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好,好极了。”但听他的语气好像没那么肯定。我是在医学院认识他的,墨菲那会儿很活跃,看起来跟谁都熟,一场谈话能让他给变成个人演说。

“你有事吗?”我问。

“哦,也没什么。还在做癌症攻关。”

“有进展吗?”

“有吧。”

我们俩都干笑起来,又没话说了。

“呃,墨菲,你怎么了?”

“哦,抱歉,忘跟你提了。我为旧金山南部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工作,有两个孩子,要还一大笔住房贷款,还有就是工作。你还在亚特兰大吗?”

“不,我刚过来。”

“哦,太好了。他们说你离开疾控中心可能到这儿了。”

“谁说的?”

“疾控中心的人,我从那儿打听到你的号码。”

“他们不应该把我的号码透露出去。”

“那儿我有熟人,维克·帕泰尔,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他人不错,也是医学院的……低我们几届。呃,我希望我的电话没打扰到你。我告诉他,我有要事得跟你谈……”

他的话头又断了。如果谈话总这样卡壳,就真是打扰到我了。我搜肠刮肚,一时也找不到话和这位多年未见的老友套近乎,若是在当年,我也许会喜欢这种突然袭击。另外,我还有正事要办。我得去看房子,那事真的很重要。

不过,不管我和保罗·墨菲曾有过什么过节,大家也算是朋友一场,而眼下这家伙显然遇到了什么烦心事。

“墨菲,有事吗?”这是我第三次问他了。

“我遇到了一些麻烦,纳特。你有时间吗?”

“有,说吧。”

“我一直想见你,咱们见面聊吧。”

“没问题。我下周比较有空·…一”

“我想今天就见你。有要事。”

“呃,好吧,我上午还有些事……”

“那下午3点怎样?”

“我在旧金山有几个约好的……”

“太好了,我刚巧要进城送儿子参加足球赛。纳特,很抱歉这么急催你见面,真的,但你知道……你总是和这样的事情打交道。”

“我真不知道,因为我确实不知道,你知道吗?”我说。到处都是危险的信号——古怪的谈话,焦躁的墨菲,他居然不顾以往的过节给我打电话。

“3点,对吧?”我刚要挂电话,突然想起一件事,“嘿,墨菲,你怎么知道我在疾控中心工作?”

“通过去年的凯米雷根事件,纳特。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了。你算是露脸了,哥们,15分钟哦。”

3

凯米雷根事件。

的确如墨菲所说,一年前各地的报纸上都有我的报道。15分钟就声名鹊起了,我当时受伤落下的疤还在,布鲁克的也是。

我挂断电话,摊开左手然后握紧,还是感觉有点僵。

“又有另外的公寓要看?”布鲁克问。她站在门口,头发湿漉漉的,身上裹了条浴巾。我闻到她身上润肤露的味道,通常它会激起我强烈的欲望,但这次我没有蠢蠢欲动,墨菲的来电使我感到不安。

“是医学院的老朋友。”我说,“约了下午一起喝咖啡。”

“好啊,”她兴高采烈道,“你看,这儿也没你想得那么糟嘛。”

“可能是吧。”我说,其实我不信。

那么,也许该解释一下为何我会如此讨厌加州湾了——若是换作地球上任何其他人,他们都会喜欢上这个该死的地方。首先,我在这儿的医学院读博士,后来被开除了。第二,我在这儿失过恋。第三,每个人都说这儿是世外桃源,而不容我持反对意见。第四,房价。第五,交通。第六,四季不分明。第七,布鲁克不愿意随我去新的地方重新开始,每天我都会想起她那健美身躯里包着颗自私的心。第八,那个凯米雷根事件。

但是留在这儿是我自己选的。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应该接受自己的决定。

不管我怎样抱怨,说实在的,这儿确实是个景色迷人的地方,尤其是到了9月。布鲁克和我驾驶着她的红色宝马上了280号公路,驶向旧金山。晨雾已经消散,雾气收拢到了圣克鲁兹山顶——好似给墨绿色的青山盖上了一块白色的毯子。我把车开上左车道,时速控制在80英里左右,然后我瞥了眼布鲁克。她戴着太阳镜,头发上扎了块头巾,颇似上世纪50年代的影星劳伦·白考尔。我伸过手去摸她的膝盖,她用手握住我的手。我们就像是一对快乐的情侣。嗯,算是吧。

