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及性的结合；

伴侣婚则认为结婚虽不是近期目标、而且可能失败，但自已应当有克服失败而达到

目标的力量，并且为之竭尽全力；也就是说，两者的心理准备全然不同。林塞的真

意，是要弱化清教传统，正视普遍存在的婚前性行为，赋予伴侣婚姻一个合法的范

围，防止轻狂胡来。这种看法，与马基雅弗利的政治学可谓一脉相通，后者认为：

“要想完全打垮对手，莫如先排斥对手；倘若不能，最好入伙”。同理，先后退一

步，重整阵容，让伴侣婚合法化，方可打击对手——即婚前性行为的流行。林塞的

看法，虽不算激进，但也遭到了非难，以至于被革职。

至于罗素那里，名符其实的试婚思想得到相当彻底的阐发。他完全相信试婚是

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而且会带来巨大的好处。避孕法改变了性和婚姻的整个面

貌。所有不包括孩子的性关系都应视为是私人的事。如果男女同居而没有孩子，那

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第一次性行为应当和有性知识的人发生。如果要求人们

在不知道他们在性的方面是否合谐的情况下就进入一种终身的关系，那是荒谬的。

婚姻的真正目的不在于性交，而在于孩子，所以直到孩子成为现实之前，婚姻不能

视为是圆满的。恰当的程序应当是：在妻子第一次怀孕之前，婚姻没有法律上的约

束。

霭理士也是试婚的积极倡导者。他先在《性的道德》中写道：一桩婚姻的成功，

不论其为夫妇间的感情上的协调，或产生子女的能力，是事前不能预料的，既不能

预料，便不妨先之以尝试，这是防卫的第一义。他后在《性心理学》中指出：婚姻

应当有一个见习的段落，见习有成，才许在婚姻祭坛前立下正式的誓约。这种见习

功夫究竟做到什么程度，包括不包括性的交合在内，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对此，对霭理士相当推崇的潘光旦，在该书所写的译注中特别申明：“见习期

之说，译者不敢苟同。见习的时间短，见习的方面少，等于不见习，见习的时间长，

见习的方面多，就等于实行婚姻，等于曾子所说的‘学养子而后嫁’。婚姻好比人

生的许多别的大事，原是一个冒险的历程，要把全部历程的安全与事前完全加以肯

定。是事实上所不可能的。”我们完全同意播光旦的见解。其实，就在论证“见习

期”的同一页，霭理士还特别谈道：我们总须记住，对于任何一桩婚事的事前的一

切劝告多少总有几分臆断与逆料的性质，前途是否一定成为事实，是谁也不敢断定

的。一对当事人，尤其要是很年轻的话，是会因发展而随时变迁的，今天这样，明

天就不一定这样。埃克司纳说得好：“从心理的立场来看婚姻，把婚姻当作一个富

有创造性的人格关系看，它根本是一个造诣的过程。这种关系，这种过程，在行婚

礼的时候，不一定就会发生或开始的。”这造诣的过程往往很慢，也许要费上好几

年的渐进的功夫，一种圆满的与深切的婚姻关系，即真正配叫做婚姻的婚姻关系，

才有希望确立。这一段议论明显和上文“见习期”的主张相冲突，相抵销。这也从

一个侧面说明，试婚的倡导者也并不认为试婚就是赢得幸福婚姻的有效途径。当代

中国跃跃欲试的试婚者们似应以此为戒。

在谈到试婚对未来婚姻性质可能产生的影响时，本节开始曾引述过的马凯琳认

为，现在尚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比其它的结合形式更有利于个人的发展。她呼吁

学术界要加强对试婚的研究，尤其要重视对其内部关系、结构和动力过程及互动调

适机制的深入探讨，以便为社会决策的职能机构提供丰富的信息。可以说，马凯琳

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社会学和伦理学界对待新的两性角色关系模式

的比较客观的态度。但是，对于生活于社会主义中国的人们来说，这种态度就很不

够了。以试婚为例，如果我们不能明确自己的生活理想，那么就永远不能摆脱似是

而非、患得患失的矛盾心理，去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目标，甚至会误人歧途或者错过

良机，使幸福失之于交臂之间。因此，当代中国必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性伦理学准则。

五、独身

几经犹豫，我们还是决定在本章中讨论一下独身问题。

之所以犹豫，是由于在当代中国把握独身问题难度很大；而最终又想探索这一

议题，是因为中国两性关系发展的实践，已然把它尖锐地提了出来。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82年中国28～49岁独身人口共有11269362人，

占同一年龄总人口的4.36％。其中男性为10555559人，占同一年龄男性总人口的7.

