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进

的一家高级法国餐馆，要瓶葡萄酒，吃了一道全套西餐，权作婚礼。对我们来说此即足矣。

结婚时两人几乎没有存款（去世的母亲倒是给留下一点钱，我决定不动用以备不时之

需），也没有像样的家具，就连前景也不够明朗。我不具备律师资格，在法律事务所干下去

前途没什么保证；她上班的地方是家名都无人知晓的小出版社。若久美子愿意，大学毕业

时凭她父亲的门路不愁找不到理想些的工作。而她不喜欢那样，工作是靠自己力量找的。

但我们并无不满，两人只要能活下去就别无他求了。

话又说回来，两个人一切从零构筑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具有独生子常有的孤独疾，

真要干什么的时候喜欢自己单干。较之向别人—一说明以取得理解，还不如独自闷头做来

得痛快，即使费时费事。而久美子呢，自从姐姐去世便对家人关闭了心扉，也是差不多单

枪匹马生活过来的。天大的事也不找家里任何人商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两人可谓物以类

聚。

尽管如此，我和久美子还是为“我们的家”这个新天地而相互将身心同化起来。反复

训练两人一道思考什么感受什么。尽量将各自身上发生的种种事情作为“两人的东西”予

以接受和共有。自然，有时顺利有时不顺利。但我们莫如说将那些摸索过程中的差错视为

新鲜事物而感到津津有味。其间纵使出现暴风骤雨，也能在两人拥抱当中忘个精光。

婚后第三年久美子怀孕了。因一直小心翼翼注意避孕，所以对我们——至少对我——

简直是晴天霹雳。大概是哪里疏忽了。想固然想不出，但此外别无解释。问题是无论如何

我们不具有养育孩子的经济能力。久美子刚刚适应出版社工作，可能的话打算长期干下去。

毕竟出版社很小，没有所谓产假那么堂皇的制度。若有人想生孩子，只有辞职了事。那样

一来，一大段时间里必须靠我一人的工资养家湖口，而这在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懊，这次怕是只有人工流产了吧？”去医院问过检查结果后，久美子有气无力地对

我说。

我也觉得此外恐无法可想，无论从哪个角度这都是最稳妥的结论。我们还年轻，完全

没有生儿育女的准备。我也罢久美子也罢都需要自己的时间。首先要打好两人的生活基础，

这是当务之急。生孩子机会以后多的是。

说心里话，我并不希望久美子做流产手术。大学二年级时我曾使一个女孩妊娠过一次。

对方是在打工那里认识的比我小一岁的女孩。性格好，说话也合得来。不用说，我们互相

怀有好感，但一来算不得恋人关系，二来将来如何也无从谈起。只是两人都很寂寞，不期

然地需求别人的拥抱。

怀孕的原因很清楚。同她睡时我次次使用避孕套，但那天不巧忘了准备。就是说没有

备用品了。我这么一说，女孩迟疑了两三秒，说：“晤，是么，今天不怕的，或许。”然而

一发即中，她怀孕了。

自己是没有使谁“怀孕”的实感，但怎么考虑都只有人工流产一条路。手术费我设法

筹措了，一起跟去医院。两人乘上电车，前往她熟人介绍的干叶县一个小镇上的医院。在

名都没听说过的那个站下的车，沿徐缓的坡路走去。一眼望去，到处栉比鳞茨挤满商品住

宅楼，是近几年为在东京买不起住房的较年轻工薪阶层开发的大规模新兴住宅群。车站本

身也崭新港新，站前尚剩”有几片农田。走出收票口，眼前一流大得见所未见的水塘，街

道上触目皆是不动产广告。

医院候诊室果然全是抱着大肚子的孕妇。大半是结婚四五年好歹以分期付款方式在这

郊区买得一个小套间，在里面安顿下来准备生孩子的妇女。平日大白天在这种地方转来转

去的年轻男人大约只找一个，更何况是妇产科候诊室。孕妇们无不饶有兴味一闪一闪打量

我，很难说是友好的视线。因为在任何人眼里我的年龄都不会大于二年级大学生，明显是

误使女友怀孕而陪着前来做流产手术的。

手术结束后，我同女孩一起返回东京。时候尚未黄昏，开往东京的电车空荡荡没几个

人。车中我向她道歉，说是自己不慎使她受此委屈。

“没关系的，别那么放在心上。”她说，“至少你这么一起跟来医院，钱你也出了。”

