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适合做间谍工作，批准结婚，了结这件事。只有一对看来有指望，这一对男方叫肖基·奥梅拉，二十六岁，外约旦人，曾经为争取阿拉伯的独立而同法国人作战，在谍报局当过短时期的电报员，他的未婚妻伊丽莎白·罗斯， 二十五岁，已经跟他怀孕七个月。虽然向他进行调查的人谨慎地避免提及他的情报联系，发现他对间谍工作是“有用的”，但柏林还是断定他并非真正合适。

另外两对也都不合适。一个男的被认为“胆小而又不可信”，另外一个男的因血液中毒而躺在医院里。最初的那个西佐一诺里斯伯爵决定等一等再结婚，到了意大利突然不见了。尝试了几个没有一个成功，也就不再尝试了。党卫队队长想使爱情为间谍服务的奇怪尝试就此告终了。

在为招募间谍而进行的努力中，武装卫队统帅部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自然都在寻求理想的间谍：他必须聪明、机智、情绪稳定、神经健全、体格强壮，透彻了解目标国家的风土人情、语言和军队。它们很少发现这样的完人。事实巳大部分的间谍只符合两个主要条件；年轻（几乎所有的间谍都是二十几岁或三十几岁）和愿意当间谍。

愿意当间谍本身反映了各种各样的动机，其中有四种动机最为普遍。排在最前面的一种是挣钱容易的诱惑。未来的间谍总想着过一种轻松的生活。他将泡在咖啡馆里，正好坐在告诫人们说话要谨慎的标语底下，猎取赢得战争的重要机密。他将溜达着走过一家工厂，或者走过一两个高射炮阵地，他将偶尔发回一封电报，或许甚至勾引一个在职的的秘书。他当然认为所有这些活动比在前线打仗或者在工厂里做工要愉快得多、有利可图得多，因为他将为这种相当清闲的工作得到报酬，还将得到现钱花销。

有的人喜欢冒险。前线的危险太平常、太令人不快，吸引不了他们。每当他们想到偷窃文件、拍摄防御工事、躲避反特人员，热血就沸腾起来。这种动机常常和第一种动机渗和在一起。在这两种情况下，内在的心理压力有时不如明显的动机来得强烈，如企图幕后操纵历史的狂人欲望，或者渴求因冒充他人而感到的病态的满足。

第三种动机是理想主义。有些间谍信仰国家社会主义。

更多的人憎恨统治他们的祖国的政府。甘当间谍的俄国战俘中的多数人，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反对共产党政权。许多阿尔及利亚人希望看到他们的国家从法国人的手里解放出来。

最后，有些人说是要当间谍，事实上他们从来就不想当间谍。他们只不过想逃离德国。

一旦招募了这些人，不能马上把他们派到国外了事。他们首先必须知道需要了解哪些实际情况，如何去了解，如何把这些情况送递回来。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在间谍学校里教授这些本领。不论什么时候，至少有二十个这样的学校存在，它们的课程设置和外观大不相同。 为了安全起见，老一些的间谍学校是单独教授每个间谍学生的。他们把“教室”分散在全城各地，伪装成商业公司。谍报局斯图加特和汉堡站都是这样做的。斯图加特谍报站总是把它的办公室设在人来人往的大楼里，这样就更难于监视，而且它经常迁移办公室。汉堡站在合法但同谍报局有联系的工厂里给间谍讲授怎样安装无线电收发报机和怎样使用隐显墨水，这两个谍报站都让学生住在当地旅馆里，汉堡站喜欢一个名叫克洛普施托克的供膳寄宿处，这是用的十八世纪一个诗人的名字。

为进行反苏活动而训练特务的工作，在一九四一年大大扩展起来了，在柯尼斯堡、什切青、柏林和维也纳都设立了学校。战争爆发以后，作战区的大规模间谍活动，迫使谍报局改变它在东线实行的教学方法，从个别讲授变为上集体课，把不上无线电课的间谍的学习时间缩减到仅仅六个星期。谍报局之所以允许这样做，是因为绝大多数间谍以前是苏联土兵，熟悉苏联这个国家，熟悉红军的装备、徽章和规章制度。到一九四三年，德国人在占领的俄国领土上建立了九所这样的学校，共有一万名间谍学员和从事破坏活动的学员。其他的学校没有这么大的规模。在维也纳城外，弗朗茨·佐伊贝特少校教授四十至五十个罗马尼亚法西斯分子，他们要学习三个月，每天上课八至十个小时，为到俄国后方进行活动而作准备。

