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他我和强尼的事，可他骂我脏，说再也不想见到我。”她边哭边对女友说，似乎要从她那里寻求精神支持。

“不见就不见，虽然我觉得你不该和强尼胡来，但也没有对不起文斯。因为他没有资格要求你对得起他。”女友虽有点保留，但总体上还是支持她的。

星子继续唠唠叨叨说自己如何只爱文斯一个人，一想今后没有他就要心碎，还说自己对强尼一点感情都没有。而女友则指责她太没有出息，给人作情人就没有必要这么投入，她太不可救药了。

一个星期后，星子又对女友说，文斯多次给她打来电话，让她许诺，只要不同强尼再来往，他就原谅她。她还说，文斯在信封里夹了50元钱，要她这个周末好好玩玩。她一转眼，就把对文斯的许诺抛到脑后，又要叫上强尼去吃海鲜。女友提醒她：“你不是答应文斯不和强尼来往了吗？”“我是答应他不和强尼胡来，但没说不来往啊。”

周末，星子同女友带着强尼吃过海鲜后，来到她的房间，又是抽烟，又是喝酒。在蜡烛昏暗的光下，星子与强尼打情骂俏，女友则笑而不语。这个叫强尼的美国汉子，其貌不扬，又胖又秃，但长满连腮胡子。星子调侃道，听说秃顶的男人性欲特强是不是。强尼马上顺着杆子往上爬，自吹起来，说自己13岁就与女孩子同居，性交过的女人不计其数。星子表示不相信，强尼急了：“星子，你知道我的水平，是不是？”

窗外，校园里围了200多个男孩子，闹闹哄哄，原来有几个美国女孩子在做裸体暴露。强尼兴奋起来，也要她们如法炮制。女友不干，星子却应邀脱得精光，然后，又凶巴巴地命令强尼扒掉全部披挂。强尼二话不说，眨眼间，赤条条地站在中央。

这以后，星子又同强尼鬼混了七天七夜“天昏地暗”的日子。

“那些天昏地暗的日子让我绝望透了。我讨厌自己，讨厌透了。我活该过这样的日子，这是报应，我父母不该生我。活得真没有意思。我已经做了多次人流手术了。生命就是这么一回事，没有什么可以郑重其事的，是不是？我这么一辈子可能就这么交代了。”

的确，星子在这种心境和状态下，不可能有什么希望。她最多再做一些性游戏，一直到做不动为止。她以为是在报复别人，实际上只是不断地摧残自己。

《落鸟》的“性越轨”

加拿大华裔女导演崔燕的影片《落鸟》揭示了中国大陆留学生和新移民的“性越轨”。

崔燕自己评价说，她的这部影片与《喜福会》和《喜宴》毫无共同处，因为它“第一次从性心理的角度展示了中国大陆移民的真实风貌”，所以引发观众的反省和争议是“在所难免的”。她认为数十万中国移民在两种文化的撞击中，最显著的多重困扰之一就是性困扰，而她的作品正是企图从深层挖掘出这种刻骨铭心的性困扰。《落鸟》的英文直译名叫《中国巧克力》，据崔燕的解释，巧克力原非中国特产，在中国是西方生活方式的一种象征。而在西方国家，巧克力一向与性和爱情有联想。科学家甚至证明食用巧克力后人体会发生微妙的化学反应，增加性生活的欢愉。

影片以两名北京女子像落鸟一样降到多伦多后光怪陆离的生活为线索，展现了她们在远离政治约束和道德规范，在谋生的疲于奔命中，对性的大胆追求。片中的女主角女舞蹈演员林娜，将“投怀送抱、出卖肉体”作为在西方谋生的惟一手段；而另一个女主角孟醒把“性作为宣泄苦闷和解脱痛苦的工具”。

美国的一家中文报纸《美中导报》发表了署名“困惑”的专文，这片文章报道了加拿大中国笔会对这部影片的研讨会。与会者从伦理学、社会学、美学和文学艺术的不同视角，评论了这部影片的成功与失败以及它反映生活的真实度。

在一位原北影的资深演员看来，影片敢于用全新的艺术手法，展现“前人不敢或不能言传”的故事，其追求相当大胆。一位电台节目主持人却指出，影片主角之一类似卖淫的生活信条和行为，虽在生活中屡见不鲜，但在西方影坛进行艺术再现，只会“给中国人丢脸”。

