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一书，借寓言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哲学见解，创造了许多优美动人的故事，又是一部优美的文学著作。它的《天下篇》还保存了当时诸子学说的许多材料，极为宝贵。
（李申）
壮族
壮族
自称“布壮”，“壮”是“健壮”的意思，“布壮”就是“健壮的人”。“布壮”古称“猗撞”或“撞丁”，见于南宋人李曾伯的《可斋杂稿》卷十七《帅广条陈五事》，意思就是“强健的土丁”。此称原指宜州一带的“溪峒土丁”，后来它的意义扩大了，形成一个代表全族的名称。1965年，经国务院批准，定名为壮族。
壮族的先民原是岭南西部百越的一支，名为骆越，他们定居在今岭南西部、滇东南和邻国越南北部。两汉以后，骆越这个名称消失了，六朝时，有乌浒、俚、僚等称。隋唐以来，又有西原、广源和侬、沙等称出现在岭南西部壮族先民骆越的居地。骆越和此后这些族称之间，保持着明确的继承关系。
定居在岭南西部的壮族先民骆越，秦汉时，已统一在中原王朝版图之内，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与汉族关系密切。秦朝修建灵渠，把长江流域同珠江流域沟通了，使中原和骆越的关系更加密切。从此来自中原的先进的经济文化，如铜器、铁器、牛耕等等，源源不断地传入岭南西部，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岭南西部的名贵产品，如麻布以及稍晚时期的棉布，输入中原。今天壮族中保留着不少古代汉语借辞，也说明汉族和壮族在文化上的交流。
壮族经历了比较完整的社会发展阶段。壮族原始公社历时甚长，当时的一些社会习俗依然保留到很晚的时期，如“祖业口分田”、“插头秧”等，就是原始公社时期土地公有制的遗俗。唐宋以来，壮族进入封建领主土地占有制阶段，在文献和传说中，仍可找到不少资证，并与中原古代的封建土地制度，颇有相同之处。至于汉唐之间壮族是否经过奴隶占有制阶段，学术界的看法尚不一致。由于资料和研究的不足，一时难于作出确切的论断，但从一些文献上看，当时使用、买卖和掠夺奴隶的事实，确不容否认。
壮族封建领主土地占有制及其劳役制，同政治上的土官制度，互相纠结，密切联系。土官制度保护着领主土地占有制，而领主土地占有制又是土官制度的统治基础。壮族人民在这种土地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双重压榨下，至晚从公元7世纪起，经历了一千余年。隶农附着于土地，饱受剥削，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方面的情况都比较落后。
由于中央王朝官吏贪残暴虐，人民灾难无穷；加之部落首领势力强大，公开分裂，建制称王，8世纪西原大部落、11世纪广源部落曾经发动了反抗唐宋王朝的战争。特别是西原发动的战争，是由羁縻土官的分裂活动，中原王朝的民族压迫及王朝官吏的残暴压榨所引起，所以战争的性质就包括了这两方面，其一是地方政权的分裂性质，另一是中央王朝的压榨和民族压迫性质。
侬智高是桂西广源土州的首领。广源州地处邕州之西，界于中国和交阯王朝之间，隶属于邕州管辖，从来是中国领土。交阯王朝企图并吞此地，胁迫侬智高归顺，遭到侬智高的坚决拒绝。侬智高曾请求归属宋朝，岁供方物，因为宋朝一味姑息，懦弱畏事，予以拒绝。“［侬］智高既不得请，又与交阯为仇”，遂于皇祐四年（1052），建制称“南天国”，发动了反抗宋朝的战争。首先攻下邕州，继而沿邕江东下，沿江宋军，望风溃退。侬军经苍梧，沿西江，直逼广州。广州久围不下，侬智高撤军西还。归途掳掠妇女人口。次年，在宾州昆仑关一战，被宋军名将狄青打败，全军覆没，侬智高逃奔大理国。在宋朝遣使迫索下，大理国“函首”送于宋朝知邕州萧注。
参考书目
漆侠：《宋代的瑶族和壮族》，《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石钟健）
准噶尔部
准噶尔部
见厄鲁特蒙古。
资课
资课
唐代散官、勋官、品子及各种色役所纳的代役金。资课在唐初还没有形成制度。四品以下、九品以上文武散官、勋官、三卫等所纳代役金称为资，品子及课户白丁服色役所纳代役金称为课。到开元年间始统称为资课。资课按照色役者的身份和色役的种类而定其数额。开元时散官四品、五品每年纳资六百文，六品以下的纳资一千文；品子充任的亲事、帐内纳课一千五百文。而由一般白丁充当的防阁、庶仆、白直、士力等则纳课两千五百文上下。中男充当的执衣每年纳课不超过一千文，中男及残废充当的门夫则需纳课八百五十文至一千文。资课一般纳钱，也有折交实物的。
开元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官府所需手工业品大量通过和市取得，官府作坊的劳动者也普遍使用和雇的工匠，因此，隶属官府具有特殊身分的工匠，也由原来不役时输庸改为普遍纳资代役。由于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官僚对货币的需要增加，官吏俸料中的色役如防阁、庶仆等也普遍转化为资课钱。据开元二十四年（736）俸料钱制度，文武职事官俸料钱中资课所占的比例是，六品以上官占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以上，九至七品官占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以上。
充当色役例免征行和杂差科，玄宗时色役普遍资课化，不少地主、商人以及其他较富裕的人为了避役便充当纳课的色役。开元九年，曾令宇文融检查色役伪滥。中叶以后，纳课避役更为流行，朝廷屡次下诏限制诸军、诸使影庇人户，这些影庇人户包括了纳课充当色役的人。在色役大部分转化为资课的情况下，开元二十二年七月玄宗敕，自今以后，京兆府、关内诸州应征庸调及资课，并限十月三十日纳毕。此后诏令中也常将资课和庸调并提。这说明到开元后期，资课已经和庸调并列而成为封建国家的经常税收。天宝初年唐政府还停止了约计十万白丁充当的白直，把应向白直征收的资课，加税于一般民户以充用，反映了资课和其他赋税合并的趋势。
中叶以后，资课增加了新的含义，被称作“资课”的有时不是国家的收入项目，而是支出项目。陆贽在德宗时曾说国家经费（支出）有三大项，一是军食，二是军衣，三是俸料和资课。见于记载的有手力资课、杂职课和工价资课，都是支出项目。这是因为配给官员役使的手力、地方机构的杂役、官府所属工匠，通过纳资化，便将其所交纳的资课钱给与应配手力、杂职的官员以及和雇的工匠。中叶以后，制度混乱，影庇人户的资课大都归于本使，不入国库。但是原来以资课钱支付的官员手力钱、工匠的工资，仍须由国家支付，这笔支出本来出于资课，所以称为某项资课。
