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和劳教生活，蜕变为新人。

日本宣布投降之际，新四军的主力集结于苏南苏北一带，占领了距南京仅100多公里的宣城，对芜湖形成合围，直逼南京郊县六合。新四军华东纵队游击队迫近南京市郊，出没于南京的屏障汤山和钟山。南京市中心新街口随处可见新四军的传单。原汪伪首都警卫第三师跨江投共。这一切使蒋介石焦虑不安。为了抢夺地盘，蒋介石一边紧急调遣他的精锐之师新六军。一边不惜暴露其本相与日伪合流，忙不迭地委任包括大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在内的汉奸特务以各种头衔，指令其"维持治安"。

一夜之间，一批批大小汉奸和伪将领摇身一变为国军的"先遣军总司令"、"总指挥"、"总队长"；一批批在沦陷区卧底的特务纷纷以"钦差大臣"、"特命全权大使"的牌头出现。粗计仅"先遣军"总司令一级的就有八个之多。他们举着委任状和手令之类像无头的苍蝇乱撞乱闯。没准会叮在哪里吃一嘴，再拉泡屎。如同煮着一锅鸡头狗脑杂碎下水，翻腾滚沸臭气熏天。

最富有戏剧性的要数周镐这个人物的出现。他的表演把奸诈、灰暗、贪婪、混乱、狗犬之争咬等等揭示得颇为精彩。

周镐本系国民党军统特务机构派往南京的情报站长。1942年，周佛海曾通过军统潜伏特务程克祥向蒋介石"悔过"，由此与军统机关挂上了钩。周镐就于此时被军统派往南京，经周佛海委任，担任了伪军事委员会的联络参谋。日本投降之际，按照军统头子戴笠的旨意，周佛海在被蒋介石委任为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后，即任命周镐为总指挥部下属南京指挥部指挥，指令伪中央税警团的800人归他调遣，并补充了200多支汉司登手枪。

戴笠的本意是要周镐临时维持南京的治安，等待大军来接手。但周镐并无此老道和复杂，既然领得头衔，便甩开膀子过把瘾。

周镐倒也能干。16日晚，他把"京沪行动总队南京司令部"的牌子往新街口伪中央储备银行的大门口一挂，即乒乒乓乓地干开了：接管伪《中央日报》；封存伪中央储备银行金库；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宣读由他起草的给冈村宁次的受降书。与此同时，他还下令封锁交通路口和车站码头，命令伪军、警、宪、政界的负责人到指挥部报到，并先后将伪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宣传部长赵尊岳、南京市长周学昌等47名汉奸要员逮捕，关押在储备银行的地下室里。伪陆军部长萧叔宣拒捕被打成重伤，不治而亡，此举在汉奸高层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傀儡戏谢幕后谁来登场(2)

乱子捅大后，不仅威胁到蒋介石受降、接收的如意算盘，使得蒋介石和戴笠怒火中烧，而且也把大汉奸陈公博逼得气恨交加，起而对抗。

陈公博对周佛海瞒着自己与重庆暗中联络，早已察知并心存不满，且早已认为周镐是周佛海的亲信。如今周镐这么一折腾，陈公博便料定是得之于周佛海的指使。陈公博一是担忧自己的性命，一是咽不下这口气，便暗中策动在伪中央军校任教育长的亲信何炳贤带领学生反击。

以步枪、重机枪和野战炮武装起来的伪中央军校的学生兵分两路，一路在颐和路设置岗哨，封锁路口，保卫陈公博公馆；一路往新街口及西流湾等处，严密包围了储备银行和周佛海住宅。周镐一方亦堆筑起沙袋工事，准备角力。

周佛海见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怕累及自身，一边想法制止周镐，一边打电话给陈公博要求沟通。陈公博怒气冲冲地说："你可以到我这里来，向集合在这里的一千多名军校学生说清楚周镐行动的真相!"末了又补充说："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于是乎所谓"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向刚卸职的伪"政府主席"，或者说一个大汉奸向另一个大汉奸登门谢罪去了。

周镐于18日被冈村宁次的参谋小笠原中佐抓捕，南京指挥部亦被取缔。周镐后被转交戴笠关押审查。

周镐身陷囹圄，自忖何罪之有?由此对军统和国民党心怀怨恨，经中共地下党员徐楚光引导弃暗投明，后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光荣献身。这已经是题外话了。

