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里，暗红——”

他的脸白里泛绿。我说：“放轻松点，刘易斯。”

“我没事。”

“我知道你没事。把头搁在两膝中间，来，离开桌子坐过来，头低下。你没事的。”

“我知道。”

我以为他会昏倒，结果他还是稳住了。他没抬头保持了一、两分钟，然后直起身。他的脸现在有点血色。他做了几次深呼吸，狠狠灌下几口酒。

他说：“天哪。”

“你现在好多了。”

“嗯，对。她在那里，我只看了一眼就忍不住想吐。我不是没看过死人。我爸爸，他心脏病发死在床上，是我走进他房里发现的。而且当了警察以后……你也知道。可我从来没看过那种惨状，我非吐不可，可我又跟那混帐铐在一起，他的老二还甩在外头晃着。我死命把那狗杂种拖到角落，然后开始大吐特吐，就那样，在房里一个角落，然后你知道怎么着吗?我突然咯咯笑起来。我没法控制，我站在那儿像个白痴一样，咯咯笑个不停，哪想到跟我铐在一起的家伙，竟然停住满嘴胡言乱语问我说：‘什么那么好笑?’你信吗?就像他要我跟他解释这个笑话，好让他也开开心。‘什么那么好笑?’”

我把剩下的波本全部倒进咖啡，拿汤匙搅一搅。我开始知道理查德范德普尔的一些片片段段。目前这些片段根本凑不到一块，但它们最终很可能会拼出一幅完整的图像。不过它们也有可能永远得不出任何具体结果。有时候全貌还远不如局部分开看更清楚。

我又花了二十分钟左右和潘科夫奋战，来来回回重温我们走过的路，但没有收获。他谈了些他对谋杀现场的反应，他想呕、歇斯底里。他不知道这种事情得过多久才能适应。我想到我从档案抽走的照片，看照片我没什么感觉，但如果我跟潘科夫一样进过那间卧房，可能也好不到哪去。

“你慢慢会习惯一些事情，”我告诉他，“不过偶尔还是会冒出新的状况，叫你恨不得一头撞死。”

看看实在挖不出别的东西，我把一张五块放在桌上付帐，另外塞了二十五块给他。他不肯收。

“收下吧，”我说：“你帮了我忙。”

“呃，没错，我只是想帮忙而已。拿钱我觉得滑稽。”

“你这样就太不懂事了。”

“啊?”他蓝眼珠瞪得老大。

“不懂事。这不算贪污，这钱干净得很。你帮人一个忙，拿点酬劳。”我把钞票推过去给他。“听好了，”我说，“你才立下一个小功，写了篇精彩的报告，处理得当，没多久就要轮你坐巡逻车了，不必再徒步巡查。不过如果坏名声传出去的话，可没人敢跟你搭档。”

“我不懂。”

“仔细想想。如果人家给你塞钱你不收的话，你会让很多人紧张。你不用当坏人，有些钱你可以拒收，而且你也用不着四处跟人伸手要钱。不过行有行规，你总得遵守游戏规则。把钱收起来吧。”

“天哪。”

“凯勒难道没告诉你会有油水?”

“当然说了。不过我跟你谈不是为这个。嗯，我每回值完班都会过来喝两杯。我跟我女友常约了十点半在这儿碰面，我才不是——”

“凯勒帮你赚了二十五块，他要分五块红利，你想自己掏腰包给他?”

“天哪。那我怎么办?闯到他办公室给他五块钱?”

“这就对了。你可以编个什么理由，像‘还你借给我的五块’之类的。”

“我看我要学的还很多。”他说。他对这个前景似乎不太乐观。

“其实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说，“你是有很多得学，不过他们会让你轻松过关。制度本身会带着你一步步往前走。这个制度就是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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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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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坚持要用我刚破的财请我一杯。我坐在那儿静静听他告诉我，当警察对他有何意义。我不怎么专心，只偶尔在恰当时机点个头。他的话我听不进去。

我走出酒吧，沿着五十七街穿城回到旅馆。《纽约时报》才刚摆上第八大道的书报摊，我买一份带回去看。

前台没有我的口信。我上楼回房，脱下鞋子，拿了报纸瘫在床上。凶案的报导跟刘易斯潘科夫的谈话一样，乏善可陈。

我打算更衣就寝。脱下衬衫时，温迪汉尼福德的尸照掉到地板上。我拣起来盯着它看，假想自己是刘易斯潘科夫，手腕铐上凶手闯进那个场景，拽着他穿过房间到角落吐，然后歇斯底里地咯咯狂笑——直到理查德范德普尔神智清明地问我高兴什么。

“什么那么好笑?”