一位哲学女博士探讨了影片中的“性自由”：在西方，两性关系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是由有意志的人掌握的。享受性自由与滥用性自由并非一回事。孟醒的情感经历应该是“丰富、深沉而动人心魄”的，而影片却用多场缠绵的床戏来刻划其丈夫因车祸丧生、受洋情人抛弃及邂逅新情人三种特殊场景的情感冲突。另一位博士后认为，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来到北美“新大陆”后，都会经历从“性被动”到“性觉醒”的转变过程。影片虽设计这个敏感话题，却忽略了这一转变的广阔时代背景和深刻历史原因。

这篇文章还从《落鸟》延伸，以不同角度，揭示了旅美大陆中国人在新生活条件下的“性观念”和“性行为”。

作者强调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了解性自由，是认识西方文化的第一课。

在庆祝二次大战胜利结束50周年时，美国报刊重新刊载那幅水兵在纽约时代广场和一位初次邂逅的女护士忘情热吻的著名摄影作品。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大陆学人在办公桌前的墙上张贴着这幅照片，他说，在纽约街头见到热吻场景时就有一种“精神解放和升华”的感受。他接着回忆自己9年前来到纽约的第一个清晨，就来到向往已久的时代广场和百老汇闲逛。一个衣着入时的金发女郎迎上前来说“sex（性）”，当时他真有心惊胆颤之感。在周末时，有人带他到脱衣舞酒吧去见识“资本主义”，客人们给小费的方式竟是把纸币塞入舞女的裤裆里，再趁机摸一把。当他开车经过著名的公园大道因故停车时，就立即有婀娜多姿的女郎上前论价交易。这位学者很感叹，对他来说，性作为商品，还是比性作为权势者的专利要好。

在许多男留学生的聚会上，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是“打洋妞”。一位毕业后当了建筑工程师的老兄回忆说，他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读书时，多次帮助一位美国女同学完成作业，然后在夜深人静时，她就邀他共度良宵，“那种销魂蚀骨终身难忘，不经历这样的温柔之梦，枉为留学生”。一位来自中国江南的女留学生从加州的圣迭戈转学到了纽约，原因就是逃避几个男友的纠缠，这位每夜都花枝招展去赴约或参加舞会的姑娘说：“我现在和一位男友同居不能超过半年，否则会叫我感到厌烦。”一位女作家声称，在一个极重视“人身自由”和“性解放”的社会里，“只要我喜欢”，就是一切行为的终极底线。

中美婚恋中的经验与教训

急速上升的离婚率

自从中国大陆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公民的异国跨族裔通婚逐年显著增加。据统计，1995年为1980年的七倍，目前每年至少有3万对这样的婚姻。

根据上海市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1996年8月至1997年3月间，上海的涉外婚姻已从全部婚姻的3％增至5％。

据说上海流传这样的顺口溜：

一等美女嫁美国人

二等美女嫁日本人

三等美女嫁港台人

四等美女嫁归国人

五等美女嫁本地人

既然头四等的都嫁出国去了，难怪上海街头的美女越来越少了。

根据社会学家邓伟志的研究，这种异国通婚的整体素质不良，大多数人与“老外”结婚的目的，不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而纯粹是为了某种实际利益，如想出国、得绿卡或贪图对方的遗产等。大多数人的心态是作一年夫妻，换一张绿卡。

调查显示，在异国通婚的动机上：单纯为了出境的占48％；为改变现有处境的占20％；为出国留学的占13％；迫于某种压力的占13％；盲目无目的占6％；出于爱情的占0％。

在许多案例中，异国通婚中的中国一方的择偶标准是：对方岁数越大越好，身体越糟越好。例如上海某餐厅一名21岁的女子嫁给72岁的外国老翁，还有一名20岁的男子娶了60多岁的美国老妇。据广东的统计，异国通婚双方年龄的差别为：相差20～29岁的占11％；相差30～39岁的占5.8％；相差40岁以上的占2％。

异国通婚双方从相识到结婚的时间也速度快得惊人，有的甚至是当天认识、当天登记，真乃闪电结婚。据有关统计：相识1～3个月的占1/3；相识3～6个月的占1/3；其他占1/3。

由于婚姻的基础不牢，以至近年来回国内办离婚手续的高于结婚登记的增长率。以上海为例：1990～1995年，结婚对数增长2.4倍，离婚对数增长2.8倍；1990年离婚数与结婚数之比为20∶100；1995年离婚数与结婚数之比为26∶100。