周镐之后，由一个叫任援道的以"先遣军司令"的名义维持南京"治安"。此公原身兼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苏浙皖绥靖主任及海军部长等重职。这次摇身一变亦有蒋介石侍从室"奉谕特派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司令，负责京苏一带治安"的密电。然而当今井武夫在芷江洽降时问起此人，得到的回答却是："任道援虽曾申请担任南京地区先遣军总司令，但未予批准。"

南京还是日本人的天下。街头巷尾到处可见日军《移让手续未完毕前日军仍然维持治安》的布告：

一、禁止提灯游行，及其他一切团体之运动；

二、禁止不必要之广播、出版物，以及其他一切言行；

三、除规定之国庆日外，不得悬挂国旗。

如有敢违上列各项者，决依军法严惩不贷，仰各凛遵，切切此布。

大日本皇军南京防卫司令部

25日，新六军一部空运抵宁。

27日，冷欣率前进指挥所200余人乘7架美军运输机在南京大校场机场着陆。冷欣走下飞机，恭候多时的今井手执冈村宁次的名片迎上前来。如约定的那样，从机场到招待所，处处是相背而立的日军。轿车由日军装甲中队护卫，武装摩托车先导，小笠原身披绶带端坐在摩托车斗内指挥，警笛尖啸。冷欣绷紧的神经慢慢松弛了下来。

次日的《中央日报》刊出特大号黑体字新闻标题：

"英勇战士天外来，冷欣中将昨抵京"。

9月8日中午12时左右，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乘坐"美龄"号专机，在9架战斗机的护卫下到达明故宫机场。中外记者蜂拥到机旁，各界代表和群众挥舞着旗子大声欢呼。两位女学生代表南京市民向何应钦献上鲜花和一幅绣着"日月重光"的锦旗。另一位女学生则代表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献上一幅写有"党国干城"的锦旗。

当晚，何应钦在陆军总司令部礼堂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何应钦无比感慨地说："记得(民国)26年11月26日，我们离开首都的那天，我们都有一个沉痛的决心和坚强的信念，我们一定要奋斗到底，获得最后的胜利……"

伤感的"三九良辰"(1)

1937年12月，30万中国人的鲜血，洗去了六朝粉都的秀色，南京沦为一座鬼城。如同陈旧破损的黑白影片一样，街道两侧的树和稀疏的行人就像影子，在没有光色的岁月里匆匆走过。而今这座散发着死亡气息的城池复活了。主要街道上到处搭起翠绿的牌楼，到处点缀着"和平"、"胜利"的金色字眼和"v"字标记。黄埔路两旁，每隔50米都竖着一根三色旗杆，联合国的旗帜在晴空飘拂。人群和爆竹四处流溢。在这纷繁的喜庆气象中，有一条红布横幅占据了中心的位置。横幅上的大字为：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

9月9日9时，中国的政治家们根据星相家的感受，选定"三九良辰"举行受降典礼。

会场设在中央军校礼堂。这里的布置同样隆重而热烈。星罗棋布的宪兵警卫闪烁着蓝光的钢盔和冲锋枪，往这高扬的气氛中打进了冰冷的楔子。

礼堂内受降席的两侧和二楼的观礼席上，400余名中外官员和记者已经到位。

礼堂顶部的水银灯忽地全部打开，整个大厅光芒四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率领四名受降官走进大厅。全场来宾肃立致意。

1935年5月，担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的梅津美治郎蓄意滋事，派人指使日本租界内的青红帮刺杀了伪满《振报》社长白逾桓和《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反污称为国民党特务所杀，借此提出一个《何梅协定》，时任国民党军政部长兼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何应钦承诺了这个协定，使得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平津一带的战略要地，为两年后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祸根。抗战八年中何应钦与日寇也没少勾搭。此时的他难免心虚气短。

何应钦总司令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到受降席中间的位置坐下，挺直腰杆，压平目光，用力摆出一尊刚柔相济、胸揽八极的风范，但怎么也摆脱不了一幅慵懦无能、奸柔取巧的"贰臣"模样。

他的右边是陆军二级上将顾祝同，陆军中将萧毅肃；左边是海军上将陈绍宽，空军上校张廷孟。翻译王武上校立于何应钦身后。

8点58分，在中国陆军中将王俊的引导下，冈村宁次领着陆军少将今井武夫等6名投降代表进入会场。

日本皇族朝香宫鸠彦到南京传达天皇的《终战诏书》时，曾不无疑惧地对冈村宁次说："我在东京听说这里的陆海军态度最为强硬，我有被扣留的危险。阁下会扣留我吗?"由此足见冈村宁次作为死硬派是出了名的了。

