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她摇摇头。

那位亚洲人警察缓缓伸出一只手放到我胳膊上。我僵硬地站着,他把手收了回去。

“你是医生?”

“是的,我是见鬼的医生。我叫纳撒尼尔·麦考密克。我是名公共卫生方面的医生。我并没有受过诊治这类问题的专门训练。”

“没关系的,”警察温和地说,“你……呃……你已经尽力了……”他转向我身后的一个人,点点头,“我们现在可以把尸体拖走了。”

“不。”我说。

警察停了一会儿,然后再次点点头。有人静静地搬拖,一只大手按在我肩膀上。“医生,请跟我来一下。”有个人对我说。这只大手轻轻拉我。

我的本能要我去战斗。我要挥出我的拳头,我要用脚去踢他们,拿鞭子抽他们,这些流氓别想让我放弃。但瞬间我又意识到墨菲确实是死了,即使我的拳头握得再紧也于事无补,见鬼,它们什么也做不了。

我慢慢放松了抓衬衫的手。这是最终的妥协。

我的双手隐隐作痛,我低头看它们,爪子样的,蜷曲着,尽是血。我的左手,受过伤的那只,很痛。直到那一刻我才感觉到了疼痛,我希望这种疼痛能够再猛烈一些。

我转了下身,看见那名把手放在我肩上的警察。他是个大个子白人,一头金发,长得有点像墨菲,或者说是像保罗·墨菲以往的样子。另一个人长了张拉美人的面孔,他站在门廊那儿,枪已经拔了出来。只是朝下指着。他在那儿,我想是打算在必要时朝我开枪。

大个子白人领我走到门口。“小心,”他警告我,指着那些有血污的地板,“尽量靠门廊边上走。保护现场。”

我离开了房间,我死去的朋友,他死去的妻子,还有圣马特奥县的警察留在房内,那个词——抱歉,抱歉,抱歉——始终在我头脑里盘旋。

11

在墨菲家客厅的沙发上。

我的手已经恢复了些知觉,可以握住咖啡杯了。那个时候,整所房子看起来就像是个马蜂窝似的乱哄哄一片:探照灯亮着,拉起了警用标带,丈量用的卷尺,照相机,刷子,取证用的袋子。医护人员已经离开,取而代之的,我想,是验尸官。勘察犯罪现场的人来了,更多的警察。还有记者,我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他们已经被阻隔在外面的路口处。还有博尼塔·桑切斯警探,就是她递给我咖啡的。

“你准备好跟我们谈了吗?”她问。她50多岁,有点发福,头发向后扎得很紧。强硬派,“像啄木鸟的嘴巴一样强硬”,我的一位朋友这样说过。但她对我还不错,我对此心存感激。

“没有。”我说。

她点点头,走向房间里聚集着人群的地方。

我感到了咖啡的热度,双手握紧咖啡杯。我用额头抵住杯子,感受其中的温暖。

曾经有一段时光,那是在医学院的时候,我们中间如果有人逃课,大家就会开玩笑,“哦,有人要死掉了。”如果有人在凌晨1点离开小组自习室,我们同样会这样开玩笑。我们也许只是在开玩笑,但有时候忌言成真:你知识中的小小漏洞,你逃课导致的知识上的小小缺口,可能最终会杀死某个人。

我们所有的人——医学院的学生、实习医生、主治医生、外科主刀医生——都曾受困于这一点,恼于自己的无知。假设,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长,情况会有所改善。但是,在发病率和死亡率上仍然有得商谈,还是有操作不当的病例发生。

因此你担心。你担心因自己睡懒觉而逃掉的实习医生讲座,包含着可能挽救一条生命的信息。你担心,如果自己学习再刻苦一些,如果自己在医院里呆的时间再久一些,如果自己参加了癌症救治的额外课程,自己就不会用双手抓住一个死人的头了,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反而只能延长他最后毫无意义的几分钟的痛苦。你想象着如果换作另外一个人,保罗·墨菲和他的妻子也许还有救。

同时,你告诉自己,做什么都于事无补,你自我安慰地将自己包裹起来。你是在撒谎。

“麦考密克医生?”桑切斯警探坐在我对面无靠背的长软椅上。我猜她是要跟我谈谈了,不管我有没有准备好,“我知道这对你很难,但是我们必须快点,调查还要继续。”

我呷了一口咖啡,点点头。

桑切斯警探拿出一本便签簿和一支钢笔。她看着我。接着说道:“知道吗,你很走运。早一点,你很可能撞见罪犯。”

“那样也许就不会发生这么恶性的杀人案了。”

“麦考密克医生……”她说。但是我的脸色告诉她,任何乐观想法都不是和我开聊的话题。她言归正传,“你怎么和这一家认识的?”

