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贞操要求经历了一个由宽到

严的发展过程。《周礼》中有“仲春三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等记

载。自汉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大力提倡贞节。到了宋朝，随着封建宗法统治的

强化和理学的兴起，作为女子性道德的贞节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程颐甚至灭

绝人性地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在封建礼教的戕害下，不知有多少妇

女葬送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为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的贞操观发起了猛烈的

攻击。

胡适曾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文学改革，作为当时运动右翼的代

表蜚声遐迩，名噪一时。胡适攻击礼教，矛头首先指向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旧伦理

旧道德，批判封建主义的“节烈”和“孝道”。其代表作即是1918年发表的《贞操

问题》一文。文章对于中国人的贞操问题，有三层意见。第一，我们生在今日，无

论提倡何种道德，总该想想那种道德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这篇文字的第一个主意即

是要大家知道“贞操”这个问题并不是“天经地义”，是可以彻底研究，可以反复

讨论的。第二，贞操是男女相待的一种态度，乃是双方交互的道德，不是偏于女人

一方面的。由这个前提，便生出几条引申的意见：（一）男子对于女子，丈夫对于

妻子，也应有贞操的态度。（二）男子做不贞操的行为，如嫖妓娶妾之类，社会上

应该用对待不贞妇女的态度来对待他。（三）妇女对于无贞操的丈夫，没有守贞操

的责任。（四）社会法律既不认嫖妓纳妾为不道德，便不该褒扬女子的“节烈贞操”。

第三，绝对的反对褒扬贞操的法律。理由是：（一）贞操既是个人男女双方对待的

一种态度，诚意的贞操是完全自动的道德，不容有外部的干涉，不许有法律的提倡。

（2）若用法律的褒扬为提倡贞操的方法，势必至造成许多沽名钓誉，无诚实，无意

识的贞操举动。（三）在现代社会，许多贞操问题，如寡妇再嫁，处女守贞等等问

题的是非得失，却都还有讨论余地，法律不当以武断的态度制定褒贬的规条。（四）

法律既不奖励男子的贞操，又不惩男子的不贞操。便不该单独提倡女子的贞操。

（五）以近世人道德主义的眼光看来，褒扬烈妇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

这种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

叶圣陶则把“贞操问题”归之于男子对于女子能实施的“很有努力的诱惑主义”

的突出表现。在他看来，“贞操问题”原是个不成立的名词，因为男女结合最正当

的条件，就是“恋爱”；两相恋爱，便结合起来。这时间的态度，强要名他，就是

“贞操”。倘有一方不复恋爱，那一方虽仍恋爱，也无可奈何，便应当分离开来。

这等说法，果真实现，决没有“贞操”的名词发生。因为爱深必专，专了那有分注

之理？不必说贞，贞的意思自具足了。所以男女对待的态度，应只问恋爱不恋爱。

那时两方都是主动的、自由的，两方果是恋爱深时，彼此互对，觉有一种美感，以

为是精神所托，灵魂所寄的，便是“生死以之”，也不算奴性，无谓。但不可把来

做教训，做诱惑女子的利器。无奈男女结合，很有不恋爱而不分开的。男子根据了

他的自私心，以为倘不巧立名目，就不能维系彼此的关系，于是“贞操”两字就

“应运而生”了。好在这等表彰赞美的手段，比谆谆告诫还回。一般有些意识的，

一样也有虚荣心，就不顾实际，不顾真理，忍心害理去迁就那贞操节烈的一途，那

辈无意识的，也“依样画葫芦”，情愿上这条路去。试问做一个人，不把人生当做

的做，不向幸福方面去做，这人格可完全不完全？

鲁迅在著名的《我之节烈观》一文中，更加尖锐地指出：“道德这事，必须普

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

除开男子，绝不相于；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

为道德，当作法式。”他大声疾呼：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

迷和强暴。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

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应该说，五四时期对封建贞操观的批判，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顺便指出，即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于贞操问题的双重道德标准，依然严

