代潮流，把房子装修一下，再实行搬家的计划。

要装修，人家就得问，你有什么要求，要达到什么档次，这问题是非回答不可的，你不答，施工就无法进行。

我认真地作了思考，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简洁。线条要简洁，色彩要简洁，书房更要简洁，简洁到尽可能地容纳下越来越多的书。而且还要保证，我时常翻阅的书，我经常拜读的书，我搜集的和写作相关的材料，要随时能找得到。

这要求是不难达到的。对装修的设计和施工人员来说，似也很简单。

进而的一个要求是随意。设计人员尽可能根据我的解释画了草样，施工人员还是觉得困难。于是我和他们一起商量，把一间屋子的地板整体抬高十五公分，我在上面铺了一张大地毯，搁上几只大垫子，写作累了，我就坐在地毯上，靠着垫子读书；读得累了，我横下身子就睡觉。睡醒了抓过书来就能读。有时候要同时查一批书，桌面上根本摊不下，我就把所有要翻阅查找的图书资料全摊在地毯上，真是既随意又方便。而且，工作完了收拾起来也简单，一会儿就可以把杂七杂八一大摊书籍资料，收拾得干干净净。

当然，这样的住房条件，自然是谈不上豪华和典雅的。那也不是我追求的。

在贵州的二十一年中，到荒蛮偏远的山乡，我多次见过住在山洞里的农民。对于他们来说，家就是山洞。稀奇的是，他们竟然也告诉我，住在山洞里冬暖夏凉。“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写“草房礼赞”的散文中，不也歌颂过茅草屋的冬暖夏凉吗？北京市郊的延庆县，在一条幽静的峡谷中，发现过一处古代先民在陡峭的岩壁上开凿的岩居洞穴，在一百一十七个洞穴中，居然也有客厅、套间、复式住宅。看来，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对“家”就有着一些共性的追求了。

家应是舒适的，家应是美的，家更应是有利于我们的休息、放松和工作的。千万别让过于讲究的家，束缚了我们的情绪和手脚。

写作的时候，我仍喜欢柔和的光线，现在的家再大、再宽敞，也改变不了我的这一习惯。

（2001年1月）

陪伴老年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西南山乡的省城贵阳，搬进一幢老同志集中居住的楼房。天天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于不知不觉中观察着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