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狡猾的、地位更高的人，他们利用这些人的政治谬论，和另一些人那随声附和唱出来的阿门，他们却更懂得把时间用到对他们的利益更有好处的地方去，而不是用在空谈上；他们对我们装作同情，以便为反动争取时间。因此最后我们终究有一天会恍然大悟，变得聪明起来，再也不听任何空话，凡是不以达到一切人的自然的平等为目的，凡是不给我们物质利益的任何东西，我们一概都不支持。

有些骗子，他们哓哓不休地对你们说：你们首先需要精神的自由，然后再要求你们物质境遇上的改善。不要听信这些可怜的、可鄙的说谎的使徒；你们向他们要面包，他们给你们一块石头。无论什么地方和怎么样，只要可能，你们就用一切方式力求改善你们的生活境遇，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行动的机会，你们就要行动起来。

言论和写作自由、职业自由、贸易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以及许许多多人工制造出来的自由，这一切都是说我们先吃一点亏，金钱制度就会乐于许给我们，因为它希望，通过这些魔术戏法迷惑30）我们，让我们忘掉我们的真正的利益。

你们必须要求一切人的自由，没有例外的全体人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只有用取消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用废除金钱和恢复地产的共有共享才能达到的。其余的一切政治旧货都是这个主要事项的附带事项。看一看英国吧，你们这些瞎子，你们相信随着出版自由不久就可以获得一切，但是这个民族自从一百五十年以来已经有了出版自由了，而且是在任何其他只要是金钱制度存在的地方所尽可能有的这样完全的出版自由，但是这个国家的穷苦人民并没有比德国人民的最穷的阶级稍见开化些，在经历了一百五十年出版自由的善举之后，仍然有许多人为饥饿而死。三百年前英国国内的困苦和贫穷就已经很剧烈了，从那时候起就实行了救济税而且还不断地日益提高。31）因此，难道我们应该不去要求普遍的自由，而去要求出版自由吗？在人们还没有给我们面包的自由之前，就去要求盐吗？你们且四面看一看：一切要求盐的人，却并不象你们一样甚至于还没有必要的食粮呢。在他们的面前已经摆好了筵席，但是我们却还缺少好心的大自然给我们定下的全部膳食。一旦我们有了这些，我们也就会有盐了；一旦我们有了一般的自由，我们也就用不着再去要求那些由欺骗的制度所幻想出来的种种特别的自由了。特别的自由只有在不平等的制度里才有，在那里面，谁钱最多谁就最自由。

当然我们要出版自由，这是用不着多说的，但是我们要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自由；而这在金钱制度之下是不可能的。

3）对一切穷人、病人和弱者的照顾

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了，但是不经过现存事物的革命却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穷人太多，在我们文明国家里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他们所挣的钱不够他们的需要。法国三千三百万居民之中有一千二百万，英国二千七百万居民之中有一千五百万这样的人。如果人们真心要救济全部这些人，这不是通过救济院所能办到的事，而是只有通过各种劳动部门的联合组织。但是这样，其结果就将是一种正式的、完全的社会制度的革命，因为这样的联合组织就会逐渐地剥夺掉富人依靠牺牲贫穷、孤独、无告的人而使自己发财致富的一切手段。因此这终究将是一种真正的革命。但是革命是有钱人所绝对不乐意的事。如果说他们也谈到帮助和救济，那只是指那样一些由于疾病、年老、体弱而不能工作的穷苦人。但是如果人们只是救济那些已经丧失劳动力的人，那是对于现状决不会有什么大改变的，社会的罪恶和它的巨大牺牲甚至不可能有一个短期的削减，更不必说完全消除了。

设立救济院和劳动教养所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般的用处，因为那些不幸的人在这些机构里一般比他们在外面那种衣食不给的状态中还更觉得不自由。因此才发生这种现象：社会上充满了不幸的失业者，但是向这些机关请求收容的人却并不拥挤。在金钱制度里设立和维持这些救济院和劳动教养所的经费，不得不由中层阶级和富人来出，但是他们又把这种损失加在那些不得不为他们而劳动的人身上，并从而把他们给了那些已经丧失劳动力的穷人的面包，又立刻从还有劳动力的穷人嘴里夺回来。他们从忍饥挨饿的人嘴里夺下面包，舍给那些和饥饿死亡挣扎的人。一切的重量和负担就这样一层层压下去，最富、最有势力的人压下去的分量愈重，被压迫的穷人也就愈往下沉，也就有愈多的中层阶级分子被推入贫穷的压迫之下，以便补充那些沉没了的人。

