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说再见吧。”我按下了结束通话键。

14

我从沙发上可以瞥见布鲁克在收拾房间和清洁厨房,而我则坐在一边把玩墨菲的名片。

“知道泰特拉生物制剂公司吗?”我问。

“我说过了我不知道,你上网搜搜吧。”

我照做了。

“癌症的克星。”我自言自语道。然后我对布鲁克说。这会儿她走出了我的视线,“抑制转录因子,我猜这就是墨菲在忙活的事。注意这个,‘泰特拉生物制剂在癌症研究、糖尿病治疗、组织再生和抗病毒新品方面均有项目。’你难道不喜欢吗?‘抗病毒新品’,现在好像什么都能叫‘新品’。”

“这太有趣了。”布鲁克说,但她的语气让人觉得这一点都不有趣。

“公司办了有5年,”我说,“但不为公众所知。”布鲁克没吱声,只是丁丁当当地把盘子放回原位。我点击进人政府办的医学论文库,这里有过去30年发表的几乎所有论文。其中有41篇文章署了墨菲的名字。最后发表的一些文章有关转录因子和癌症。我下载了文章摘要,发现墨菲的研究是为某个机构在做的。“看来他在泰特拉公司著作颇丰啊。”我说。

“那很好。”

“他也许在那里有朋友。”

“也许。”布鲁克喊道,她的声音紧绷绷的。

“我想知道他在那儿干了多久?”

她不理我了。

“我也许该去那儿看看。”我说。

布鲁克出现在厨房门口,手里拿着块擦杯子用的抹布,“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切你都告诉警察了吗?”

“当然。”

“你认为警察不会调查吗?’’

“我不知道。我忘了问他们是否在调查他工作的地方。”

“对,你最好打电话问问他们,告诉他们去调查那里。我相信他们一定没有考虑到这点。”她语带讥讽地说。

“多个人手没什么坏处。”我说。

她深吸一口气,转身回到厨房,“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答应过墨菲我要找出是谁……”

“然后呢?然后你又能怎样呢?”她又回到厨房门口,手里的抹布揉成一团,“警察都做不到的事情,你又能怎样?如果你真的找出了是谁干的,你怎么办?抓住他们,然后把他们都绑到橡树上?用手铐铐住他们,然后把钥匙扔掉?”

我无言以对。

她走到沙发旁,跪在我面前,抓住我的手放在她的手心里,湿抹布碰到了我的皮肤。

“我很怕,真的怕。这些人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你早10分钟出现,也许已经死了。我很怕你去找这些人。去年你就是这样,不能再有第二次了。”

“我也怕。”

“那就别管这事了。”

“我不能。”

“为什么?”她眼中闪着泪光,“难道有什么目的吗?为了让余生得到解脱?”

“他的孩子和妻子,布鲁克……我答应过的。”

“他死了,你答应过什么对他都没用了。”她的泪水哗哗地往下淌,“我今天请假来陪你,看电影,去海滩,或者就坐在这里握着你的手,你想干什么都行。但你却不要任何安慰,是吗?”

“他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

“什么时候?10年前?两天前你想都不愿想这家伙。”

“行了,我们之间也许是有些问题没有解决。”

“那就不解决算了,这样岂不更好?他死了,纳特,而我没有。你快要失去我了。我不想这样,我努力了但却无能为力,而你竟然无动于衷。我不想再玩游戏,也不想再给你暗示。因为我知道你心里清楚,只是好像不在乎。”

“我不是无动于衷。”

“请别再这么说了,哦,纳特,请别说了。你知道你有多么铁石心肠。”布鲁克把头埋在我的双膝间,眼泪弄湿了我的牛仔裤。她抬起头,“去找一份工作吧,不一定要能干一辈子的,只要让我们能够回到从前。求你离泰特拉公司远一点,别再给警察打电话了,离这案子远一点,求你了。”

我坐在那儿听她哭。她是对的。不过,墨菲一家被杀给了我启示。几个月来我一直避不开的那个问题得到了解答。我为什么在这儿?很简单,是为了弄清楚这些人到底出了什么事,并为他们争取到正义。

但我也在想,我是不是走得太远了。一个月前,我和布鲁克的生活轨迹是那么清晰。退回去,找份工作,搬到自己的住处,然后再搬去和布鲁克一起住。结婚,生子,还住房贷款,抚养孩子长大。现在,这一切变模糊了,我甚至搞不清第二天会发生什么。 我轻抚布鲁克的秀发——毫无疑问,我是爱她的——说了句:“我答应你,我会离这案子远一点。”