我告诉她墨菲和我很多年前的交情,关于来到西海岸的交往。桑切斯警探说她听说过我的名字,我们最后还是不知不觉地聊到了凯米雷根事件。然后她言归正传,是谁谋害了保罗·墨菲?

我告诉她墨菲一直在担心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我告诉她那辆白色的凯迪拉克。我告诉她保罗本来今晚要给我看一些东西的,还要跟我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她枪的事。我说的每句话她都记录在本子上了。她就墨菲的大秘密用5种不同的方式问我,以便看看我是否还有所隐瞒。我可能是个不称职的医生,但我不是白痴。

“我不知道,桑切斯警探。他从来没告诉过我。如果你再问我就走了,你可以逮捕我,把我关进巴格达的阿布格莱布监狱,但我还是不知道。”

警探的脸拉长了,“好吧,麦考密克医生。我们把谈过的话再过一遍。只是为了确认一下。”

不管怎么说,过一遍说过的话比起抗议来要容易得多。

12

在大批警察赶到现场的3小时后,我被允许离开。我的卡罗拉停在屋外,它被警察的巡逻车、验尸官的小厢车和外形好笑的法医实验室的蓝色货车给堵得死死的,所以我等这些车让路又等了20分钟。博尼塔·桑切斯帮了我大忙,她高声指挥着这些车辆。没有她的帮忙,估计我得一直在墨菲这里呆到圣诞节。

我沿着长长的车道往外开,穿过劳雷尔路上密集的新闻记者。我开车经过之处,都引起一阵骚动,我车速很慢,以免碰到那些手持话筒、相机或是摄像机的记者。我真是个道德高尚的人。

有那么一会儿,看到布鲁克的住处真让我感到高兴。我笨手笨脚地摸出钥匙,开门进了屋。我眼前还是不断地闪现出墨菲那张没有眼睛和舌头的脸,浑身是血的孩子们,还有墨菲死去的妻子。我迫使自己什么也不要想。

我碰到床头柜,布鲁克给吵醒了。她看看钟,哑着嗓子道:“我想你明天是哪里都不用去吧。”我在黑暗中站着,想是不是该往沙发那儿走。“纳特?”

她拧开灯。我想我浑身上下的血迹发挥了作用,她从床上笔直地坐了起来。

“哦,我的上帝。”她忘了问我是否没事。我猜,她知道我不太好。“哦,上帝啊,纳特。”

我走到床边,仰面躺在床上。布鲁克用她的胳膊抱住我,她一直紧紧地抱着,像是怕我会跑掉。

而我,像个胎儿那样弓着身躯,看着那些影像在我眼前晃动:墨菲,他的妻子,孩子们。我无法把这些影像从眼前抹去,它们不断地在我脑中闪现,一遍又一遍。

13

天一亮我就起床了,我想我是再也睡不成好觉了。头脑中有这么多具尸体,谁能睡得好呢?

我把衣服都扔进了洗衣机,光着身子站在一旁,看着水缓缓注入洗衣桶内。水注满后,我按下了浸泡键,只有多泡泡才能把衣服上的血迹给洗掉。之后我去冲了把澡。

我所能做的就这些了,不是吗?我使劲地搓澡,不知道何时才能把指甲底下和皮肤毛孔中的血迹给清除干净。出来,出来,讨厌的血斑,都给我出来。

我擦干身子,看了看雾蒙蒙的镜子里的自己,然后又打开淋浴器冲洗起来。在温暖的水流中,我张大嘴巴去接水,想要洗净一切,洗净我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甚至包括我的五脏六腑。

浴室的门打开又关上,然后是淋浴房的门,“你快要洗成西梅干了。”布鲁克说,她手里拿着块香皂。当她给我浑身擦香皂的时候,我告诉了她发生的一切。

“干什么呢?”布鲁克问。她已经决定请假一天来陪我。一个小姿态,但我还是很感激。我不想一个人呆着。

“看新闻。”我一边说,一边用她的电脑上了网。

“你真的想看?”