冈村宁次陆军大将视投降典礼是绝大的耻辱，好在受降主官是何应钦，这为他多少排遣了一点邪火。冈村宁次在日记里写道："何应钦是我中国好友之一。这次他来使我想起1935年秋同他相见的情形。那时我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曾出差南京，正值排日运动高潮，很难与中国要人见面。因此，我和须磨总领事在旅舍接见了来访的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中国军官们后，即拟回国。但突然接到何应钦(当时可能是总参谋长)电话，约我吃晚饭，并约定不谈一切政治问题。我大喜之下前往欢谈。他就是这样一个亲日派。如今向这位亲密友人何应钦投降，这是一段微妙的奇缘。"

这段"奇缘"在目今情境下是否还靠得住呢?冈村宁次要考验考验，他违反无条件投降的规定，派人向何应钦索阅投降书，这本是断然不能允许的，但一向手面小的何应钦竟然于9月8日晚秘密派员送达了冈村宁次。这段"奇缘"到底还是块纯金。

冈村宁次吞下何应钦这副镇静剂，领着6名投降代表行至受降席前，向他的"亲密友人"行45度鞠躬礼。随后，他们入投降席落座。

日本投降代表坐定后，冈村宁次与何应钦的目光碰到了一起。这是两张脸的对峙。这两张脸的后面都有另一张脸，它们重合或分开，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不知道何时是真，何时是假。

此时的何应钦庄重宣布："记者可以摄影5分钟。"

冈村宁次没料到会有这样的场面。加上头顶四盏水银灯的强烈照射，何应钦这味镇静剂也顶不住了。于是他又调动白隐禅师夜船闲话的内观法，默念着"坐禅如在桥上，把往来行人当作深山树林"，以调整情绪安心定神。

随后按照既定的程序，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他的一枚水晶图章给目击者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冈村宁次参与过两次中、日双方停战协定的签约。一次是1932年5月5日的《淞沪停战协定》，一次是1933年5月31日的《塘沽停战协定》。那都是他的光荣和骄傲。他把今天算作第三次。相比之下，宛若云端与地下，他被这有力的两极撕扯着，巨大的仇恨和痛苦难以自制。

投降书由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呈递，当他捧着投降书至受降席前敬礼时，何应钦即站起来致以答礼。按预先的规定，在整个仪式中投降者须敬礼三次，而受降方均不作答。何应钦此举又撩起冈村宁次的感动："看到我这位老朋友的温厚品格，不禁想到：毕竟是东方的道德!"

何应钦虽是个懦弱寡断之辈，但也有阴狠毒辣的性格。西安事变时，这个时任军政部长、把持着军权的亲日派极力主张采取强硬手段，派机轰炸张学良和杨虎城，意在把蒋介石逼上绝路，他好取而代之。何应钦的这一面只是从来没有朝向冈村宁次而已。

伤感的"三九良辰"(2)

十多分钟后，仪式结束。

太阳旗从天而落，尖叫着扭曲着化为一股黑烟。120万大日本皇军悲壮地举行焚旗仪式，与光荣和梦想告别。

但败者败犹未败。签署了投降书后，冈村宁次恶狠狠地对他的部队下达了感情混乱的训示：

"今奉大命，率我武勋赫赫战史辉煌之中国派遣军，不得已投降敌军。念及我征战万里、确信必胜、英勇善战之将兵，以及皇国之苦难前程，万感交集，无限悲痛。

然圣断既下，事已至此，全军将士面临冷酷现实，宜彻底遵奉圣旨，毋须极端，含辛茹苦，更加严肃军纪，保持铁石团结，进退举措，有条不紊，以显示我崇高皇军最后之真姿。

异域瘴疠之间，望全军将士珍重自爱。泣血训示如上。"

而胜者胜犹未胜。国军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到津浦线视察接收的准备情况时，对所在地的日军官兵宣称：

"日军并非战败。中国军亦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

蒋介石终于揭去伪装，公开与日寇联手反共。冈村宁次以他"剿共''的经验，利用和被蒋介石利用，成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高参，逃脱了历史对他的严厉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