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的阳光斜劈下来，照得青石板发白。不是那种温和的、暖洋洋的白，而是一种刺目的、灼人的、像刀锋一样锐利的白。光线从头顶直射下来，没有云层遮挡，没有树荫过滤，赤裸裸地砸在地面上，砸在屋顶上，砸在每一个走在街上的人身上。青石板被晒得发烫，踩上去能感觉到热度从鞋底渗进来，像踩在一口平底锅上。

院门紧闭。

门板还是那两扇破木板，黑漆剥落，木纹裸露，门环锈了一半。门板之间的缝隙还是那么大，能伸进一根手指，能看见里面的青砖地面和水缸一角。但门关着，门闩落着，从外面推不开。阳光照在门板上，把木纹照得清清楚楚，一圈一圈的年轮像一幅缩小的地图，记录着这棵树从种子到成材的全部历史。

陶碗还晾在缸沿，底朝天。

碗底的水渍已经干了，留下一圈淡淡的白色水垢，像一枚印章。碗底那个小小的凸起在阳光下投下一小片阴影，影子很短，缩在凸起的边缘，像一个微型的日晷，记录着太阳的高度。碗壁上的釉色不均匀，有的地方深，有的地方浅，深的像墨绿，浅的像灰白，在阳光下泛出温润的光泽，像一个沉默的、不起眼的、但经得起时间打磨的老物件。

陈无戈的手已从阿烬手上松开。

但两人谁都没动。他坐在条凳上，她蹲在他脚边。他的右手放在膝盖上，掌心朝上，五指自然张开，像一个空着的容器，等待着什么。她的双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手指交握，拇指相互摩挲着，像两条在纠缠的蛇。他们的手之间隔着不到一尺的距离，手背上的汗毛能感觉到彼此的温度，但没有再碰到一起。

屋内水缸映着窗缝漏进的光，晃出一道细长的亮痕。

水缸在屋角，陶制的，缸壁有裂纹，用桐油和麻丝修补过。缸里的水是昨天从井里打上来的，水面平静得像一面镜子，映出窗缝的形状——一道细长的、不规则的亮痕，像一把被拉长的匕首。亮痕在水面上微微晃动，不是因为水在动，是因为光线在变——太阳在移动，窗缝的角度在变，水缸里的倒影也在变。

水很浑，浮着一层细小的灰尘，但在亮痕的照射下，那些灰尘变成了金色的微粒，在水中缓缓飘浮、旋转、沉降，像一群没有方向的萤火虫。

外面的声音没断。

不是喧闹，不是嘈杂，而是一种持续的、低沉的、像蜂群嗡鸣一样的声音。那是很多人同时说话时产生的声音，不是某个具体的人在说什么，而是所有人加在一起形成的一种背景音，像河流的流水声，像风吹过松林的声音。

有孩童用炭条在墙根涂画。

墙根是土墙的底部，夯土筑成，表面粗糙，有很多细小的孔洞。炭条是烧火的木炭，黑色的，质地疏松，一画就掉渣。那孩子蹲在墙根，手里捏着一截炭条，歪歪扭扭地勾出个持刀人影——一个圆圈是头，一条竖线是身体，两条斜线是胳膊，两条直线是腿。右手的位置画了一条长长的线，是刀。左臂的位置画了一道弯曲的线，是疤痕。

旁边写着“劫美凶徒”四个字。

四个字歪歪扭扭，大小不一，有的笔画写错了又描了一遍，墨迹重叠，变成一团黑。“劫”字的“去”写成了“云”，“凶”字的框写成了圆形，“徒”字的双人旁少了一撇。但能认出来，能认出来他在写什么，在画什么，在说什么。

卖炊饼的老汉看见了。

老汉六十来岁，背微驼，脸上有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他穿着一件灰蓝色的短褂，袖子卷到手肘，露出两条晒得黝黑的小臂。手里拿着一把扫帚，竹枝扎的，扫帚头已经磨秃了，扫不干净，但他在扫，每天都在扫，扫自己摊位前的这一片地。

他看见了墙根的字和画。他站在那里，扫帚悬在半空，离地面三寸，竹枝还在微微颤动。他看着那个持刀人影，看着那四个歪歪扭扭的字，看了一会儿。

拿扫帚抹掉。

不是愤怒地抹，不是慌张地抹，是一种缓慢的、用力的、带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情绪的抹。扫帚头按在墙上，从右往左，一下，两下，三下。炭条的痕迹被扫帚的竹枝刮掉，变成黑色的粉末，簌簌地落下来，落在墙根，落在青石板上，落在他脚面上。

嘴里念叨：“造孽啊。”

两个字。声音不大，像是说给自己听的，又像是说给墙听的，又像是说给那个已经不存在的涂鸦听的。他说“造孽”的时候，语气里没有愤怒，没有指责，只有一种深深的、沉甸甸的、像是压了很久的叹息。

可他扫完又回头看了一眼小院。

他转过身，把扫帚靠在摊位边上，然后回头。回头很慢，先是头转过去，然后是肩膀，然后是整个上半身。他的目光越过巷子，越过那几棵槐树，越过那些晾在绳子上的衣服和被单，落在那扇紧闭的院门上。

门关着。门板上的木纹在阳光下清晰可见，年轮一圈一圈的，像一张沉默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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