那以后，我和她双方都不约而同地没再见面。所以不晓得她后来怎么样了，在哪里干

什么。只是手术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不再见她之后我也仍一直感到心神不宁。一回想当

时，脑海便浮现出挤满医院候诊室的脸上充满自信的年轻孕妇，屡屡后悔不该使她怀孕。

电车中她为了安慰我——为了安慰我——详细地告诉我那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手术。“没

有你想的那么严重。时间不长，又不怎么疼。只是脱去衣服，躺在那儿不动就行了。说不

好意思也是不好意思，幸好医生是好人，护士也都客气。倒是告诫我以后可一定小心避孕

来着。别放在心上！再说我也有责任。不是我说不怕的么，是不？所以嘛，打起精神来！”

然而在坐电车去千叶县那个小镇又坐电车返回时间里，在某种意义上我变成了另一个

人。把她送到家门口，回自己住处一个人躺在床上眼望天花板。望着望着，我豁然明白了

我的变化——我认识到，位于这里的我是“新的我”，而再不会重返原来的场所。位于此处

的我已不再纯洁了。那既不是道德意义上的负罪感，也不属于自责之念。我明白自己是在

什么地方犯了错误，却又无意因此责咎自己。那是超越自责与否的“物理性”事实，我必

须冷静而理智地与之面对。

得知久美子妊娠时，我脑海中首先浮上来的便是挤满妇产科医院候诊室的年轻孕妇形

象。那里荡漾着一股独特的气味儿。到底是何气味儿，我则不得而知。或者并非具体的什

么气味儿，而仅仅是气味儿似的什么也有可能。护士叫到名时，那女孩从硬邦邦的塑料面

椅子上慢慢立起，径直朝门口走去。起身前她瞥了我一眼，嘴角沁出想说而又中途作罢那

样一丝浅浅的微笑。

我对久美子论，生小孩是不现实的这点自己当然知道，但难道就没有免作手术的办法

么？

“这个我们不知说过多少次了，眼下就生小孩儿，我的工作也就干到头了。为了养活

我和孩子，你势必到别的什么地方找工资更高的工作才行。而那样一来，什么生活上的宽

裕等等可就完全破灭了，想干的事也统统干不成了。就算我们往下要做什么，成功的可能

性也被现实挤压得微乎其微——这样难道你也无所谓？”

“我觉得好像无所谓。”我回答。

“当真？”

“只要想干，工作我想总还是找得到的。例如舅舅就缺人帮忙，要开新店，但因物色

不到可靠的人还没开成。那里工资估计比眼下高得多。同法律工作倒没了关系，可说到底，

现在也并不是想干才干的嘛。”

“你经营餐馆？”

“也没什么干不了的吧！再说实在不行，还多少有母亲留下的存款，总不至于饿死。”

久美子默然良久，眼角聚起细细的皱纹沉思。我喜欢她这般表情。“你莫不是想要孩

子？”

“说不清楚，”我说，“你怀孕这点我清楚，但没有自己可能当父亲的实感。实际有了

孩子后生活上将有怎样的变化我也不清楚。你中意现在这份工作，从你手中夺走工作我也

认为似乎不对。有时觉得我们恐怕更需要眼下这样两口人的生活，同时又有时觉得有了孩

子可以使我们的天地变得更广阔。至于哪个对哪个不对我不清楚，只是单纯在心情上不希

望你做流产手术。所以我什么都不能保证。既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也没有一鸣惊人的妙

计，只是心里那么觉得罢了。”

久美子想了一会儿，不时用手心摸下自己的肚子。“哎，怎么会怀孕呢？你可有什么预

感？”

我摇头道：“在避孕上我始终很注意，就怕出事后这个那个烦恼个没完。所以我没有过

预感，想不出为什么会这样。”

“没以为我跟别人乱来？没想过那样的可能性？”

“没有。”

“为什么？”

“很难说我这人直感怎么好，不过这点事还是知道的。”

久美子和我那时坐在厨房餐桌旁喝葡萄酒。夜深了，万籁俱寂。久美子眯细眼睛，望

着杯中约剩一口的红葡萄酒。平时她几乎不喝酒，但睡不着时往往喝上一杯，只一杯便能

保证人睡。我也陪着喝。没有葡萄酒杯那么乖巧的玩艺儿，用附近小酒店送的小啤酒杯来

代替。

“和谁困觉来着？”我墓地警觉起来，试探道。

久美子笑着摇几下头：“何至于。怎么会做那种事呢？我只是纯粹作为可能性问题提一

下罢了。”随后，她神情严肃起来，臂肘拄在桌面上：“不过，说老实话，有时候我有很多

事情搞不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真的？什么是实际发生的什么不是实际发生

的？……有时候。”