直接发生在美国本土的这种婚姻，呈现了更复杂、更多样、更冲突、甚至更变态的状况。

由于各种原因，很难单独对中国大陆新移民的跨族裔婚姻作一定量的分析，因为社会学家们一般把华人仅归于亚裔。即便用“华裔”这一范畴，仍然相当宽泛，因为包含了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华人。

以中国大陆新移民为读者对象的美国中文报纸《新大陆》，曾多次对中美婚恋问题进行了专题采访或座谈，作了很有意义的工作。

其中一篇题为《品头论足美国郎》的采访实录和一次“七嘴八舌谈丈夫”的座谈会，相当有代表性地表露了中国大陆女性与美国男人结婚后的“甜酸苦辣”。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是实录，自然遇到阻力，部分采访人事后要求撤稿。为此剩下的勇敢者也多用了化名。

“我们整天打”

一位叫李xx的中国妻子说，自己同老美丈夫整天打，当然也有过浪漫的时光，在书架上还有两人含情脉脉的结婚照。这个洋老公只爱玩，尤其玩电脑，别的什么也不想干。他们两个人平时话也懒得说，关系好两天坏三天。她只得求助于心理医生，但又觉得找了也没有用，这是一个不治之症。

更糟的是，两人时不时还来个全武行，也说不清到底是谁先动手。有一次，她的胳膊被他打青了，第二天，都不好意思上班。那天，丈夫端着桌子，她操着钉锤，他把她的家伙夺走扔到窗外，她则抢过桌子搡了他几下。为什么打架？倒也不是单纯因无聊，因为可干的事情多着呢。她在国内吃过苦，下过乡，什么都能干。她也不怕他。

“我们生活目标不一样，他想玩，我觉得人总要做点事吧。”她说。这个老公是同学，是在电脑室里相识的。他的工资还没有她的高。“美国人觉得老子天下第一，有民族优越感。我们就算不为家务事吵架，也为文化吵架。举个例子吧。看大陆连续剧，他总说他感兴趣，但看一会儿就没兴趣了，还瞎打岔。我跟他讲我当红卫兵时看毛泽东跟北斗星似的，当一个神看。他听着眼睛眨巴眨巴挺可爱的，可一会儿就不爱听了，上楼去玩电脑，就这么可气。”那为什么不离婚呢？因为这个现任丈夫不像前一个老美丈夫那样，会出去同别的女人乱搞。

李xx的第一个洋老公是一个百万富翁。两人是在国内认识的，那时他显得穷兮兮的，在餐馆吃饭连汤都喝得一点不剩。后来，跟他来到美国，才知道人不可貌相。他不想让她上学，提议两人买一条船上墨西哥去教两天英语。她想自己哪能这样，她还要拿文凭，得丰富自己，充实自己，哪有心思去玩。她还是上学去了。这位老公时常去找旧日的情人，也不避讳，到很晚才回来。她这个人恨的就是这个，就搬出去了。她的一个女朋友开车来接她，他一看她的行李都收拾了，动真的了，才吓着了。跑下来冲着她的朋友大吼大叫：“她是我的妻子，你走开！”她只好回去，心平气和跟他谈了一个下午，最后还是用他的车把行李拉到了伯克利。分居几个月两人离婚了。李xx曾是一个“老三届”，当过红卫兵，造过反，也当过知青，下过乡。这一类女性是一个极动荡时代的产物，尝过各种生活的磨折，多数形成了自己某种固定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以及“怀旧”的心态。她们很难说是“开放”或“保守”，既不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大学生”，又不同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新一代”。她们或是错过了正常的谈情说爱，或是陷入“误会”、“扭曲”、“错位”的婚姻关系，或是身心遭受过“屈辱”和“摧残”。她们中的有些人认命了，但还有不少人不甘心昔日浪费的年华而拼命弥补所失的一切，因此表现为很强的事业心。她们在有些方面很宽容大度，但在另一些方面又可能极为挑剔，甚至吹毛求疵。

当她们中的一部分人有机会来到美国“洋插队”，便面临生活上的极大挑战。李xx的两次洋婚姻，不论成败，似乎都刻着两种“烙印”，一种是“个性烙印”造成的悲剧，另一种是“时代烙印”造成的悲剧。成功的婚姻是一种双向的良性互动关系。在现代条件下，很难有一种一方为主而另一方必须迎合的关系。李xx试图以自己的“文化怀旧心态”、“东方式生活价值模式”以及“中国大陆特定政治文化熏陶下的思维方式”，来重新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