15

布鲁克和我一起度过了当天余下的时光,尽力让我们的关系回到从前。一切都很好,只要不算上想到墨菲全家的时刻。但是他们还是会时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做爱,午餐,海滩漫步,一天过得还算轻松。布鲁克想看詹妮弗·安妮斯顿演的电影,我经过理性分析,确定了其中不含暴力成分。我们晚餐吃得较迟,然后是亲吻,上床。

我可能会轻飘飘地说一句,我们新一轮的集体生活又开始了——斗嘴,和好,一天好,一天又是老 样子。但其实不可能再是老样子了。现在,我脑袋里装了四具尸体,每一次谈话,每一顿饭,每一次接吻,它们都会出现。

第二天,我有点疲劳。布鲁克去上班了,我却无事可做。我又想起墨菲全家遇害那天晚上自己无力的救护,唯一能让我摆脱罪恶感的办法,就是不断地自责。我给一个在医院实习时认识的家伙打了电话,他现在是北加州的一名外科医生。

泰德·布莱克两分钟后回了我的传呼。我开始喜欢上了外科医生的办事效率。泰德在他们班上是动作最麻利的,实际上他人也不赖。因此在寒暄了几句后,我跟他简单说了下事情恐怖的细节,他的全部回答是:“他们是救不活的,纳特。没什么你能做的了。” “应该能做点什么的。” “切断了双侧颈静脉,或许还深及颈动脉。没救了,伙计。你打通气道,直接压住气管,剩下的只有祈祷了。你祈祷了吗?”

“我想是的。”

“那就是了。你已经尽力了。不要再多想了。”

布莱克医生想的倒是轻松,他的工作已经令他对失败习以为常。但是对我这样的药学医生而言,事情却很不轻松。

我谢过泰德,我们约好了有机会出来聚聚。

嗯,就这样了。犯罪感稍稍减弱了些,只能说是稍稍。

我给投过求职信的公司打电话,他们还没有看过我的求职申请和简历。租房子的事倒是进展得快些,我约好了去城里的两个地方看房。

这就是我,为了遵守对布鲁克的承诺而没有遵守对墨菲的承诺。简直是一团糟。

这一天我还有很多时间,布鲁克在公共卫生局的某个部门正忙着当差,而我去了曾就读的大学,去了医学院的图书馆,如果布鲁克打电话来,我就说是故地重游。该死的故地重游,是的,但是还……

我想进入大学数据库。如果我想找到点泰特拉公司资料的话,那是最好的地方。我没去那家公司,不是吗?只是进行一点点侦察。

我也不想布鲁克无意间查看她的上网历史记录,发现我在查找这些文件。

我上次来医学院是一年前了。自从搬来加州湾,我一直在刻意回避这个地方。现在,不好的记忆移植到不好的记忆中加重了不好的记忆,变成了更不好的记忆。有些人看见山峰感到了伟大,我看见医学研究中心时也感到了伟大。除了这座我非常熟悉的建筑物——我第一间实验室的所在地,我和墨菲做了大量实验的地方,医学院里又起了一座新楼,它的样子就像是晾衣绳上用的夹子。这座新楼高高耸立在停车场的一侧,顶上两层围了一圈酒红色的栏杆,它的内侧全是玻璃墙和实验室,正对着花岗岩砌成的院子,它的外侧看起来像极了20世纪60年代的汽车旅馆。

我走进低矮的医学院大楼——大家都希望能把它拆掉,可是永远也拆不成,因为它是座里程碑。它是学院最古老的建筑,由一位著名建筑师设计,全混凝土结构,中间有个院子,建筑物呈米色,外墙和所有柱子上都有模糊的纳粹万字饰,很是怪异。