在西线，由于德国把越来越多的人力、物力投入防御，需要的情报也就越来越多，因此，间谍训练工作也同样有了发展变化。党卫队保安处和被它控制的谍报局（现在合称军事部）虽然最初有些勉强，可是最终还是放弃了个别讲授的方法。他们害怕不安全。例如，科隆站虽然承认对间谍要进行共同训练，但一堂课绝不超过五个人，当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以后，安全上的反对意见没有了，担心却还存在。上大课的学校就象雨后春笋。德国保安总局六司二处的两个新的特务监督站——“瓦尔特”和“西格弗里德”——建立了几所学校。 “西格弗里德”专门训练比利时特务，它有两所学校设在它在马尔堡的总部附近。“瓦尔特”在康斯坦茨湖的迈瑙岛上建立了一所学校；在康斯坦茨镇建立了一所，训练从法兰西人民党招募来的特务；在西格马林根附近的韦尔芬根堡建了一所，训练从保安队招募来的特务；还在德国西南的其他地方建立了一些学校，训练从别处招募来的特务。一二零前线侦察指挥部和它的前线侦察部队在莱斯塔特、艾托夫、哈思、巴特诺伊纳尔、费尔堡和基希察滕等地及其附近地区扎了营地。谍报局慕尼黑指挥报告区在维罗纳的一栋房子里训练它的意大利特务，表面看上去他们在为军备部长施佩尔工作。后来它把这个营房迁移到俯瞰梅拉诺的一个山顶房子里。给人的印象这是一所疗养院，而那些特务都是伤兵。

这些学校的教官大多数是德国军官。他们教授各自的专业。比如，通信军官教无线电。通常他们讲德语，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不得不用受训者的本国语言。有时由特务的同胞教课。谍报局斯图加特指挥报告区管辖下的三个营房里生活和学习的北非特务就有一个这样的教官，在梅拉诺的意大利人由一个意大利军官讲课。

在较老的学校里，训导是多方面的，也是彻底的，尤其是在汉堡，因为它担负着海外任务，也许它的学校最复杂庞大。特务们要学习莫尔斯电码、无线电的安装与修理，密码系统、隐显墨水、微粒、发现和摆脱盯梢以及辨认飞机类型。训练几乎总是个别进行的。这种训练太费时间，也很费钱，以致整个战争期间，大约只有二百个青年进过汉堡学校。

与此相比，比较新的学校里的训练质量下降了。受训的特务较多，课堂里的人数也就多，学习期限反而缩短了。他们所学的只不过是辨认基本军事装备以及各军兵种佩戴的徽章。但是如果他们的教官好，就能教会他们准确地进行观察。

佐伊贝特少校同他的罗马尼亚学生在树林子里走着，他问他们： “那是什么？”

“一只羊。”他们回答。

“什么？”他问得更严厉了。

“一只白羊，”他们赶紧改口。

“不对，”佐伊贝特说。“你们的报告必须更确切。你们必须这么说：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十六时四十三分，在从维也纳到布赖滕布龙的公路右边，你们看见了一只羊，它朝着你们的那一面是白色的。”

因不合格而退学的情况似乎极少。大概谍报局认为，既然训练特务花了不少钱，就把他们送到国外，希望他们能收集一些情报，把他们留在德国，就白白让他们受了那些训练，还多一张嘴吃饭。谍报局慕尼黑指挥报告区管理的营房把政治上不可靠或者话太多的受训者送回当工人。但是另外一个营房发现，它的受过间谍学校训练和未曾受过训练的北非间谍，工作起来效果一样。

间谍在受训期间，逐渐认识在他被派往国外后他在德国的主要联系人，这个人将指挥他，也就是他的间谍头子。有时候这个间谍头子就是招募他的人。间谍头子承担这样的艰巨任务：确保这个间谍在分配了任务以后还能继续为德国好好工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到了那时，间谍就不再受谍报局的监督和控制了，他可以随便撒谎，托病怠工，甚至叛逃。

间谍头子约束间谍的办法，主要是使间谍自尊自爱。他希望几乎总是比他年轻的那些间谍，以后不会使他痛苦，也不会使他失望，而能克服种种困难和危险，不顾疲劳，不懒散，坚持不懈地进行活动。间谍头子是靠对间谍的热心关怀来灌输这种自尊自爱的。他以自己的行动，使间谍相信；他一定会让间谍得到所需要的证件和服装，在营房里得到优质食物和高级香烟；一定会使他受到良好的训练，将来能应付自如。

