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住在这里，大家都叫他老右。

半年前，他听说队里要派一个人到这里来守果林，就大胆地叩响了于丽的家门。当时大人都不在家，于丽看到有人来，就缠着要听故事。正是凭着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不仅使于丽把他当成了朋友，就连于丽的父母也没有责备他的冒昧，并且同意了他的请求。

这里没有紧张繁重的体力劳动，简直就象一座世外桃园。

我看到老人将目光投向天外，他裹上一支从彝人手里买来的兰花烟草，用深情的语调开始了自己神奇的故事。

大约在一万年以前，那时的地球草木茂盛，动物成群。月亮就在人们仰头可望的地方飘浮着，四周的星星又明又亮，就象一严严闪烁发光的蓝宝石。大约也就在这一带，这里生活着古老的羌族，他们是华夏各民族共同的祖先。他们最先驯养野牛为牦，驯养骏貌为獒。他们培育麦种，琢磨玉石，崇尚太阳。他们沿水迁徙，将文明的火种布满大地。

老人看着我们并排坐着，悄悄地灭掉了自己手中的烟。

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中断了自己的故事，转到了一个崭新的话题。

这里的汉源县，是否意味着汉人就发源于这里。古文夏和雅通用，雅安一名似乎也证明了夏的来源。而神话中的夸父，能否就读成夏父。

夸父逐日说的就是文明西迁的故事，牛郎织女说的是夏人西迁后不得回归的故事。夏人到了中东自称苏美尔，其实苏美尔就是赵妹儿的音译。后来圣经说上帝叫耶和华，其实就是我们古书里的曦和娲。

曦和娲两兄妹披荆斩刺，共同创造了我们人类和人类的文明。夏人把文明远播到埃及和美洲，他们的金字塔其实是对我们昆仑山的记忆和摹仿。伊甸当指我们的青藏高原，而伊甸东边的乐园指的当是天府之国四川。伊甸园里有四条河，四川之名也来源于其境内的四条大川。

凉山在最早的古书上叫做常羊之山，那时有个英雄叫刑天，不知道为什么他站起来要造天帝的反，头被天帝砍了，还以乳为目以脐为嘴，不断地挥舞着手中的巨斧。他死后人们就把他葬在了这里。

看到天色已晚，他把我们送出了小棚。

我沉浸在刚开了个头的故事中，心不在焉地跟着于丽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

善于恶作剧的于丽，突然掀了我一掌，看到我毫无防备地倒在地上，竟得意地笑了。“你还在想那个故事？”

她低身下来细细看着我，得意地笑了。“我再不想听了，你自己来好了！”

我自己当然不好意思去，那个故事就这样被于丽结束了。

几年以后，我寻着原路找到那里，但是却找不到了那个果棚。

听说一场大雪，早已把弱不禁风的木棚压塌了。大雪后的第三天，才有人想起了他，在果棚里刨出一具冻硬的遗体。

很久以后，我在梦中，再次聆听到了他饱经沧桑的声音。

是什么把万有收成一握，给它们注入最初的？又是什么给万有以命定的属性、腾飞的力量以及庄严的次序？当我们从万有的手中领到生命和智慧，有谁知道这些也会滋生贪欲与罪恶，从而引向毁灭。

说完老人陷入了沉思，良久又改口说道：流水不腐，生生不已自有自我洁净的能力！我们是否肩负着万有自我认识、自我完成和臻于至善的使命？我们究竟有没有这样的能力重建一个更人性的世界秩序？

凭着少不更事的童心，我天真地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老人一下站了起来，激动得来回走动。就象疾风中的秋木，失去了光泽的叶片纷纷离枝而去。老人弯下了身来有些委琐，我那时还没有能力看出来，在衰老与压力中，老人的生命竟是那样挺拨有力！

老人挺直腰，手习惯地找着什么。

我想老人已经把自己置身于最高学府的阶梯教室里了，老人环视着自己的莘莘学子和坐在后排听课的海外学者，骄傲地拾起粉笔，在黑板上挥臂疾书。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老人回过身来，教室里再次响起洪亮的声音。

这一直是我们先哲百折不挠的精神追求。五千年了，是他们不断擦拭也不断地磨励着我们民族的梦想。从三过家门而不入，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千年一脉，生意盎然。

第九章：母亲

两个多月过去了，我还没有和自己的母亲见上一面。

元旦来了，弟弟一大早就爬了起来，说是要去采花。寒冬腊月风雪满山哪有什么花？但弟弟竟采回了一串串鲜红的浆果。他用一个大碗装满雪，让父亲把它们插到碗里去，说是要送给妈妈。

