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石头一样在第一级台阶前站着,然后转回了身。
“我没能进去。”那天晚上我对克莉丝说,“它会像留下我的指纹一样留下我的脚印。”
我们考虑了别的办法,穿上别人的鞋子,然后把它们销毁,或者在每只鞋底上钉上三个小软木塞,这样就只会留下不清晰的点。克莉丝最后用她的方法解决了,坐在她的沙发里在屏幕上解决了。她进入了数据中心清扫公司的工作日程,在本周的清扫任务中偷偷加上了清扫紧急通道这一项。
当我在这个星期再次打开那扇门时,一股刺鼻的清洁剂的柠檬味呛了我一下,楼梯的每个台阶都被仔细地打扫、清洗了。我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拨开了门锁的弹簧闩,打开了紧急出口。本来数据中心的警报会立刻响起来。我站立了一会儿,实际上,只要一打开这扇门就会发出警报,那样,用不了一分钟警卫就会到达这儿,那我就要脸色苍白地靠着一堵墙站好,好像我身体很糟糕,要费力气才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一样。可是警卫人员没有来,通过侵入建筑物安全保卫的控制系统,克莉丝决定把这扇门的警报关闭。很明显,她做到了。
我第一次在现实的游戏中进入了两台发电机之间的空地,这是两台真的发电机。
我和克莉丝约定过,首先仅仅是潜入进去,在我把喷射管道拆卸下来并把启动雷管拧下来之前,克莉丝必须蒙骗几个保安系统并影响柴油发电机启动马达的控制逻辑。我只几步就走过了紧急通道间,来到了修整过的草坪上。我看看四周,左边是发电机的小屋子,人们每隔几个星期就可以听到试机的隆隆声。在小屋子后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正方形的混凝土块,上面有一个巨大的闪着银光的废气出口,斜斜地向上翘着。那就是离子发电机,也是一种燃气涡轮机。只有一扇很小的小门能进入这个四方形的水泥块,在这扇小门后面就是启动雷管,我必须把它拆下来。
四周静悄悄的,无声无息。周围的楼房没有一扇窗户是朝着这块草坪的,只有紧急通道间的照明灯排成一列,也只有从那个地方人们才能观察到我。不过那些紧急通道在平常是没有人进去的。平常情况也仍然是在冒险。我为我所做的这一切要蹲多少年监狱呢?
上楼去吧,坐在我的写字台后边,做我的工作,忘了克莉丝,忘了简斯,也忘了我自己吧,让所有的一切都模糊,都消失吧!
我跑了回去,又费力地关上了紧急出口的门,把插销又拨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在楼上,布莱因问我到哪儿去了。
撒尿去了,我说。他看上去很得意,虽然他的警探般的眼神里流露出的是另外的意思。
晚上,我常常在克莉丝那儿。可这个晚上我回家了,刚进门,莉迪娅·布洛克就来了电话,仿佛她预感到我要回家似的。
“您还不知道我是谁吧?”她问。她还给我的屏幕上送来了一个不可抗拒的微笑,虽然是个很短暂的微笑,但自从她第一次来电话,这种微笑就已经储存在我的记忆之中了。
“当然知道,莉迪娅·布洛克,不过我倒是真的有点惊奇,您居然来电话了!”
“您上次电话里用‘你’称呼我,我觉得那样更好。”她说。
“你这样称呼我,我才这样称呼你!”
她点点头,“你答应过告诉我,你是从哪儿知道我的名字的。”
她这一问,才使我意识到,也许有人向她询问过我。也许克莉丝和我已经进入瞄准镜了,也许十几个全副武装的人就要破门而入,穿着防弹背心、戴着面具的警察就要把我从这儿拖出去。而莉迪娅·布洛克却在那里让我背对着门,脸朝屏幕坐好。我把椅子转过来,使我的眼角能瞟着门。
荒唐。我一连好几天都是这样度过的,这就是恐惧,对每一个人的偏执狂,布莱因、菲尔贝尔、每一个同事,现在是莉迪娅,以及大街上每一个稍稍多看了我一眼、似乎对我略有所思的人。
“你的名字本来是普普通通的。”我终于开口对莉迪娅说,“我是从一个寻找伴侣的程序中知道的,有一台计算机对我说,我们两个会很合得来。满意了吗?”
“还有呢?”她问。
“还有什么?”
“你不是说,我们两个很合得来吗?”