“那么，现在是那有时候噗？”

“……算是吧。你没有这样的时候？”

我思索一下，说：“一下子想不出很具体的。”

“怎么说呢，我认为是现实的同真正的现实之间存在着误差。有时我觉得自己身上什

么地方似乎潜伏着一点什么，就好像一个小偷溜进家来直接躲在了壁橱里，而又时不时跑

出来扰乱我本身的各种顺序和思路什么的，如同磁场弄得仪器失灵。”

“一点什么？小偷？”我问，旋即笑道：“你说的太笼统了啊！”

“是笼统了，实际上。”久美子说着，喝干杯里剩的葡萄酒。

我注视一会久美子的脸。“那，你莫不是认为自己这次怀孕同那一点什么之间有连带关

系？”

久美子摇摇头，说：“不是说有没有关系，而是说我有时候搞不清事物的顺序。我想说

的只是这一点。”

久美子话语中开始渐渐挟带焦躁。时针已过1点。是收场时候了。我伸出手，隔桌握

住她的手。

“我说，这件事让我拿主意可好？”久美子对我说，“当然这是两人间的重大问题，我

也完全知道。但这次还是希望让我来决定。我没有办法明确表达自己所想的和感觉到的，

我也觉得很抱歉的…·”

“总的说来是你有决定权，我尊重你这项权利。”

“大概下个月内就必须正式决定怎么办了，我想。这段时间两人一直在谈论这个，你

的心情我大体理解了，所以往下让我来考虑，暂时就别再提这个了。”

久美子做流产手术时我在北海道。原本我这样当下手的很少被派去出差，但当时人手

奇缺，便安排我去。由我把文件装进公文包带去，简单交待一下，再把对方文件带回。文

件至关重要，不能邮寄或托付他人。札幌至东京的班机甚是紧张，只好在札幌的商务旅店

住一晚。久美子便在此时间里一个人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夜间10点多给我住的旅店打来

电话，告诉我下午做了手术。

“先斩后奏，是我不对。不过一来安排得较为突然，二来我想你不在时由我独自决定

处理或许双方都好受些。”

“不必介意，”我说，“既然你认为那样合适，那就是合适。”

“还有话想说，现在说不出来。我想我是有话必须向你说的……”

“等回东京慢慢说吧。”

放下电话，我穿上大衣走出旅店房间，在札幌街头信步踱去。时值3月初，路旁高高

堆着积雪。寒气随人肌肤，行人呼出的气白白地泛起转而消失。人们裹着厚墩墩的大衣，

戴着手套，围巾一直缠到嘴巴，十分小心地在冰冻的路面上行走。轮胎带有防滑链的出租

车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往来驶过。当身上冷得受不住时，我走进闪入眼帘的一家酒吧，干

喝了几杯威士忌，尔后继续上街行走。

走了相当一些时间。时而有雪花飘零，小小的轻轻的，仿佛如烟的记忆。我走进的第

二家酒吧位于地下，里边比门口印象宽敞得多。酒柜旁边有个不大的舞台，一个戴眼镜的

瘦男人在台上弹着吉他唱歌。那歌手翘着二郎腿坐在塑料椅上，脚下放着吉他盒。

我在柜台前坐下，边喝酒边半听不听地听他唱歌。间歇时歌手介绍说这些歌曲均由他

自己作词作曲。他二十五六岁，一张平庸的脸上架着茶色塑料边眼镜。蓝牛仔裤，系带长

筒皮靴，法兰绒花格便衫，社援露在裤外。很难说是什么歌，若在过去，大约近似所谓“日

本土造西餐叉”。单调的和音，单一的旋律，不成不淡的歌词，不是我喜欢听的那类。

若是平时，我怕不至于听这样的歌，喝罢一杯便付款转身离去。但这天夜晚我简直冷

彻骨髓，在彻底暖和过来之前，无论如何我不想出门。我喝干一杯纯威士忌，马上又要一

杯。好半天我都没脱大衣，也没解围脖。侍者问我是否要下酒物，我点了奶酪，吃了一小

片。我想思考点什么，但头脑运转不灵，就连应思考什么都把握不住。身体仿佛成了一座

四壁萧然的空屋，音乐在里边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