我不知道那浆果叫什么名字，只记得它们在雪碗里就象跳动的火。父亲说要到山下为母亲买面，我们就索性上床钻进温暖的被窝，等着妈妈的到来。渐渐地我和弟弟都坠入了梦乡。门再被父亲推开，已经是暮色苍茫了，碗里的雪早化成了水，浆果也都倒在了桌子上。

“妈妈呢？”父亲放下背上的挂面就问。看到我们一脸的茫然，他就没再说什么，只是捅开火，开始为我们下面。我还是听到了长长的一声叹息，我感到自己的心一阵颤栗。

这时于丽来了，穿得鲜艳动人，并递给我一张手画的贺年片。画面上只有一个小雪人和猫，憨态可掬。

父亲拿出爷爷给我准备的糖果。于丽好象很喜欢那些五颜六色的糖纸，只见她一个劲地选，不停地吃，把弟弟的一双眼睛都看大了。但毕竟是于丽的欢歌笑语，给我们带来了仅有的一点新年气氛。

送走于丽，又到了父亲的学习时间。

父亲犹豫了半天还是走了回来。他问我：“你背过东西吗？”我摇了摇头。“你最多能拿好重？”我盘算起来，每到星期天，爷爷就会带我上街买一周我要的糖果，我争着拿过，它们一般有两三斤。但是我不敢说只拿过两三斤的东西，心一横就说了个八斤吧。刚说出口心里就后怕起来，心想我看你怎么拿得起来！

“好呀，这是七斤面，你给你的妈妈送过去！”

“我找不到路呀！”我一听就吓了一跳，我刚才看到父亲放它们下来时很沉，连忙想找到一个借口。“弟弟会给你带路的。”我试着去背一背，真沉呵！我第一次起身时，竟脚一软倒在了地上。

“慢慢站起来，你能背起来的！”父亲满怀深情地鼓励着我。我突然生出一种英雄气概，憋足气摇摇晃晃地背着它站了起来。“老沈，于队长叫你！”一个声音远远传来，爸爸顾不得多说，就跑了出去。

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就这样留给了我！

群山深处的隆冬是那样地幽清。割面的风无影无形。山路很陡，我的手不时伏着地面，完全是在爬。汗水浸透了内衣，一歇下来就凉。

我反复问弟弟还有好远？他总是说就在前面！山高月小，石路如蛇，我看不到弟弟所说的前面究竟在哪里。心越跳越急剧，给我一种濒死的感觉。有时仿佛人都飘了起来。有时又感到自己在不断地往地里陷，所有的一切都向我压来。

“我去叫妈妈！”弟弟看到我情形不对，撒腿就跑。我把背着的面靠在山壁上，喘着粗气。

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月色一暗下去，雪就飘了起来。开始是一片一片地飞舞，后来就是一团团地往下砸！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弟弟才找来一个不是妈妈的女人，弟弟叫她瞎婆。

看到我满身是雪，只说了一句：“真作孽啊！”她背起面，我和弟弟跟着她一阵小跑，很快就到了藏在山凹里的女子中队。

她把妈妈从学习室里叫了出来。妈妈看了看我，问道：“爸爸买了多少面来？”我怯生生地回答：“七斤！”

“七斤怎么够？”妈妈的声音一下就高了起来。“我叫他买的是十五斤！”这时，背面的女人用一杆称吊起面来。“鬼说！整整十六斤多！这年头，就连自己的小孩都要骗！”

我听到这话，泪水一下就涌了出来，而且根本就收不住。我当时真的不想哭，只想一个人去死！

面对母亲站在川医大门前满头秀发的照片，我第一次对命运的鬼斧神工感到如此真实的恐惧。她斜依在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旁，双眼充满了兴奋和希望。两旁还有几个扛着行李的新生，他们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盯住了丰姿绰约的母亲。