这是我第二次在我的屏幕上见到她,她神情倦怠,眼睛周围有黑圈,显得很疲劳。
“那我们就试试看吧。”我说,“到加勒比去一个星期,我们就都了解了,要不就到夏威夷饭店去吃饭。这一次我付账,现在还不到十点呢。”
她又摇摇头。她显得疲惫,疲惫得仿佛就要断气似地说:“不行!这不行,图波尔。”
“为什么不行呢?”
她又无言地摇摇头。我从她的眼神中看出来,不能再继续问下去了。
“图波尔,”她最后小声地说,“给我讲点别的什么,行吗?我睡不着觉。”
“我应该给你讲什么?你到底想听什么?讲我这一整天怎么坐在终端机前?或者讲我刚才怎么发现了那部新的现场侦探电影?我今天一天过得确实跟你没什么两样,过这种日子谁都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事儿。”
“什么都行,图波尔,讲什么都行,讲个童话也行。你会讲童话吗?”
我仔细地回想了一下,记得儿童时代我听过很多童话,因为cd播放器总是没完没了地在那里播讲童话,所以,每个孩子随时都能讲出几个来。可是现在这些童话都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就像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当母亲的也没有童话可讲了。不过要是母亲给我讲过童话,那我还是能回想起来的,可她连一个也没有给我讲过。
为什么女孩莉迪娅要听我讲童话呢?
为什么她不想来和我见见面,却要给我打电话,听我讲童话呢?
她到底怎么啦?
“有什么不顺当的事吗?”我问,“我可以到你那儿去吗?要谁帮助你吗?”
她好像想了一会儿,接着她却慢慢地摇摇头,看样子她的眼泪就要流出来了,可是她却强忍住了,她极力克制着,眼睛里还是干的。
“我这会儿跟谁也合不来,”她语调缓慢地说,“一切对我来说都太过分了,我知道这种事结果会怎么样。我经历得太多了,我有时候给你打打电话,难道这还不够吗?”
“这很好。”我说,“不过请注意,有一个叫野莴苣的童话。说不准有一位什么样的女士孤零零地被关在一座塔楼里。她为什么要这样?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可能是有一位脾气坏的婆婆。没有楼梯可以上去,我不知道她是怎么上去的,可能是乘直升飞机。‘野莴苣,野莴苣,让你的头发垂下来。’那位王子这样喊着,因为野莴苣有这么长的头发,简直可以一直垂到地面上。那位王子是突然之间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天知道呢。接下来那大概就好啦。这种cd童话无论如何到后来总归是好的结局,他们结婚啦,生活很幸福啦,还生了很多宝贝孩子。”
我一说到孩子,她的眼里就滚出了一朵泪花,她飞快地把它抹掉了。
“那都是胡说八道的臭童话!”她说,马上又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那笑容转瞬即逝。
“臭童话!”我喜欢她这样说。有谁敢于这样冒一次险呢?特别是女人,而且她还是一个几乎有点陌生的人,居然就这样说出来了,而且还觉得快乐。孩子时代的勇气大多数都在成年怯懦的大混乱中丢失了。她当然是对的,这是一个臭童话,原来它也许并不臭,可是当我回想起来并把它说出来时,它真的是臭了。
“我母亲不光在听野莴苣的时候发脾气,在听别的童话的时候也这样突然发作。”我对她说,“这种话我经常听到,三次,四次,接二连三,我想,那是因为我多多少少神经有点不正常。”
“胡说,一点儿也没什么不正常,孩子们都这样,你为什么要跟别人不一样?我也是这样。”
“啊,是啊,”我说,我决不是故意要给她讲这个离奇古怪的故事,可我还是接着讲下去,“不过我真的是有点儿古怪,我们那时候住在菲斯滕菲尔特的城郊,小小的园子,很小的小池塘,我母亲那时候就是喜欢鼓捣这些东西。在园子的篱笆后面有一扇小门,可以直通到田野上。我可以跑过田野,走到一个村子里去。到村里的第一座房子也不过就是一公里远。在园子和村子之间的田野是我放风筝的地方,秋天的时候,我总是在那里把风筝放飞到天空。我妈妈只要在房间里朝外看着天空就行。只要她看见天上有一只风筝,就知道我在哪儿了。晚上我常常骑着自行车到一个农场去,叫做围栏牧场。牧场里有刚挤出来的鲜牛奶,刚下的鸡蛋。在我上学之前,我就一个人骑着那辆绿色的小自行车去那儿,带来鸡蛋和牛奶。