他送他到启程的地方。消极的制裁常常是不直截了当说出来的，但也起很大作用，那就是暗示要削减活动经费，或者对在德国控制地区的他们的家属进行报复。一旦间谍到了敌人阵营，间谍头子同他保持联系。当间谍发来电报时，间谍头子和电报员坐在一起，起草复电，给他奖章，需要时给他钱，不断去信鼓励他。这套办法，在理论上，是颇有道理的，因为这种个人联系是确保间谍忠诚可靠的最好手段，而任务的胜利完成，十之八九依靠这种忠诚；从实践来看，它是常常很奏效的。但是间谍也常常陷于他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所设的圈套之中，到那时，他对他的间谍头子也无能为力了，只好因为不得不背叛他而感到遗憾。

在受训之后、被派出去以前，间谍必须得到掩护身份。

这些假身份来自可以把间谍列入花名册的合法的或冒充的商业公司。在中立国家里，真正的德国公司和中立国家的公司可以这么做；在敌国内，只有中立国的公司才能这么做。德国企业中“雇用”谍报局间谍的有申克银行、国营铁路局、国营航空公司、若干轮船公司和法本化学托拉斯拜尔阿斯匹林制药公司。这些企业都巧立名目到国外开业。在西班牙，一九三六年曾经把佛朗哥的一封信送交希特勒，从而导致德国支持西班牙长枪党的德国商人约翰内斯·伯思哈特，把他的金融实业公司供党卫队保安处使用，后者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

冒充的商行大小不等，有大公司，也有一人经营的小企业。它们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间谍活动提供便利条件才设立的，只有从这种意义上讲，才能说它们是冒充的，因为这些公司事实上是在经商。比如在战前的法国，谍报局建立了一个公司，出版介绍铁路沿线风景区的小册子；这样就为间谍旅行、摄影和打听情况提供了很好的借口。它还让定居特务开设报摊和烟草店，因为这样就有机会可以不引人注意地会见下级特务。在葡萄牙和南美，谍报局的比较重要的特务以进出口公司作为掩护。对于不太重要的旅行特务来说，谍报局发现在西欧冒充邮票商人是很奏效的。而在巴尔干国家，冒充旅行的烟草商人和羊毛商人会减少嫌疑。在未被德国占领的法国，一个特务假装香烟盒和化妆盒制造商，他带着这些产品的样品到处旅行，观察法国军队的驻地。

在拉丁美洲，大公司（其中有些是股份有限公司）的繁荣掩盖了德国广泛的间谍活动。在中立但亲纳粹的阿根廷，三个间谍头子都有自己的掩护公司。汉斯·纳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设了德国国际情报公司，办公室设在雷孔基斯塔大街三三一号一栋楼房的一六二和一六三房间，他开会、旅行、打电话、寄信等，看上去都只不过是在办理公司的正常业务。事实上，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纳普作为南美最忙碌的间谍组织头子的真正工作。弗里德里希·塔德奥·冯·舒尔茨一豪斯曼也利用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莫雷诺街九七o号开设的布隆伯格y公司来掩护他的间谍活动。奥托马尔·米勒的间谍网把它在阿根廷收集到的情报送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掩护公司快速情报公司，以便用它的秘密电台把情报发往德国。在智利，设在瓦尔帕莱索普拉特大街八二八号的航运公司（以前是北德意志劳埃德公司的一个分公司），由于战争使德国船运停顿，几乎丧失了全部生意，但它一直让剩下的七名雇员积极收集情报——其中一部分是通过它的邮政信箱送来的——并把情报传递给一个间谍电台，让它发往德国。

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拿出部分间谍活动经费，赔偿这些商业损失，不过有一个谍报局的掩护公司，即阿根廷的越洋公司，在进出口中赚了大量利润，所以它能够支付全部特务活动费用。

为证明间谍的假身份而伪造文件的任务，落到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和德国保安总局六司的专业部门身上了。谍报局的这个部门是一处g组，在整个战争时期由阿尔贝特·米勒领导。他是个矮胖的化学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做过同样的工作。一九三七年，德国重整军备的工作全面展开，谍报局在档案中发现了他的名字，由于他是个预备役军官，就让他重新服役。当时他是个上尉，五十岁。

谍报局总部里他的那个机构进行着谍报局的全部科学工作，包括远距离摄影和使用新闻检查时大量查找隐显墨水信件的设备。它的六个小组中，只有第一和第六小组办理假证件。第一小组制造证件、图章和邮票。第六小组是在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