父亲告诉我说，那时他们的营房和川医很近，每到周末他都能在学校的舞池里看到妈妈。不过那时，他只敢看看她，一次次在心里默默地祈祷，期待着某种不可预知的奇迹。

三年后这个奇迹终于出现了。

由于母亲的一位好友偷偷拿了同学的东西，学校调查时，母亲听信朋友的一面之词，作了伪证。当案情水落石出时，校方轻率地以同案犯为由开除了母亲的学籍。

由于母亲和她的那个朋友过于出众，几年来一直是流言蜚语的中心。也许是出于某种报复的动机吧？那位朋友才偷了一个高干子弟的手表。实际上她并不缺钱也不差表。

父亲从朝鲜回来，一直一帆风顺。母亲出事后不久，他也被划成了右派。当他脱下上尉军装，穿上不是囚衣的囚衣，竟发现了同样穿着囚衣的母亲。

这时，爱情以绝望后的果敢，在绝望的环境中绝望地燃烧了起来……历经种种风波，包括一个管教干部为之犯下错误自杀身亡，母亲和父亲终于走进了新婚的礼堂。

那一夜，父亲说他的心竟独自地对着所谓的命运发呆！

关于我的母亲和那个自杀干部的风波，可以说是建场初期曾被人人谈论过的话题。

我是在工作过后，才从我的一个同学那里听到的。当时我半天找不到一句话说，两眼根本不敢去正视那个同学。他并不是故意要使我难堪，所以好象也没有发现我的异常，只是顺着自己的话继续往下说……

你母亲那时一定很出众，一般说来那时的干部素质是好的，政治上坚定，生活上朴素。那个干部死后留下一本厚厚的日记，清楚地也如实地记载着整个事件的经过。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是你的母亲在有意地利用他，后来又翻脸检举了那个干部。好在这本日记，虽然没有公开，但总算证明了你母亲的清白。

在整个事件中，你母亲的勇气和决心都让人钦佩。

这事我至今没敢去问我的母亲，一次我小心冀冀地向自己的父亲提起过，他说他知道也就是大家谣传的那些。他不想追问事件的整个过程，母亲也从来没有向他细说过……但那个事件肯定在母亲的心上留下了长期不散的阴霾，它毁坏了母亲的心灵和性格。

那事以后，女子中队里这类桃色传闻又不时传起。

主管领导换了一任又一任，除了那个自杀者外，又有好几个优秀的干警痛失立场。严厉，准确地说是严酷的管理制度出台了，劳动强度也加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每天的政治学习都象文革的批斗会。

我看到母亲的那个晚上，会场前方就立着一个双手反绑的女子，散乱的头发盖住了脸，但从抽动的肩头上，我看到了她的哭泣。小指粗的麻绳陷得很深，脖子上被勒出了一道鲜红的血痕。

这不是薛菲阿姨吗？

瞎婆把面背走了，母亲急迫地向我说：“你等我一下，学习完了我给你的父亲写封回信。”母亲的身上满是泥水，眼里全是焦急，头发没有一点光泽。

“三组，三组的组长呢？”一个女干部大声地问。

“在！”母亲猫着腰，刚钻进学习室就站了起来。

“我们组开展了讨论，认为薛枫的错误有下面几条。一是平时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表现在生活中倒菜倒饭，表现在劳动中拈轻怕重。今天出钱请山民帮她砍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母亲好象一时找不到话说，最后好不容易才接着说道：“二是，从不承认错误，竟和批评她的干部狡辩，更是错上加错。说穿了这是不接受劳动改造。”

不知道为什么，我完全不能接受母亲的说法。我看着被捆的薛姨，头发上还夹几片枯黄的竹叶，脸上还带着枯枝平行划伤的血痕。

我觉得母亲的话是违心的，为什么要说违心的谎话呢？

会议散了，母亲和其它几个人，又被另一个干部带到室外，不知道是在安排工作，还是在查问什么事情。没多久，大雪就落满了她们的全身，就象一个个没有生命的雪人。

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到母亲的。

我就是在那个晚上蜕去了童年的所有幼稚和天真。

妈妈和母亲这两个词，在我的心灵里从此失去了任何内涵，就象一对死后没有闭上的眼睛，空洞而漠然。多少年了，它就象埋进我里的弹片，又象膏肓里的沉疴，更象逼着多少天才自杀的隐疾。

我准备高考那年，父亲原先所在的部队派人来找到我们。改正错划右派的决定和标准的军礼，并没有给父亲带来多大的喜悦。而川医一纸关于改正母亲错案的通知，竟让父亲的双手不住地。

二十年的灾难岁月，二十年的艰难人生。多少次畏缩，多少次坚挺，多少次屈辱，多少次强忍……轻轻地就象夹在父亲手指间的纸，不停地跳动。

鲜活的生命偷走了，换来一张薄纸。

生命的尊严践踏了，留下一串文字。

苍天应该可以作证！青山也能作证！

终于，父亲用它包起母亲的一绺青丝，默默地夹进书里。

今天，当我拿起笔用心记载那段岁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