我冲个澡，把衣服穿上。之前一直断断续续下着雪，现在开始积雪。我绕过拐角走到阿姆斯特朗酒吧，找张吧台前的高脚凳坐下。

他跟她像姐弟一样住在一起。他杀了她，然后叫着他操了他妈。他冲到街上，全身沾满她的血。

我知道的太少，而且互相没什么关联。

我喝了几杯酒，避过几个想谈话的人。我四下寻找特里娜，但她值完班后走了。我不说话，听酒保告诉我今年尼克斯队为什么出了状况。我不记得他说的话，只记得他吐沫横飞，一脸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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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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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卡利什的墙上有座老式的钟摆挂钟，以前火车站挂的那种。他不断地瞟它，跟他的手表对时。起先我以为他是想暗示我什么，其后我才明白这只是他的习惯。早年一定有人告诫过他，他的时间宝贵。他从没忘记这句话，但又没法勉强自己完全接受。

他是鲍登房产经纪公司的合伙人之一。我十点过几分抵达他们公司设在佛拉蒂隆大楼的办公室。我等了大约二十分钟，卡利什才拨了个空给我。现在他桌上已经堆满文件和账簿。他连声道歉，说他实在帮不了什么忙。

“我们把公寓直接租给汉尼福德小姐，”他说，“她很可能打一开始就有室友。就算有，我们也不知道。她是我们存档的房客，可以自由找人同住，不论男女。我们不用知道，也无所谓。”

“安东尼利小姐搬进去当管理员时，温迪有个女室友。我想找她。”

“我无从得知她的身分，或者她搬进、搬出的时间。只要汉尼福德小姐每月一号按时缴纳房租，只要她没干扰到别人，我们没有理由过问她的事情。”他搔搔头，“如果真住过那个女人，后来又搬走了的话，邮局不是会留下她的转寄地址吗?”

“我总得知道她名字，才能去问地址。”

“噢，当然。”他的眼睛瞟到钟上，然后回到表上，然后又回到我身上。“我父亲刚踏进这行的时候，一切都跟现在很不一样。他做生意讲究人情。他原本是铅管工人，存了钱买房产，买下一栋栋楼房。所有修理工作都自己来，一栋楼赚得的利润又全部拿来再买一栋。而且他跟房客都熟。他亲自上门收房租，每个月一号，有些大楼是一个礼拜一次。有些房客如果赶上青黄不接，他会宽容几个月不收。有些人才晚五天，就会被他撵上街。他说干这行得要懂得看人。”

“了不起。”

“可不是吗?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当然。在佛罗里达住了五、六年。果树自己种自己摘，而且每年还缴会费给铅管工会。”他两手握在一起，“现在这行可大不一样了。我们已经卖掉了他当初买的大部分楼。产权现在是头痛问题，帮别人管理房产要轻松多了。汉尼福德小姐住的大楼，贝顿街一九四号，屋主是芝加哥郊区一个家庭主妇，那是她叔叔留给她的遗产。她连见都没见过，只是我们每年寄给她四次支票。”

我说：“汉尼福德小姐是模范房客吧?”

“她从没做过什么叫我们伤脑筋的事。报纸说她是妓女，有可能，我想。其他房客没抱怨过。”

“你没见过她?”

“没有。”

“她房租一直按时缴?”

“偶尔晚一个礼拜，跟大家一样。不会再晚。”

“她付支票?”

“对。”

“她是什么时候签的租约?”

“我把租约放哪儿去了?噢，在这儿。我瞧瞧，嗯，一九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标准的两年租约，自动续租。”

“月租四百?”

“现在是三百八十五，当初更便宜，之后涨了几次都很合理。她签约时是三百四十二块五。”

“你不会租给没有明显经济来源的人吧?”

