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时,从来都是要这样检查行李的嘛。”法官大人向伊斯特尔走近一步说。伊斯特尔比他高4英寸,可不会被他吓倒。
“可是这也没有明文规定呀,不是吗?我敢打赌,这种事是由主审法官考虑决定的。对不?”
“进行检查还是有一些正当理由的嘛。”
“正当得还不够,我们决不跨出休息室一步。法官大人,除非你保证不碰我们的行李。”说这话的时候,伊斯特尔紧咬牙关,声色俱厉。哈金法官和两位大律师心里明白,他决非虚张声势,而且他说这番话又是代表了整个陪审团,陪审员们谁都没有娜动半步。
哈金这时犯了一个错误。他侧过头来朝罗尔瞟了一眼,而罗尔正迫不及待地等待机会表现一番:“哎呀,法官大人,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嘛!陪审员的行李里难不成还会有塑料炸弹?”
“你别说了,”哈金斥道。可是罗尔已在陪审员们心目中赢了一分。凯布尔当然拎得很清,他也想对陪审员们表达由衷的信任,可是哈金却不给他这样的机会。
“好吧,”法官大人说,“行李就不检查了。不过,要是我发现哪位陪审员带了我昨天发给诸位的单子上列出的违禁物品,我将以蔑视法庭罪严惩不贷,甚至会将其投入监狱。诸位都明白了吗?”
伊斯特尔环顾四周,扫量着每一位同事。多数人都松了一口气,有几位陪审员还不折不扣地点着头。
“这样很好,法官大人,”他说。
“好。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继续审案了?”
“还有一个问题。”
“唔?”
尼可拉斯拿起桌上的一张纸,叽哩咕噜地读了一番,然后说道:“根据大人你的这一规定,我们的配偶每周可以来和我们相会一次。我们认为一次太少。”
“你们要几次?”
“需要几次就几次。”
多数陪审员对此颇感意外,对于限制和配偶相会的次数,有几个男陪审员,特别是伊斯特尔、杰里和隆尼,曾经发出过埋怨,但女士们却无任何议论。如今让法官大人形成这样的印象,以为她们如狼似虎,离不开男人,这尤其使格拉迪斯·卡德太太和米莉·杜勃雷,难堪得无地自容。卡德先生几年前就患了前列腺炎,因而卡德太太便想借此机会公告周知,以便恢复自己的好名声。但就在此时,霍尔曼·格里姆斯却抢先开了:“我有两次就够了。”
老霍尔曼在被子里面和太太折腾的那种景象,谁想起谁都会捧腹。一阵大笑,打破了一直笼罩着休息室的紧张的气氛。
“我想不必作一次民意测验了,”哈金说,“就两次吧,诸位可同意?再难熬不就是两个星期嘛。”
“两次也行。可能的话,再加一次。”尼可拉斯提出了建议。
“好吧。大伙都同意?”法官抬眼望去。洛伦·杜克坐在桌边正咯咯地笑。格拉迪斯和米莉在拼命缩向墙壁,怎么也不敢正视法官的眼晴。
“行啦,这蛮好啦,”杰里·费尔南德斯说。他两眼通红,头昏脑涨。杰里只要一天没有性生活,就会头痛,但有两件事他现在心里完全有数。他今后两周不能回家,对他妻子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值得高兴的事;在这期间,他和鬈毛狗会作出安排,解决他的困难。
“我反对这件事的文字表述。”一直站在窗口的菲利浦·萨维尔说,这是他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第一次开口。他手上捏着法官制定的那张条规,“你对有权每周和陪审员相会的人所下的定义,不够全面。”
这一节让他恼火的文字用标准的英语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写着:“每次相会期间,每位陪审员可以在他或她的房间里,单独与他或她的配偶、女友或男友度过2小时。”
哈金法官和两位律师回头望着菲利浦。陪审员们全都在认认真真地读着这段文字,摸不透这个怪人心里到底在打什么主意。但哈金法官并不想把他摸透:“萨维尔先生,我向你以及诸位陪审员保证,在会面的问题上,本人绝不想以任何方式对你们任何人进行任何限制。你们在会面时干些什么,跟谁干,我可以坦率地告诉诸位,我统统不管!”