“你该给安打个电话,”布鲁克说,“你那样对待那个律师,该道个歉,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喜欢这话: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不愿意。

“我帮了她的忙。”安是布鲁克的好姐妹,昨晚那场令我颜面扫地的聚会的女主人。她过去做过律师。但是当时她一直在喝酒,而我则表现得像位身着闪亮盔甲的骑士,时刻准备去拯救受困的少女,也不管她需不需要。我能力举千斤,双目喷火。

“帮了她的忙?你帮了她什么忙?”布鲁克问。

“我向她证明了那个律师很蠢,她该谢我。”

布鲁克摇摇头,像是在说“你根本不了解情况”。接着她就把这话吐了出来。

“不了解什么?”我问。

“你认为她不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

“是的。如果知道的话,她早该拿酒瓶砸他脑袋了。”

“这么说吧,纳特。第一,你不了解那人。第二,你见到他时他已经醉了,正在胡言乱语呢。”

“酒后吐真言。”我说。

“亲爱的,他说你才是自以为是、骄傲自大的混蛋,是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人。”

“永远别信醉鬼讲的话。”

“第三,那天是安的36岁生日。”

“那又怎样?”

布鲁克看看我,然后把目光转向窗外,又摇了摇头,“安过得不太好。”

“很抱歉。”是的,我真的很抱歉听到这个消息。欢迎回到我们中来,安,“生日过得很苦涩,对吧?”

“是的,苦涩的生日。”布鲁克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路面,“社会使人焦虑。”

“哦,此话怎讲?”

布鲁克开始玩她的ipod,她在曲目中搜来搜去,一首也没选中。“她长得很好看,对吧?至少我这样认为。我认为她长得挺漂亮,但她总想着自己还没成家却有了皱纹和眼袋。”

她选了首我从没听过的歌,乐声低沉。

“所以才要生产保妥适。”我说。

布鲁克转了一下眼珠子,“你知道安给自己买了什么生日礼物吗?”

我摇了摇头。

“保妥适和面部除皱凝胶。你真是天才,给你说中了。”

“是啊,她挺漂亮。”我笑了,布鲁克没笑。我又试着调节气氛,“她会在收到下份生日礼物前把自己嫁出去的。”

“别说了。”布鲁克说。

我瞥了她一眼,琢磨她到底在想些什么。之前,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好看的眉形和唇形上了。“千万别在布鲁克·迈克尔斯的脸上打保妥适注射针哦。”我说,然后我立刻就感到自己失言了。

“上帝呀!为什么你总是说错话?”

恶习难改,我心想。

布鲁克又开始用手指触摸她的ipod了。她选了首摇滚歌曲,音乐愤世而粗犷。“你知道看到自己的朋友变成这样是什么感受吗?看到她又整出一张新脸,到处展示自己,好像自己真的变了样似的,看到她肌肉痉挛时抓狂的样子,什么感受?”

我很想结束这场谈话。我伸出手摸摸布鲁克的膝盖,“我俩其实想的完全一样,安一定会过得比那个混蛋律师好。”

“也许吧,但那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你提到了保妥适,你压根儿不懂,我觉得这一点也不有趣。”她膝盖从我手下滑开,“如果你连这点都看不出,那你就是个混蛋。”

我给自己的舌头上了锁,把想骂的话都咽回肚子里。很显然,布鲁克有点焦躁不安。也许是因为她为朋友担心或是对社会不满。也许不止这些,显然她谈到了我们俩。也许她觉得跟我这个他妈的傻子在一起白白浪费了一年的大好光阴。

4

我们在城里看了两处房子,没有一处适合未来麦考密克小两口的用房价格标准。对一个习惯了亚特兰大的租售房价格的人来讲,这儿的看房经历叫人触目惊心、沮丧万分。一处标榜有“艺术家风格”的一居室,房东明显未对房屋进行过必要的维护,到处都是杰克逊·渡洛克和他的老友们挥洒的颜料,开价却达140o美元。另一处,是间没有电梯的公寓,那里的盥洗室比一口棺材还小,开价却要1200美元。

“这儿的邻居们都是最热情的。”房东说。她是个瘦削的中年妇女,头发紧紧地盘了个发髻,整张脸的肌肉都往上拽。

我拉着布鲁克的手回到街上。

“还是去买套房子得了,”我说,“我的信托基金的收益没原先想的那么高,我正在考虑那几百万该投哪儿呢。”

布鲁克笑道:“我们为什么不拿信托基金下注赌一把,赢了就买下这一整条街?”

