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受了,迈出了和他重修旧好的第一步。我想我内心还是非常想跟他再做朋友的,但那个手持刀子的施虐狂却让一切都化为乌有。

那么,是负疚感驱使我来到图书馆的吗?可能。我愤怒了?想复仇?也可能。但除了这些念头以外,我还觉得这样的谋杀破坏了一种平衡,我要重新把它建立起来。我想在这不公正的世界上做些公正的事情。

我不能真的打入墨菲的社交圈,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的社交圈在哪里,而警方也不会向我提供帮助,这一点我是可以确定的。还有一件事情我也很有把握:这个社交圈一定对泰特拉生物制剂公司感兴趣。

为了克制自己不去给博尼塔·桑切斯打电话,还有不去泰特拉公司,我给布鲁克打了电话。“你现在穿的是什么?”我问。

“情趣内裤。我一会儿要去见我的老板。”

布鲁克的老板身高5.8英尺,体重250磅。就让他等着心脏病发作吧。

正当我要告诉她我现在在家重新装箱,一群医大学生从一间教室鱼贯而出,拥进院子。

“是什么声音那么吵?”她问。

“松鼠。”我说,然后我告诉她我想去管理一家高尔夫俱乐部。我不认为她会相信我。我们两个都不打高尔夫。

“找工作的事进展如何?”她问。

“相当不错。他们刚给了我一个职位,加州卫生总监。”

“哇!我都不知道还有这样的职位。”

“以前没有。他们专门为我设的。”

“就是比你更安稳的人也不会遇上这好事。嘿,我得走了,”她说,“我真的和老板有个约会。”

我跟她讲改天一定要谢谢她的老板如此守时。

我回到图书馆,开始在网上找工作。相比之下。调查泰特拉公司更可怕些。

不过,我实际上没把心思放在找工作上。我想着怎样才能进入泰特拉公司。如今这个年代,安检实在太严了,尤其在生物科技领域,人们对商业间谍行为很敏感。怎样才能打探到我想要的信息呢?我想我可以在泰特拉公司外面的停车场安营扎寨,他们下班的时候呢,就趁机找他们攀谈。不行,太令人毛骨悚然了,尤其是他们的一名同事出了这样的事。那么,我总能找到一份雇员名单吧,然后我可以到他们家里去拜访。还是毛骨悚然。要不我可以得到一份清洁工的工作,这样也可以趁机翻找档案文件。有意思。我想他们会付给我多少薪水。

不管怎么说,我又登陆了泰特拉公司的网站,点开了“职位”一栏。泰特拉医学主管助理——抗病毒药品部。这条消息发布在“药品开发,医学/临床信息”栏目下。对于一个已经花了几年时间寻找传染病毒的人来讲,这是个理想的职位。

哦,伙计,难道布鲁克不会为此感到骄傲吗?事实是,她也许会阉了我。但管它呢?我需要这份工作。

我拿出自己的移动盘,通过他们的网站上传了我的简历。好了,就是如此简单。

嗯,也许没那么简单:布鲁克满脸是泪的影像映人我的脑海。绝不简单。

16

“上帝啊,那些孩子。”布鲁克低语道,我们从那些大理石墓碑处回到车旁。我们刚才坐在那里听完悼词,看着4口棺材放人墓穴。两个大墓穴是墨菲和他妻子的,而两个小墓穴是他们的两个孩子的。

两个孩子,我思忖着。

我见过孩子死去,在撒哈拉沙漠那些没有医疗条件的偏远乡村呆了两年,不可能没见过。艾滋病,疟疾,昏睡症,我在那里治病,抱怨,喊叫;那是我终生难忘的工作。

在刚才听悼词时,我知道自己很愤怒,本不该震惊,但是确实震惊。杀掉两个孩子的不是病毒,而是人,是应该受到指责、惩罚并为此付出代价的人。

在车子旁,布鲁克抱住我,她低语道:“此时此刻我为他们感到悲痛。”

现在,她应该比以前更了解我了。

接下来的几天,日子来了又去,对于那些没有工作、没有朋友,而且心情沮丧的人来讲,日子像是爬行,非常缓慢。我查了一下电子邮件,又查了一下语音信箱。我实际上只关心一条反馈信息。我在等泰特拉公司人力资源部的信。我一点也不想联系其他的单位,不想在泰特拉公司之前接到其他单位的应聘通知。