这番表态使萨维尔深感满意,同样也使格拉迪斯·卡德太太蒙羞难堪。
“诸位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有了,大人,谢谢你啦,”霍尔曼高声答道、他这时才又想起自己是陪审团的头。
“谢谢!”尼可拉斯说。
陪审团在陪审席上刚刚愉快地坐稳,斯各特·曼格拉姆立即向法庭大声宣布,他的问题已全部问完。于是由凯布尔向基尔文博士提出诘问。凯布尔提出的问题软弱无力,他像是已被这个伟大的专家彻底征服。对几个显然毫无意义的数据,两人取得一致意见后。基尔文说基于他那些无穷无尽的数字,他认为大约有10%的烟民患上了肺癌。
凯布尔没有反驳这一论点,而是接过手来加以强调。这是他从一开头就使用的手法,而且以后还要使用,一直用到案子结束。
“那么请问基尔文博士,既然吸烟导致肺癌,得肺癌的为何又只有10%呢?”
“吸烟大大地增加了患肺癌的危险。”
“但不是每个吸烟者都会得肺癌,对吗?”
“对。不是每个吸烟的人都会得肺癌。”
“谢谢你。”
“但吸烟者得肺癌的危险要大得多。”
凯布尔的劲头上来了他开始追逼。他说,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项为时长达20年的科研中发现,大城市烟民的肺癌发病率,远远高于农村烟民的肺癌发病率。不知基尔文博士对此研究是否了解?基尔文当然了解,虽然他与此研究无关。
“你能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吗?”凯布尔问。
“不!”
“你能提出一种猜测吗?”
“可以。这个研究报告发表时引发过一场争论,因为它证明除了吸烟外,其他因素也可能导致肺癌。”
“例如空气污染?”
“对。”
“你相信吗?”
“这是可能的。”
“如此说来,你承认空气污染会导致肺癌喽。”
“可能会导致。但是我坚持我本人研究得出的结论。农村吸烟者得肺癌的危险大于农村中的非吸烟者,城市吸烟者得肺癌的危险大于城市中的非吸烟者。”
凯布尔拿起另一份厚厚的研究报告,故作姿态地翻了几页:“这是斯德哥尔摩大学1989年发表的报告,其研究者发现肺癌与遗传和吸烟有关,基尔文博士不知是否熟悉这一报告?”
“我读过这份报告。”基尔文答道。
“你对它有何评论?”
“没有。遗传不是我研究的领域。”
“那么,对于遗传是否与吸烟和肺癌有关这一问题,你是既不能说‘是’也不能说‘否’了?”
“对。”
“但你并不想对这个报告的观点提出质疑,对吗?”
“我对该报告所持观点没有评论。”
“你认识主持这一研究的专家们吗?”
“不。”
“那么你不能告诉我们,他们是否是合格的专家?”
“我不能。我知道,你肯定和他们谈过话了。”
凯布尔回到座位上,拿起另一份研究报告,又返身大步走回到麦克风前。
开庭两周以来,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除了那场使庭上所有人都深感迷惑、而且无人能解读其含义的效忠宣誓的即兴表演,星期一下午以前,法庭上从未出现过戏剧性场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陪审团事件。被告律师团里有个律师向华尔街派来的金融分析家中的一位透了点儿口风。他说,一般认为斯泰拉·赫利克是对被告颇为有利的一位陪审员。这番话我传你,你传他,每传一次斯泰拉对烟草公司的意义也随着增加一个数量级。等金融分析家们打电话向纽约报告时,她已被说成是被告失去的陪审团中的台柱,而这时的她正躺在家里的沙发上,由于马提尼威力发作而半醉半醒。
为这个消息火上浇油的,是有关对陪审员伊斯特尔住所破门而入的更加美妙的传闻。人们不难设想,那个私闯公寓的人拿的是烟草公司的钱。既然被告已经被人逮住,或者说是至少受到很大的怀疑,他们的情况自然不妙。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个陪审员。他们越轨又被人发现。天快要塌,地快要裂了。
周二上午交易所开盘时,派恩克斯的股价是79.5,随后迅速下挫到78,而且随着时间的过去和谣传四起,抛盘在不断增加。上午交易时间刚刚过半,股价已落至76.25。这时突然从比洛克西传来了一条新的消息。一位身在法庭现场的金融分析家打来电话,向他的上司报告说,陪审团拒绝出庭,实际上已经罢工,原因是他们已腻透了原告方面的专家提供的枯燥无味的证词。
一瞬间,这一消息已传得沸沸扬扬。在华尔街看来,这个简单的事实说明,比洛克西陪审团的矛头指向的是原告一方。派思克斯股票价格立即调头向上蹿,到中午休市时分,已在上攻80大关。