“或者买下整座城市。我一直想拥有一座城市。”

“好,我让老爸跟市长打个招呼。”

其实,布鲁克的爸爸是弗吉尼亚州的-_一名退休高中教师,而我尽管总想做地主,可祖上几辈都是农民,我宾夕法尼亚州的先人负债累累,他们根本没有财产能传下来。虽然我认识的人中有个拥有信托基金的,但上大学后我就没再联系过他,我想他是不可能拿几百万送我的。

我看了下表,快两点了。我转向布鲁克,“喝咖啡去?”

5

在去海特街的路上,我长话短说地向布鲁克介绍了保罗·墨菲。12年前,那时我在实验室紧锣密鼓地做实验,为获博士学位做准备,而墨菲刚刚入校,是名学癌症生物学的博士研究生。他的实验室就在我实验室的隔壁,我们俩共用一台切片机——一种切割冷冻组织薄片的机器。遥想当年,那会儿墨菲留着满脸的大胡子,一副校园大人物的派头。墨菲在爱荷华州时一直在打橄榄球,后来有次作为小马队的一员参加大学橄榄球季赛,膝盖受了伤,自此改变了他的人生。他说太不值得,毕竟他只是个

替补队员。有一天晚上,他几次实验都失败了,我们就一起喝酒侃大山。突然之间,我们的关系就拉近了。“你知道有句老话叫运动员有两条命吗?”他问我。我从没听过这句老话,但是打那时起它就深深烙在我脑海中了:运动员有两条命。这句话里肯定有故事。

不管怎么说,我们成了朋友,原因嘛,或许是因为共同分享实验室秘密,或许是因为我们夜晚聚在一起抱怨或发泄对生命科学的不满,或许是因为我疏远了那些决定不拿博士学位的同学。至少有那么一阵子,墨菲成了我在学校里最好的朋友。

我们之间关系的破裂,是在我的实验遇到麻烦之后,那次“篡改数据事件”给了我很大打击。墨菲,我一直认为他会在整个事件中站在我这一边,尽管我这一边相对而言是站不住脚的。我没想到他处理事情竟他妈的如此幼稚。我希望他能给纪律委员会写一封信,讲述一下我的人品,证明除了这个小小的犯规之外,我是个多么光明正大的青年。然而,我所得到的只是一封邮件,在当年,邮件只是一串信息转化的代码。邮件的大意是:“纳特,于科学而言,你是个骗子、伪君子、一个不讲信用的人。我要跟你绝交,你这个道德败坏的家伙。”嗯,这并不是墨菲的原话,但大意就是这样。

自此,墨菲在我眼中就是株道德上的墙头草,他假装正派,用科学的名义来压人。我因此完蛋了,我跟他的友谊也到此为止。

我被学校扫地出门后,就没再跟他说过话——我发誓再不理会此人。我的朋友,我的兄弟,我的铁哥们,滚他妈的蛋。

我跟布鲁克控诉完墨菲的不义之举后,她有好一阵子没说话,“你以前从没跟我提过。”

我得说我把这段故事隐去,是因为我认为这段历史对我来说不再重要,但这显然是谎言。我不谈论它是因为我憎恶自己的这段历史,它是我的软肋。我花了10年时间想要抹掉它,想要忘却自己曾做过错事。但是正如该隐所知,有些痕迹是不可能擦干净的。

“但我到时候会告诉你,”我说,“我不会瞒你的。”

我们进了咖啡馆,布鲁克啜饮着一大杯绿茶。她缩了缩身子,跟我说:“我很高兴你能告诉我。”现在她的脸色和语气都变得更加温和了。

我的脸色也缓和下来,虽然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做算不算是勇敢。把自己尘封多年的往事说出来,或者我只是耍了点手段,通过抖落自己的缺点来操纵女友的情绪。诚实并不总是可信的。

“不管它了,”我说,“让我们看看墨菲能带来什么好消息。如果他带根绳索或带副手铐来,你去转移他的注意力,我赶紧逃。”

我往后靠靠,木椅嘎吱嘎吱地响,我注意到店内环境是完全旧金山式的——一对穿耳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