图书馆环绕着其中的一个院子,这个院子里有棵大树,保洁员一直忙着清理树下体闲桌椅上的碎石屑。

我用图书馆的电脑上网搜索。40分钟后,我挖出了一些信息:泰特拉生物制剂公司成立于5年前。创始人是一位前任伊利诺伊大学生化和分子生物学教授以及一名原先经营小型医疗设备的商人。教授的名字叫汤姆·布科夫斯基,出钱的是达斯汀-阿尔伯特。没有公共投入,因此这家公司应该是由私人经营的,由一些风险投资基金持股,部分投资来自大医药公司,还有一家叫黄金海岸基金公司的小投资公司。他们只向市场投放了一种药品——用来治疗多种硬化症的干扰素。他们余下的药品还处在研发阶段,其中有两种已在接受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审批,看来很快就可以投放市场了。这两种药品中的一种是转录因子抑制剂,这是墨菲生前负责研究的项目。另一种是针对伤口愈合和“其他软组织问题”的组织再生项目。嗯,对泰特拉公司和它的投资人来说都还不错。

接着,我在快要打盹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汤姆·布科夫斯基,泰特拉公司的两位创始人之一,已经死亡。

我扩大了搜索面,搜看了一些更早的文章。看起来泰特拉公司在两年前的8月份运转并不太好,对于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来说更是如此。8月23日,布科夫斯基去加州的蒙特雷县钓鱼,他坐的船发生了爆炸。布科夫斯基被炸死,同时遇难的还有一个名叫彼得·叶的男人。船长和大副也同时遇难。彼得·叶和大副的尸体没有找到。布科夫斯基的尸体——只是部分残肢——被上潜泳课的当地学生发现。

文章显示这里面一定有文章,但是调查结论是机械故障引发了爆炸。所谓“机械故障”指的是油路短路,导致下甲板产生火花。布科夫斯基的家人起诉了轮船所有人和引擎制造商,案子最终庭外和解。

我继续搜索,想找到些关于保罗·墨菲在泰特拉公司的友人信息,但是一无所获。

那天下午,我再次背叛了布鲁克,给博尼塔·桑切斯打了电话。这名警探并没有因接到我的电话而感到惊喜,但在我提醒已有一整天没烦她之后,她向我敞开了一点心扉。我说“一点”,意思是她告诉我警方对调查仍给予110%的关注。我问她是否和墨菲的亲朋好友谈过。当然谈过,她说。我问她是否和墨菲在泰特拉公司的同事谈过。当然,当然。

最后,她终于软下口气来跟我把事情说白了,“这看起来像是一起入室抢劫案,弄得不好才成了这样,”她说,“我很抱歉。”然后她发誓说如果我对媒体说出去的话她会杀了我。因为我对她的坦率相当满意,所以不会去跟媒体爆料。

打过电话,我还是心魔难除。墨菲死了——德鲁、斯蒂芬妮、戴安娜也死了——而这些人的死亡竟然没有合理的解释。更糟糕的是,他们死得竟然毫无意义。

我不禁想起了10年前我和墨菲之间的恩怨。实际上,那次数据舞弊案之后,我并没有被踢出学校。他们要求我休假,我这样做了,最后在校园的咖啡馆找了个不用动脑的工作。正如我说过的,对于我在实验室的这次行为和我的博士学位,墨菲相当自以为是。我没说过的是这家伙帮倒忙。

两周多的时间里,咖啡馆侍应纳特·麦考密克递送盘子和卡布奇诺咖啡的时候,保罗·墨菲都会过来喝一杯咖啡。每次他都试图和我搭讪。起初,他的友好姿态在我看来很可怜,但进入到第二周后,他的坚持就让我感到讨厌了。

最后墨菲郑重其事地向我道歉,为他火上浇油的行为表示道歉。然而,到了那时,自以为是的其实已经是我了。

“太棒了。”我告诉他,把小毛巾往肩上一甩,然后一路把他推到吧台尽头,“一切都过去了,是吧?”

“我是这样希望的。”墨菲说。

“你想要左右逢源,伙计?对系里跟个童子军似的,然后又跑来安抚我,因为不想有负罪感?”

“我只是想说我很抱歉……”

“得了,伙计。太晚了。”我不再理他,径自往收银台走。店里排了很多人,另一名叫贝卡的侍应不住地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

“祝你前程似锦,”我大声说,“心想事成啊。”我对医学院里曾经最要好的朋友送上了这句刺耳的祝福,那高高大大的男人看着我,像是被人在脸上扇了 一巴掌。他呆立了一会儿,像个受伤的动物那样叹了口气,之后摔门而去。

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在咖啡馆当班的时候,打了个白痴。一周后,学校就让我收拾行李滚蛋了。

10年过去了,墨菲在另一家咖啡馆再次跟我道歉。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