重地存在着。美国1981年出版的一本社会学著作中明明白自地写着：谁也不能否认，

几乎女人的全部价值维系在一层薄薄的处女膜上——这也是她们在婚姻中讨价还价

的基础。女人一旦失去了贞操，她们的“流通价格”就会一落千丈。这种“价值规

律”可以说是男权主义和私有制的派生物，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百足之虫。死

而不僵”。今天，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贞操确实是女人之宝。20世纪的希腊男子还

在声称：一个“二手”的女子是不值钱的。所以在这个国度里，被遗弃的女子常常

带着凶器找男方算帐，迫使“负心郎”用高额代价——血与生命来补偿女子的价值

——名声。再一种“讨债”的办法就是诉诸法律，最终达到向男方索取巨款的目的。

因为只有用这笔“赔款”才能使另一个男子愿意与一个“二手”女子缔结婚姻。[注]

这表明，弗洛伊德在1918年所揭示的“处女之谜”继续在现实社会起作用。他当时

说：“着重处女的价值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环境和教育所造成的阻力。时时小心，

处处留意，长期地阻挡着少女对爱欲的渴望，致令她一旦冲破阻力，选择了一个男

人来满足她的期许，她便“委终身焉”，而“曾经沧海难为水”，不复能与别的男

人有如期深情了。婚前的长期孤寂造成女人这种“臣服”的态度，十分有助于男人

放心地永久占有她，也使她婚后能抗拒外界的新印象、新诱惑。”“全然地占有一

个女人原是一夫一妻制的本质。”[注]

揭露封建贞操观的本质和危害性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当然，决不能由此得出可

以不讲贞操或不重视贞操的错误结论。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社会主义社会里，

片面的、压迫妇女的贞操观已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我们一定要更新性观念，

加强性道德的宣传和教育，树立新的、与社会主义时代相适应的高度文明的贞操。

这种新的贞操观应当是以男女平等为基石的。不论是男子还是妇女，在两性关系上

都要严以律己，婚前和婚外的性关系是有悖于社会主义性伦理的。这种新的贞操观

是根植于真挚的爱情的。爱情的专一性和排他性，要求互爱者把保持贞操作为自觉

地承担的一种道德责任。但是，不应当不分情由地把某种生理标志作为唯一的衡量

尺度。这种新的贞操观又是适度的和合理的。贞操虽然重要，但它并不是人生的第

一要义。有人说，女性的贞操重于生命，有人说，男子与失贞之女结合是最大的不

幸；这些困于旧俗的说法是不足为训的，把贞操问题绝对化是很荒谬的。对于女性

的失贞，也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如果出于本人的过错，应当从中汲取教训。如果出

于暴力所迫，应当勇敢地诉诸法律。但是，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都不应当自轻、

自贱、厌世、轻生，更不应当干出孤注一掷的蠢事来。在贞操问题上，对于为失贞

而苦恼的女性，应当多一点宽容、同情和谅解。

这里，关键是要对贞操做出科学的理解。

法国作家福禄信尔有一次写信给英国女作家散特说，绝欲的努力是好的，但绝

欲本身不是贞节。我们可以把禁欲和纵欲看成两个动荡而走极端的状态，而贞节即

是一个平衡的状态。霭理士那本著名的《性心理学》中深刻地写道：“贞节可以有

一个界说，就是，在性领域里的自我制裁。换言之，贞节的人有时候可以绝欲，但

有时候也可以有适度的施展他的情欲，紧要之点，是要在身心两方面，对于性冲动

有一个熟虑的与和谐的运用，而把这种运用认做生活的一大原则。我们有此了解，

就可知贞节不是一个消极的状态，而是一个积极的德操。”[注]这个德操是万不可

少的，为了培植性功能的活力，我们少不得它向了维护做人的庄严，我们也不能没

有它。此外，对于可以增进幸福的恋爱的艺术，它也正是一个很大的要素。但是，

如果似宗教信条和封建伦理那样，把贞节看得过于绝对，把贞节变相而成强制的绝

欲以后，它就成为不自然的了，也就不成其为二种德操，并且也不再有甚么实际的

效用。贞节的根本性质也就消灭于无形。到此境地，不明原委的人便转以贞节为

“不自然的”或违反自然的行为，从而加以贬斥，许多人的性的活动甚至走上另一

极端，不但把纵欲和乱交看作一个理想，并且真把这种理想见诸行事；他们不了解

这样一个极端是一样的不自然，一样的要不得。

细心的读者可能注意到，我们在引述霭理士的见解时，使用的不再是“贞操”