“当然不会。”

“那她一定说了她上班吧，她应该有推荐信放你们这儿。”

“早该想到这个。”他说。他翻翻找找，终于拿出她填的申请表。我看看表格，她自称是工业系统设计师，年薪一万七，雇主是科特雷尔公司。上头写了电话号码，我把它抄下来。

我问他推荐信有没有查对过。

“应该查过，”卡利什说，“不过也只是形式而已，要捏造其实很简单，她只需要接电话的人证实她的说法就可以了。我们依惯例会打去查问，不过有时候我真怀疑到底有没有必要。”

“所以当初你们的确有人打过这个号码，对方也有人接，而且还帮她撒谎。”

“显然如此。”

我谢谢他抽空见我。我在楼下大厅的公共电话投下一毛硬币，拨了温迪留下的号码。有个录好的声音告诉我，我拨的是空号。

我把一毛又投回去，打到卡莱尔旅馆。我要前台转到凯尔汉尼福德的房间。铃响到第二下时，有个女人接了电话，我报上名字，告诉她我要找汉尼福德先生。他问我有没有进展。

“不知道，”我说，“温迪寄的明信片你们还留着吗?”

“可能还在。很重要吗?”

“可以帮我把时间先后次序弄清楚。她的租约是三年前的十月签的。你说过她是春天退的学。”

“我记得是三月。”

“第一张明信片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退学后两三个月之内，我记得。我问问我妻子。”一会儿之后他回来，“我妻子说第一张卡片是六月到的，但我记得是五月底。第二张，佛罗里达那张，是几个月以后收到的。抱歉我没办法讲得更明确。我妻子说她大概还记得把卡片收在哪儿了。我们明天早上回尤蒂卡。我猜你是想知道，温迪租那公寓，是在她去佛罗里达之前还是之后。”

猜得八九不离十，所以我答了声是。我告诉他一两天内我会再打给他。我已经有了他尤蒂卡的办公室号码，不过他又把家里电话告诉了我。“但请你尽量打到公司。”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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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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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盖什古董进口公司位于十一和十二街之间的大学广场。我站在一条走道上，周围环绕着西欧残破的古董。我盯着一台座钟——和戈登卡利什墙上那个一模一样。标价是两百二十五。

“你对钟有兴趣吗?那可是台好钟。”

“这钟准吗?”

“噢，这些钟摆挂钟永远坏不了，而且准极了。你只要调一调重量，就可以控制它们的快慢。你看的这个，钟框还保存得像新的一样。这不是少见的型号，当然，不过要找个品相跟这一样好的恐怕很难。如果你真有兴趣，价钱我们还可以商量。”

我扭头仔细打量他。他约莫二十七、八岁，干干净净的一个年轻人，穿件法兰绒长裤，粉蓝色高领毛衣。发型看来非常昂贵，鬓角与耳垂对齐。两撇八字胡修剪得一丝不苟。

我说：“其实我对钟没有兴趣。我是想找人谈谈以前在这儿工作的一个男孩。”

“噢，你说的一定是理基1。你是警察吧?真叫人不敢相信，不是吗?”

“你跟他很熟吗?”

“陌生得很。我感恩节前不久才到这儿上班。我以前在这条街下去不远的拍卖艺廊工作，不过那里吵得我实在受不了。”

“理基在这儿做了多久?”

“我不清楚。伯盖什先生可以告诉你，他就在后头办公室里。发生那件事以后，可真把这儿搞得鸡飞狗跳。我到现在还是没法相信。”

“案发当天，你在这儿工作吗?”

他点点头：“我那天早上见过他。礼拜四早上。之后我整个下午都在送货，一卡车丑极了的法国乡间家具，运到赛奥西特一栋难看的双拼别墅。在长岛。”

“我知道。”

“哼，我可不知道。这些年来我命可真好，居然不知道天下还有个叫赛奥西特的鬼地方。”他想起我们原来严肃的话题，神色又凝重起来。“我五点左右回到这里，刚好赶上帮忙收摊打烊。理基早就提前走了。当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对吧?”

“谋杀时间大概是四点左右。”

“我那时候正在长岛高速公路上跟交通奋战。”他戏剧化地打个哆嗦，“我到当晚十一点收看新闻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清息。我实在没法相信凶手就是我们的理查德范德普尔，但他们提到公司的名字，而且——”他叹口气，垂下两手。“天下事真的很难说。”

“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根本没时间跟他混熟。他一脸和气，彬彬有礼，非常殷勤。他对古董懂得不多，但是挺有感觉的——如果你懂我意思的话。”

“你知不知道他跟一个女孩合住?”

“这我哪会知道?”

“他也许提过。”

“他没提。问这干嘛?”

“他跟女人同住，你觉不觉得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