因此不要再在不平等制度下给穷人建筑那些救济院和劳动教养所吧；他根本不想去，只要他还有办法去劳动，还有办法去借、去骗、去求乞和去偷窃。你们可以看到，用你们那些所谓慈善机关和保险机关你们什么也没有改善；你们追逐积聚起来的财富就象魔鬼追逐灵魂一样，但是如果要消灭贫困，你们积聚的那一堆东西就必须削减。自从数千年来人们就已经告诉了你们这一点，但是你们对这个真理永远是充耳不闻的，在改善你们那些同信基督的同胞弟兄的生活境遇上直到现在竟除了救济箱和乞丐监督吏而外，还没有找到任何其他的办法。什么样的矛盾！救济箱和乞丐监督吏！唉！如果你们填满了那些救济箱，好好地付该付的劳动报酬，你们也就用不着再出钱雇什么乞丐监督吏了。忍耐地等着吧，如果你们不顾那日益增加的困苦，硬要不断扩大你们的钱堆，有一天你们会很容易知道，不论救济箱和乞丐监督吏，你们都可以一概用不着了。

颤抖吧，一旦穷人把这两样东西都变成为废物的时候！

4）减低对必要和有益物品的税额和提高对奢侈品的税额

说到奢侈税，那末这种税制始终不曾能够做到持久地减少奢侈。这仿佛有些奇怪，而实在却是这样。假定富人用外国衣料做衣服，喝外国酒等等必须比从前付两倍的钱，如果这些东西使他喜欢，加价的结果不是他就不再享用这些物品。不！而是他照付加倍的钱，如果他没有其他的办法得到这些东西的话，但是为了这样他就减少他从前的一切并非对他自己，而是对别人有利的支出，并且尽可能地增加他的收入，而这件事他是有办法的，因为他有钱。如果人们在某一方面阻碍他增加收入，他就转向另一方面。只要金钱制度还统治，凭着他的钱，他就是主人，因而就有办法把他所纳的一切捐税通过种种投机取巧的办法再转嫁到劳动者或是消费者头上去。至于说这一点确是如此。这是我们在今天的社会里已经看得明明白白的。今天在法国年纳地产税一千法郎以上的有一万三千三百家富翁，此外年纳地产税五百到一千法郎的有三万三千余家富翁，其他的一切捐税还不计算在内。现在我问一问每一个有理智的人，是不是这些富翁由于这样庞大的税款而在他们的富足和奢侈上受到丝毫损害呢。如果人们用一百个不同的名目再让他们出一百倍的税，他们也一样照付，只要政府印制足够的钞票和铸造足够的硬币就行了。但是他们所付出的一切，他们就又加在劳动产品和生活必需的价格上，因为在金钱制度里决定物价的人是他们，而不是政府。因此政府愈是通过穷人收入来支持奢侈税，由于富人在奢侈税以后所耍的把戏，穷人会愈是增多。32）如果政府相信，在实行奢侈税之后可以救济十万穷人，一年之后就会又有其他十万个同样待救济的人。

奢侈税在任何国家没有比在英国重。在那里该支出了怎样大的贫穷救济金！但是什么地方的奢侈和贫穷比在英国更剧烈？

在符顿堡，人们实行了一种狗税；但是这个地方的狗还是从七千头增加到一万二千头。现在这种税额还更提高了；但是再仔细算一下，可以看到，至少那种征税额最高的奢侈性的狗并没有丝毫减少，并且那收入也没有丝毫裨益，如果我们把这笔收入和日益增加的贫困在社会一般财富中所造成的亏损比较一下的话。

减低对必要和有益品的税率同样也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即使政府豁免一切对必要和有益品的税收，并且把它所需要的一切税收都加在奢侈品上，也不可能通过这种即使看来非常的手段而制止贫困的发展。

这样将无异于这个政府的撤职，因为那时候没有富人的同意一个政府将不能征收任何必要的税收。那时候富人只要暂时短期停止使用奢侈品，他们就可以使任何不属于他们的政府陷于瘫痪。正是富人们，因为一切劳动和享受的领导和交换都操在他们手里，因此他们对一切劳动和享受都在征税。