参考书目
李春润：《唐开元以前的纳资纳课初探》，《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
李春润：《略论唐代的资课》，《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吴宗国王宏志）
资源委员会
资源委员会
国民政府统制工矿企业的主要机关。其前身是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11月，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会址设于南京。1935年4月易名为资源委员会，隶属于军事委员会，1938年3月，改属国民政府经济部。1946年3月改隶于国民政府行政院。蒋介石一度兼任委员长，由正副秘书长（后改称正副主任委员）翁文灏、钱昌照负实际责任，其成员为军政、财经、工商文教各界的知名人士。主要任务为：执掌资源的调查研究和资源的动员开发，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重工业的主管部门。
1935年初起，资源委员会负责统制全国钨、锑等战略矿产品的出口运销事宜；1936年起，在湖南、江西等地筹建中央钢铁厂、中央机器制造厂、中央电工器材厂、湘潭煤矿、龙溪河水电厂等二十余家重工业厂矿。抗日战争爆发后，负责主持上海等地工矿企业的内迁，并购储大量汽油等战略物资。抗战期间，在四川、甘肃、云南等地创办电厂、煤矿、油矿和机械、化工、冶炼等厂矿共一百一十九个，大量生产后方急需的汽油、电力、机器、煤炭等产品。缓和了后方物资紧缺的危机，同时向美、苏等国输出价值数千万美元的钨、锑、锡等矿产品，换回大量军火和重要物资，并培养了一大批企业管理和技术人才，为坚持抗战作出重要贡献。抗战胜利后，该会接收日伪在东北、台湾和关内各地的主要工矿企业，价值约达十八亿美元。在东北设立鞍山钢铁公司、东北电力局、抚顺矿务局等二十余家企业，在台湾设立台湾糖业有限公司、台湾电力局等十大公司，在关内各地设立中国石油公司、冀北电力局、华北钢铁公司等数十家企业。此时，资源委员会已成为国营生产事业专管机构，到1947年底，该会已拥有电力、钢铁、机械、电工、化工、金属矿业、煤业、石油、水泥、制糖、造纸等十一个行业的大中型企业九十六家，职工总数二十六万余人，其中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技术管理人员约两万余人。主要产品产量在全国总产量中所占比例：钨、锑、石油为100％、电力为50％、锑为80％、煤为32.5％、水泥为40％。钢铁机械、电工、化工等业在全国也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为资源委员会的全盛时期。此后，由于国民党扩大内战，致使在战后大规模发展工矿事业的计划完全破产。从1948年底起，该会主要负责人以及广大职工秘密策划脱离国民政府，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积极开展护厂护矿斗争，保护了大量工矿企业资材。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资源委员会在大陆的各厂矿为中央人民政府接收，成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其职工包括绝大部分高级技术管理专家均留在大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2年8月，台湾当局宣布撤销资源委员会。
参考书目
国史馆：《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俊人印刷事业有限公司，台湾，1984。
（程麟荪）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
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北宋司马光撰。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另有《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通鉴》自《周纪》迄《五代纪》，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进士。学识渊博，尤精于史。曾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编年史。初成《通志》八卷，起战国至秦二世，表进于朝，引起宋英宗赵曙的重视。治平三年（1066），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继续编纂。宋神宗赵顼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不久又退居西京洛阳。历任闲职，以书局自随，专志修史。元丰七年（1084）书成，历时十九年。（参见彩图插页第73页）
《通鉴》虽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实际上是一部集体编写的著作。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鉴》的编写分作三步：第一步把收集的史料，标明事目，按照时间顺序加以排列，力求完备，叫做丛目。第二步把丛目中的史料进行考辨，择其记述详尽者，重新编写，叫做长编。这两步工作都由协修人员担任，抄录则另有书吏。第三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同异，删其繁冗，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夺，一出于光。
《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于唐五代史事，甄采书籍最多，史传文集之外，还有实录、谱牒、家传、行状、小说等各种史料。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
《资治通鉴》书影
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但书中在叙述历代统治阶级活动的同时，也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