“有一次,就在我快到七岁的时候,我又去那儿。我只想骑着车子在那里转转。我刚刚有了一辆新自行车,一辆红颜色的、有变速器的车子,比从前那辆大多了。我骑在上面总有些摇摇晃晃。在路上的基督死难纪念碑的周围有这样一个坎子,上面有一些鹅卵石,旁边还斜着一条排水沟。我不知怎么地突然滑了一下,摔倒了,横着掉进了路边的沟里。因为我开始还想把那辆太大的自行车稳住,结果我的一条腿卡在了车座和脚踏板之间的车架里。我躺在沟里,两条腿拧着,我被自己的自行车别住了。我不停地折腾了一会儿,后来我才发现,靠自己是出不来了。要是你愿意,你可以喊叫,否则你就只能躺在那儿,什么也干不了,一直等到有人从这儿经过,发现你为止。这条路我是很熟悉的,最晚到四点半的时候,青年农民就会收工回来。我知道我死不了,所以我就倚靠在沟壁上等待着。水慢慢地渗进裤子,又洇进我的后背,不过那是夏天,我是不会冻着的。”
我为什么要给她讲这些?我突然问自己。她是想听一个童话,不是想听一个没有结尾的故事,这个故事只对我自己有意义,别的人是不会理解的。
“讲得不错,”她说,“后来呢?”
“你想听吗?我是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就是有这么一件事儿。”
“很好,请继续讲吧。”她点点头说。
“那好吧。我躺在那里,慢慢地浑身都湿了。一刻钟,也许半个小时后,飞来一只山鸟。起先它落在那块石碑上,从上面好奇地瞅着我。你知道鸟儿怎么瞅人吗?它们不是正眼看着你,而是仅用一只眼睛,偏着脑袋,警觉地注视着你。然后,它又开始唧唧咕咕地嘀咕起来。山鸟不是那种今天我仅凭它们的叫声就能辨认出来的鸟,我决不会忘记它是怎么对我叫来着。我稍稍挪动一下身子,因为我的背上倚得很难受。它飞起来,飞了一个圈子,然后又落在原来的地方,继续叫着。我尽量一动不动地躺着,看着它那黄色的眼睛。突然它往下跳了下来,翅膀扑闪了几下,坐在我前面的自行车的车架上,那么急切地注视着我,却不再唱了。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小声地同它说话。‘来,来,来。’我召唤着,它看着我,有些不安,却没有飞走。‘过来啊,我可爱的,别怕,放心过来吧。’它真的一厘米一厘米地朝我挪过来。它是这样好奇,这样胆颤心惊,同时又这样亲切。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几乎是没有尽头的时间,它直接就站在了我的面前,伸手就能摸到,而且没有飞走。
“突然,我听见不远处有拖拉机的声音,我的山鸟也听见了它的声音。拖拉机是往别处开去了吧,我想,可它的声音还是越来越近。终于,我的山鸟飞了起来,拖拉机上的农民看见我躺在那儿。‘上帝保佑,你这个图波尔,你这是怎么搞的?’他说着就把我拧着的腿从车架里抽出来,解放了我。我的山鸟不见了。
“后来,我总是一次次地骑车到那里去,坐在那块石碑旁边,可是山鸟再也没有来。有一次,我甚至把我的自行车放进水沟里,把我的腿别进车架里去,因为我想,也许因为我那次是这样躺着它才飞来的,它一定是不知怎么发现了我孤立无援,所以才飞来的。可是它再也没来。”
我沉默了。我忽然觉得我不知为什么为这个故事感到羞愧,至少是为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而羞愧。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想起这件事了。我看看屏幕,莉迪娅一直在那里,她默默地看着我,泪水不停地流过面颊。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你讲这个故事。真对不起。”我说,“我是碰巧想起来了。”她疲倦地看了我好一会儿。
“图波尔,我想我的孩子死了。”她小声地说,“我的罗宾在医院里,没人知道他怎么样了,也许他死了。”
我还想再问什么,可我猛地看见她的手伸向了ty键。
“谢谢你。”
屏幕上说。
以后的几天她没来电话,她是一个没有母亲的病孩子,也是个有一个病孩子的母亲。
后来的三天我没有从克莉丝那里听到有关那件事进展的情况,在这个关键阶段没有联系,在这个系统里她已经费尽心机。这终究是在冒险,万一有人跟踪我们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