劳动者，由于下列的情况，根本早已在受富人的征税，他们在苛重的劳动以后得不到他们生活所需要的收入，而一切他所需要的，又必须以高出合理价格以上的价格去购买。

而金钱制度本身，在富人手里，就已经是一种最可怕的捐税，只有劳动者才必须用他的贫困和辛劳去缴纳这种捐税。这一点人们似乎永远忘掉了。但是只要这种捐税不废除，任何其他捐税的减免都是不中用的。

5）财产税

这种税是革命的；它防止财富在一个人手中的过大的积聚；但是它并不能防止积聚本身，所以也就不能防止由此而必然发生的他人的缺乏：因为如果其他人有的东西，有些人不能有，即使他们的一切生活必需都有保障，他们也会感觉缺乏。

财产税只是把太大的积聚分成许多较小的积聚。它的结果将会是产生一个强大的、小康的中产阶级，而这个阶级那时候就会来扮演从前富人和有势力者所扮演的角色。

这样金钱制度将会得到更多的顽强的保卫者，而反对这个制度的斗争对于贫穷、劳动的人民来说也就会更加困难了。

现在这些贫穷的劳动的人民受那种更加热中于贪欲的富裕小市民的榨取至少和受从前那些吃足了的有钱人的榨取将同样厉害。33）

有人可以反对说：国家可以通过设立一个国家银行贷款给每一个勤勉的劳动者，让他设立一个营业。这样嘛！那就真是本末倒置了。并且是需要每一个人都通过互相竞争而成为一个分离的、孤立的小业主呢，还是优待其中的某一些人作为例外呢？并且谁应该是例外？但是有一点是充分证明了的，就是：通过这种个别分散必然要损失无数的劳动时间以及大量的物资。那样将必须有多少个别分散的作坊要由国家来出资建造，结果将要有多少由于无益的费用和毁灭性的破产而造成的损失呢？

并且那些单独一个人经营的事业根本也不可能和雇用十个或是二十个人经营的事业相竞争啊！

为了把这种错误抬到最高峰，有些人把它和设立国营作坊联系在一起。这虽然是好的，但是这种国营作坊的利益却正是和国家银行的利益相反的。

如果这种国营作坊不应该是一些现代的监狱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在这里面的劳动是自愿的，并因此在这里面的工资也要和外面一般通行的相等的话，这两种组织之间就必然不得不进行一种竞争，直到两者之中有一个崩溃为止，而这种崩溃对于为上文所说的那样的目的而设立的国家银行来说是逃不脱的，如果政府真正是要去维护那些最多数、最穷困的阶级的利益的话。34）

国家银行所关心的利益应该是每一个银行债务人都能正规地照付他的借款的利息，以及该银行的实际的资产不得降至贷出的款项总额的价值之下，因为有了这种情况就会危及国家银行的生存。但是所有这一切弱小的、由国家银行支持的小作坊，要禁得住大规模的、必然受到政府优待的国家作坊的竞争并因而能履行它们对国家银行的义务，这怎么可能呢？如果那些国营作坊并不是一些强迫劳动营，在这种强迫劳动营里，人们是为了财主们的利益而劳动的，如果那国营银行的任务并不首先就是为了支持商人，那末这种计划就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如若不然，那就必然是一种政治欺骗。

我们假定，人们在国家银行里只贷款给这样的市民，后者是能以他们的财产或身分提供足够的担保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银行的目的就和我们今天一切金钱把戏的目的一样完全是贵族性的——那么，这种财产税制度就是一种引起大量纠纷和误会的办法。用什么方式人们相信能够精确地监督每个人的收入，而没有失误，不会冤枉任何人，不会被欺骗呢？谁要是认为在今天的金钱制度里这是可能的话——在这个以个别分散为原则的制度里，每个人的收入、支出与其他人有这样悬殊的不同——他就还必须先解决一个任务，这就是：做出一个计划来，他想怎样按照这个计划在金钱制度里并且利用这个金钱制度来办理财产税，以及他如何能找到一种方法，在税额的分配上避免一切错误。

并且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正是那些拥护财产税的人恰恰地是反对我们的原则的人，而富人们对于这种征税办法，和对于我们的个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