第十五章
在继续担任陪审员的6名女性当中,费奇最想盯紧的是莉基·科尔曼,那位生气勃勃、已有两个孩子、年方30的漂亮妇女。她在本地一家医院管理病历,年薪2.1万美元。丈夫是个私人飞机驾驶员,每年赚3.6万。他们住在市郊一幢像模像样的宅子里;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购房时向银行贷了9万。夫妻两人开的都是日本汽车,两部车的款子己全部付清。他们省吃俭用投资谨慎,去年只在共同基金上投了8000元,但对于参加社区教会主动却很积极,她在主日学校里教小孩,他则叁加了合唱团。
没有发现这对夫妇有何恶习。两人都不吸烟,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爱饮酒。他喜欢慢跑和网球;她每天在健身俱乐部锻炼1小时。正因为他们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因为她在医院工作这一背景,费奇才对她这位陪审员格外担心。
从妇产科搞来的她的病历,上面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记录。两次怀孕,两次顺利生产,迅速康复。每年一次的健康检查都准时进行。两年前乳房拍过一张x光片,无异常发现。身高55英尺,体重116磅。
在12位陪审员中,费奇搞到了7人的医疗记录。伊斯特尔不在其列,其原因十分明显。霍尔曼·格里姆斯是个盲人,没有什么需要遮遮掩掩。萨维尔新来乍到,因而费奇才刚刚动手。隆尼·谢弗没有看过一次医生,至少已有20年之久。雪尔薇亚·泰勒·塔特姆的医生在几个月前发生的一次沉船事故中命丧黄泉,而他的接班人却又是个新手,不会玩这种把戏。
费奇他们的把戏,可是真刀真枪,来不得半点马虎。多数游戏规则都是他一手制订的。“基金”每年都向一个名叫司法改革联盟的组织捐献100万美元。这个喜欢大叫大嚷的组织设在首都华盛顿,活动资金主要由保险公司、医药协会和产业集团赞助。当然少不了烟草公司。
烟草行业“四巨头”每家每年对它的公开资助是10万美元,再由费奇和“基金”在暗中塞给它100万。司法改革联盟的任务是进行院外游说,以便通过立法对诉讼中损害赔偿的数额加以限制,尤其是要废除有关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法律条款。特雷科烟草公司的老总卢瑟·范德米尔,是司法改革联盟董事会里的一名咋咋呼呼的成员。在费奇暗地操纵下,他在这个组织里颐指气使,横行霸道。费奇从不露面,但他能得到想要的一切。通过范德米尔和这个组织,他向保险公司施加巨大的压力,保险公司再向各地的医生们施压,而医生们则乖乖地向他透露他想了解的病人们敏感而又绝密的医疗档案。所以,在他需要比洛克西的道医生【注】顺便把格拉迪斯·卡德太太的病历寄到巴尔的摩某个邮政信箱时,他便叫范德米尔向圣路易斯共同保险公司中的联系人加点儿压力。
(【注】道医生:不太明白,原书中即如此,大概是这名医生姓道?——塔界注)
这家公司是道医生的医疗事故承保单位,他们通知他说他的责任保险很可能会被取消,如果他不愿做这个游戏。道医生开始有点为难,但保险公司这么一说,他也只好欣然从命。费奇手上有一大批医疗档案,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份能扭转乾坤,足以使陪审团作出对被告有利的裁决。但周二午餐时,他的幸运女神却突然光临。
莉基·科尔曼当初还是莉基·魏尔德时就读于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一所小小的教会大学,在学校里风头很健。那个学校里的一些漂亮女孩,常和奥本的男孩子们约会,这是已知的事实。
随着对莉基进行的调查日益深入,费奇在蒙哥马利的调查人员越来越觉得她可能有许多个男朋友。费奇通过司法改革联盟,跟踪追击,苦战两周,终于在山穷水尽之际突然柳暗花明,找到了能带给他们幸运的那个医疗机构。
这是位于蒙哥马利闹市区的一家小小的妇产医院,是当时该市能作人工流产的仅有的三家医院之一。在读三年级的时候,莉基·魏尔德作了一次流产手术,当时她庆祝自己20岁生日,刚过了一周。
而费奇如今已掌握了这份记录。当他从传真机上拿下传来的记录时,不由得心花怒放,眉开眼笑。没有父亲的名字,这没有关系。莉基认识她的丈夫雷亚,是在大学毕业一年之后。而在她作流产手术时,雷亚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