实际情况是,在泰特拉公司之前有人和我联系过,一些出租房子的人,还有一家设在伯克利的政策中心,即“加州新现传染病项目组”。项目组的一位主管想约我在后半周面谈,我跟她编了个理由说要去佛罗里达开会,把事给拖延下来。

一天后,我终于等到了泰特拉公司的电话。人力资源部的一位女士说他们对我的简历很感兴趣,想让我过去谈一谈。她问我明天可以吗?当然,我说。你们最好快点,我说。我们当然会尽快,她说。

接完电话,我走过几个街区,到了一家花店,买了一大束花准备送给布鲁克。鸢尾花,她的最爱。

回到她的公寓,我把花放进水里,决定去跑步。尽管我的余生已经无法修补,但我一定要保证已有的计划照章进行。布鲁克把她的ipod忘在家里了,我带上它离开了房子。

往左还是往右?这是生活中的大问题。我前后扫了扫街面。在我右边大约50码外,停着一辆黑色的林肯suv。车后站着一个人。我去花店的路上见过这辆车?可能见过,但是我的神经还是受到了点刺激。我转向右边,跑向那辆车。

车子里面看不清楚。我开始跑的时候,那辆林肯领航员驶上了马路,从我身边呼啸而去。车里边。一个男人正在用手机通电话。我放慢速度,往车尾看,没看见车牌。林肯领航员在街角的停车信号前刹了下车,然后打了右转向灯。

我想,也许只是一通房产经纪人看房的电话。可能仅此而已。

17

“见鬼,纳特。”

我扒拉着布鲁克做的芝麻杏仁色拉,眼睛盯着盘子。鸢尾花插在我们俩之间的花瓶中,“只是份工作。”我说。

“这不是工作,”刚给我做了色拉的人说,“你把我当白痴?”

“我可以不告诉你的。”

事实是,我并不真正在意将此事告诉她,但是我恨自己大嘴跟她说下周还有两次面谈。布鲁克穷迫不舍,问我是哪儿要人,我不想再厚颜无耻地跟她撒谎,于是脱口说出用人单位设在古巴。

“现在他们可能比以往需要更多的人手,”我说,“看起来他们希望雇员像苍蝇那样到处飞。”

“别开该死的玩笑,好吗?就一次,别开该死的玩笑了。”

“用语不雅哦,迈克尔斯医生。”

最后这句算不得是真正的玩笑话,但可以肯定布鲁克不喜欢它。她把叉子扔到盘子上,“我真是忍无可忍了。”然后,她恨恨地切下一片面包来,“你难道一点点都不尊重我吗?还有我们?我一边工作一边担心你,怕你会想方设法接近那警探和那该死的泰特拉公司。我劝自己不要多虑,我跟自己说纳特爱我,他不会……”

“我确实爱你。”

她瞪了我一眼,目光可以夷平一座城池,“那就不会这样不尊重我。”

我们俩都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我说:“我想你 是非常了解我的,不是吗?”

“我想是的,”她尖起嗓子,“你真是个长不大的小男孩,纳撒尼亚。你能不能像个成年人那样做一回决定,表现得跟你的年龄相符。想想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

好吧,我认可最后一句话,那些什么表现与年龄相符的话,我睬也不睬。

我咽下最后一口色拉,放下叉子,用我认为的强而有力的沉默表示反抗,我站了起来。

“你真正在乎的并不是人,是吗?”她又说,“你在乎病人,当然,死去的人。但是活着的人,还在喘气的人,就要和你好好谈谈了——你到底对他们有多在乎?你告诉我,在保罗·墨菲被害前你到底给了他多少关心?”

我进了客厅,拾掇起所有的个人物品。布鲁克一直坐在桌子跟前,动也没动一下;坐在那里,她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这边的一举一动。

“成熟了,纳特。你都带走吧。你就离开吧。”

我当真就离开了。真希望我只带我的态度和一把剃须刀离开就可以了。

我把所有东西都扔进卡罗拉车的后备箱,猛地关上。我使劲拉开驾驶室的门,不知道这样做是要给谁看。街上静悄悄的,没有人,几辆车靠路边停着,唯一的声音就是100码外高速公路上驶过的汽车声。

我围着车子转了好大一个圈,最后看了一眼亮着灯光的小房子和整个街区。

也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一辆车,远远地停在街那头,停在一处街灯照不到的阴影处。一辆黑色suv。