“当然不想,但是我好像必须看。”

“为什么?”

“因为我想再体验一次。”

她面露愠色,但并没有跟我发作。她知道我的心理受到了惊吓,不是吗?

我点开《圣何塞水星新闻报》的网址。布鲁克站在我身后,她用胳膊环住我的脖子。头靠在我肩膀上。

在“最新新闻”一栏,我找到了我要找的信息。“一家四口在伍德赛德的家中被害。”我大声读出来。

“你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布鲁克问。

“‘保罗·墨菲,35岁,他的妻子戴安娜,32岁,他们的孩子德鲁,5岁,斯蒂芬妮,2岁,大概今天零点在伍德赛德的家中被害。这一家的一位朋友发现了他们的尸体,之后圣马特奥县警方到达了现场。’至少他们没有——哦,见鬼,他们说了,‘根据一位调查人员的说法,保罗和戴安娜被发现的时候还活着,警察到来之前他们死掉了。验尸官办公室的发言人说,4个人的死因是头部和颈部受到致命伤害。…

我继续道:“不称职的医生纳撒尼尔·麦考密克做了毫无成功希望的努力,但没能救回墨菲医生和他的太太。”

“人家新闻可没这么写。”布鲁克说。

“这是潜台词。”我扫了一下这篇短文的剩下部分,没什么新鲜内容,然后就下了线。

我们在门洛公园找了个地方吃早餐。那里的餐桌摆放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非常通风,明亮,一切正常。

在等煎蛋卷的时候,布鲁克探过身子,握住我的左手。她把我的左手轻轻地握在手心,用一根手指顺着上面纵横交错的疤痕游走,腕骨,掌骨,手腕。因为有疤,我的手握起来会很僵硬,但我还能打字和系领带,碰巧还能开枪。不过,我不得不把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的计划给放一放。

“我还是不敢相信,”她说,“发生了两次这样的事,还是在两年之内。”

“我把上帝给惹毛了,他要好好整整我这个罪人。”我说。

“什么时候开始信上帝了,麦考密克医生?”

“只是引用一下上大学时美国文化研究课上的说辞。”

侍应生把食物放到我们桌上。他是个身材瘦长的年轻人,穿着难看的摇滚t恤衫,上面还黏着自助洗衣店的标记。

我说:“小心点,布鲁克。你该立马跟我绝交,做我的朋友可是有生命危险的。”

她勉强一笑,垂下头看自己的盘子。我想我的警告让她觉得有点不是滋味。

“你还好吗?”她问。

“好啊,”我看着她,“其实不好。”

她再次抓住我的手。

“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我说。

“什么都不需要做。”

“总得做些什么。”我挣开她的手,起身走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我看了今天的报纸,”我告诉博尼塔·桑切斯,“有进展吗,知道是谁干的了吗?”

警探愣了一会儿,然后拖长声音说:“我不能对此发表意见。”

“你当然能。”我说。桑切斯没有应声,我继续问:“你跟墨菲一家的朋友们谈过了吗?”

“医生,这事你别管。”

“别这样,我的警探大人。这事与我有关,我可不能袖手旁观。”

“这事跟你没什么关系,你只是个目击证人,至少我们是这样希望的,对吗?”

“什么意思?”

“我不想解释,医生。”事情有点不清不楚,但我不会因此而罢手。

“他是我的朋友。”我说。

“你瞧,我知道你心里不安,你必须熬过这一段,对此我感到很抱歉,真的。我也为你朋友一家感到抱歉,尤其是那两个孩子。但关于调查的事,我无可奉告,我也没时间在这儿跟你纠缠。”她在电话中叹了口气,“我这么做是为你好。”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有人蹲了州监狱,他们很生气。”

“监狱里的所有人吗?”

她大笑,“你从哪儿学的这么贫嘴?来这儿之前,我在奥克兰呆了20年。不过现在我知道你去年看到什么可怕的事了。”

去年?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去翻旧账?

“但是这次你什么也没看到。相信我,我们会尽力做事的。还有,如果你不想把我惹火的话,也必须相信我。”

“我相信你。对了,查出那辆白色凯迪拉克了吗?”

“这世上有很多的白色凯迪拉克,医生。”我在心中不断地咒骂自己,居然忘了留意车牌号。

“我要挂电话了。”桑切斯说。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