而改成“贞节”。这种改动有何根据呢？译者潘光旦于1941年对此做了详细说明：

贞节一词，原文为chastity。今酌译为贞节；贞是对人而言，节是对一己性欲而言。

贞有恒久之义，即所称“恒其德贞”，亦无从一而终之义；所谓从一之一，可以专

指配偶的另一方，也可以共指配偶与此配偶所共同生、养、教的子女。寡妇鳏夫，

或追怀旧时情爱，或于夫妇情爱之外，更顾虑到子女的少所依恃，因而不再婚嫁的，

根据上文的说法，都可以叫贞。前代所称的贞女，其所根据既完全为外铄的礼教，

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情爱，是一种由外强制的绝欲状态，而不是自我裁决的德操，我

们依据上文的了解，也就不敢苟同了。明代归有光以女子未嫁守贞为非礼，大抵也

用此立场。译名中的节字是对一己而言的。就本义说，也是就应有意义说，是不应

限于寡妇鳏夫一类的人的，甚至于不应限于已婚而有寻常性生活的人，凡属有性冲

动而不能不受刺激不作反应的人，自未婚的青年以至性能已趋衰弱的老年，都应知

所裁节。裁节是健全生活的第一大原则，初不仅性生活的一方面为然。总之，我们

在这里所了解的贞和节是和前人所了解的很有不同的。

我们以为，霭理士关于贞节的思想以及潘光旦所做的解说，都是相当深刻的。

这两位学者所界说的“贞节”，应该成为婚前关系中性伦理的重要内容。

四、同居

1988年春，《婚姻与家庭》杂志收到一篇题为《论同居》来稿。这显然触及了

一个敏感问题。为慎重起见，编辑部把该稿的复印件分发给有关编委以征求意见。

接着，编辑部在全国妇联召开了“关于同居问题的讨论会”。会议邀请的人不多，

但发言的热烈却超出预料。有鉴于此，1988年第9期的《婚姻与家庭》杂志发表了一

组谈同居的文章。编者按称：“同居，自然是指无配偶（未婚、丧偶、离异）的成

年男女自愿结合过夫妻生活，而未到民政部门进行婚姻登记。同居，作为一种婚姻

家庭形式，发达国家已屡见不鲜；在我国也不少见。我们发表这组文章，绝非有意

提倡什么，而是旨在引起各界热心人士的关注，对同居的基础、心态、利弊、发展

趋势作较深入的探讨和预测。”半年后，在1989年4月出版的《婚姻与家庭》“婚姻

与性问题专号”上，又发表了一篇《关于同居的对话》，以期继续推动关于同居问

题的研究。

我们作为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主办的《婚姻与家庭》杂志社的兼职编辑，认为

应当把同居问题列入我国性伦理学研究的议事日程。

不妨先看看国外社会学和伦理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来自美国研究者的许多报

告指出，婚前同居代表了当今西方社会婚前关系的最新动向：以非形式化和非榨取

性为主要特征。这些研究者认为学生们现在受到了人本主义思潮的冲击，开始了对

人性的反思，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学生们在寻找婚姻的候选人，还不如说他们

渴望得到的是有发展持久关系可能的异性朋友。”专家们也意识到这种同居关系的

预测性意义，他们甚至推断：非婚同居将很快变成美国占统治地位文化的一部分，

它也许决定了大多数人在特定时期的私生活风格跨文化的。研究表明，婚前同居现

象并不局限于美国，这种现象在非西方国家，例如苏联和东欧的一些正在发生变化

的国家也有增多的趋势。当然，这也与它们的文化伦理传统有密切的关系。

高速率的社会变迁，更替了人们的行动价值，也逐渐填平了两性之间存在的传

统沟壑，这些都为青年异性之间广泛的社会交往扫除了障碍。于是，非婚同居现象

象野火一样在美国文化这种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