我朝它走了几步,弄不清里面到底有没有人。然后我举起手,伸出两根中指。

来抓我啊,你们这些社会的毒刺。

18

尽管波士顿、费城等城市也在吹嘘自己的生物技术如何如何,但论及产业规模,哪里也比不上加州湾。美国总共有1500家生物技术公司,其中有800多家落户加州湾。

加州湾有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里集中了多所世界一流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我那常困扰我的母校。这里有极具进攻性的风险投资文化和很棒的气候。生物技术产业的许多老字号都生于斯,长于斯,它们的名字听起来就像是科幻小说与希腊神话的笨拙结合。尽管那些公司在不断地向外拓展,但旧金山南部仍是这一行业的核心地带。

泰特拉生物制剂公司在旧金山南部成功置了业,它离美国基因技术公司这一行业老大约有l英里远。美国基因技术公司有一段时间业绩辉煌,投资者捕捉住了信号,金钱源源不断地从大机构和硅谷涌入。后来它效益不好的时候——呃,没人说过生物技术是好干的。

泰特拉公司的大楼建成后,它的钢粱和碧绿的玻璃幕墙令人震惊。大楼整体形状像一艘海轮的船头,仿佛从船的甲板处生生给砍了下来,而船的其余部分,我想,已经沉入了旧金山湾的海底。蒸汽从6楼顶部两个出气孔喷出来,避难的海鸥集中在停车场的一角,这一切很符合大海的氛围。

现在时间大概是早上10点30分,距离我的面试还有半小时。昨晚,我在101号公路边上一家糟糕的汽车旅馆度过,睡得不好,所以我希望能坐在停车场里整理一下思绪。唉,没有这样的好运气。每一次当我找到头绪,布鲁克就会跑进我的头脑中,让我的思绪消失不见。

我放弃了停车场,盘算可能到公司里思路会清晰些。我穿过停车场内成排的汽车,走向泰特拉公司,一周前保罗·墨菲还在此掐着点上班。大楼外的走廊上空悬着玻璃和钢做的罩篷,罩篷下是一盏神秘而古怪的海洋一样的灯,我的心跳加快了。

我的鞋子在大厅光亮的花岗岩地板上踏出了响声。花岗岩上嵌着一块铜牌,上面用拉丁文刻着:认识你自己。同样一句话还出现在德尔斐神庙的入口处。文艺复兴时期的解剖学奠基人维萨里首次将它用在书本的扉页,此后它流传了好几个世纪,在21世纪初的加州叉重新流行了起来。泰特拉公司的人很幸运,版权法不适用于这些古代贤言。

我向保安做了自我介绍,他站在一张高度概念化的金属桌子后面,我告诉他我来这里要见弗朗辛·哈特曼。他接过我乔治亚卅i的驾驶证,迅速看了我一眼,给某个人打了电话。咕哝了几句之后,他挂断电话,指向大厅侧面的一台电脑。

“她几分钟后就过来。你在那里登记一下,填一份保密协议,然后会给你一张访客证。”

在他指的那台电脑上,我输入一些个人信息——姓名、社保号码以及各种个人特征,还填写了泰特拉公司的保密协议。这些事情对任何一家技术公司都是强制要求的,经营生命科学的公司位于对知识产权最敏感的公司之列。

我通读了一下协议,文本中不断地跳出“机密”、“私有”、“禁止”、“仲裁”等字眼。如果你仔细阅读这些内容——我不再仔细阅读了——可能以后20年都要在担心中度过,唯恐自己无意间会泄漏一些商业机密,比如说厕所的颜色。

我在协议下方点击了“同意”,电脑下面的打印机打出一张证明我身份的标记牌。我揭开标记牌背面的不干胶,把它贴到我的外套上。这样可以辨识了,我在民权被限制后有了一席之地。

弗朗辛·哈特曼并没有出现,我在硬硬的大理石凳子上坐了9分钟,屁股都坐疼了。我换了一个又一个姿势,光顾着屁股的不舒服,根本没注意到向我走过来的女人,而她看着我在大理石凳子上折腾,像一个露着屁眼的黑猩猩。 “麦考密克医生?” 我抬起头,看见一只雌性灵长目动物,大概35岁,太有风度了,一定是人力资源部或市场营销部的。弗朗辛·哈特曼。她向我介绍起自己,而我也立马站起来,跟她握手。

“那些长椅,一定需要些衬垫,是吧?”

我感到自己脸红了。

我们走过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