78％；女性为713803人，占同一年龄女性总人口的0.58％。就是说，中国28～49岁

人口中，每100人就有4.36人独身。与欧美国家和日本相比，这个比例并不算高，而

男性人数竟是女性人数的15倍，却大出一般人的意料。1987年的豆％人口抽样调查

表明，中国28～49岁独身人口又有所增加，达到11363100人，占同一年龄总人口的

3.87％，其中男性为10642000人，占同一年龄男性总人口的7.04％9女性为721100人，

占同一年龄女性总人口的0.51％，男性独身人数仍是女性的15倍。

1982年和1987年人口调查告诉我们，中国独身人口有这样两个显著的特点：第

一，男性人数远远多于女性人数；第二，年龄越大，男女人数相差越多，性比也因

此越高。但是这两个总特点在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地区，尤其城乡之间的体现有很

大区别，甚至出现与此相反的情况。

从地区分布看。独身男性主要集中在农村，独身女性主要集中在城市。1987年

28～49岁独身男性的分布为：市14.81％、镇15.20％、县69.98％，农村比市、镇人

数约多425万人。独身女性的分布为：市56.13％、镇14.41％、县29.46％，市比县

约多192万人。

从文化构成看，有一个女高男低的文化差。在28～49岁独身女性中，1982年具

有初中以上文化者占58.31％，而独身男性的同一比例仅为21.00％，女性比男性高

37.31％。其中，大学毕业、肄业或在校占5.45％，高中文化占15.48％，分别比男

性的同一比例高4.56％和11.66％。相反，小学文化和文盲、半文盲的比例分别为1

6.42％和25.27％，比男性的同一比例低25.26％和11.87％。1987年，独身女性的文

化构成又发生了变化，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比例已达64.57％，其中大学毕业、肄业

或在校的比例为6.80％，高中文化为28.30％，分别比1982年的同一比例增长了1.3

5％和12.82％，比同年男性的同一比例高5.98％和21.86％。

以上数字清楚地表明：在当代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是中上文化层独身

女性的集中地；农村，尤其偏僻、贫困的农村，是低文化层独身男性的集中地。在

此基础上，我们想再从性伦理的角度，对独身问题做进一步研究。

80年代初期，中国的独身问题首先以“大龄青年婚姻”的独特方式，提到了社

会的议事日程上。从中央政府到地方，从工会、妇联、共青团组织到新闻舆论单位，

都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组织各种活动帮助大龄青年架设幸福的桥梁。笔者作为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的成员，曾多次参加有关方面在人民大会堂、劳动人民文化宫

等地组织的规模盛大的大龄青年的咨询活动，感触颇多。

对于社会的关心与帮助，大龄青年们的反响如何，他们期望社会为他们做些什

么，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帮助大龄青年觅得佳偶，缔结良缘？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

研究所的调查结果表明，有94％的大龄青年对社会给予他们的关心和帮助持积极的

肯定态度。同时相当多的大龄青年也产生了一种被卷入舆论中心的苦恼。那么，大

龄未婚青年希望社会今后为他们做些什么呢？1.希望尊重和理解自己。大龄青年不

仅要求尊重他们的自尊心和人格，要求平等地看待他们，还要求人们能够理解并尊

重他们对待婚姻的不同态度和追求，不要动辄就下结论，说他们“要求过高”，

“不实际”等等。也不要把帮助他们的工作当作庸俗的“配对”。2.希望改变大轰

大嗡的宣传做法，多做扎实细致、行之有效的工作。3.希望社会能够改变一些旧观

念、老看法。他们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必将成为趋势，人们

应当改变那种要求生活方式整齐化一的老眼光、老观念，逐步地接受并习惯大龄未

婚甚至终身不婚的现象，即独身，做到见怪不怪。

诚如笔者所熟识的一位女记者所报道的那样，10年，或者20年前，如果你去问

一个正在读书的女中学生或女大学生：“以后你结婚吗？”回答几乎一致：“当然！”

而且伴着许多美丽的童话般的爱情憧憬。可现在，你再到中学、大学去问一圈，其

回答则是：“也许”、“不一定”、“得好好想想”、“那得碰运气”……，不那

么干脆了。随着周围发生的婚变和离异，犹疑和困惑应运而生。人们不再用唯一的

思维方式去思想，不再不加思索地把自己纳入某种生活轨道。左右中国人几千年的

“女大当嫁”观念，不再是任何一个女性的必由之路。而这种观念的变更，最早却

是从其反面出发向社会、向女性自身提出的，即都市大龄女青年人数的增加。当然，

在中国独身，的确要具备极大的心理承受能力。你不但必须表里如一地不同任何异

性有任何亲密的接触，而且必须习惯于“二等公民”的恶劣地位。任何人都可以捕

风捉影或毫无根据地对你进行议论，任何人都可以把他的臆想强加在你的头上。原

因很简单：你是独身；于是，你不正常！于是整个社会都被调动起来了：“婚姻介

绍所”、“大龄青年联谊会”、“电脑红娘”……人们着实认真忙碌了一阵。尽管

如此，独身的人数仍呈增加的趋势。人们日益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问题远非电子计

算机可以解决的。此后，人们开始从历史长河中，从世界女权运动中，从多文化的

现代生活方式中，从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中，努力探索独身这一事实的历史进程。

在性的社会发展史上，独身制曾经作为中世纪基督教性禁欲主义的最重要支柱

而存在。基督教性禁欲主义是从圣保罗开始的，独身制也可溯源至此。在圣保罗的

理论体系中，已经提出“若要阻止灵魂随意活动，就必须束缚肉体”这一中世纪基

督教的基本信条。随后的各位早期教父，吸收了罗马帝国后期流传于世的灵知主义

（信仰神秘的直觉）、摩尼教（信仰善恶对立，恶寓存于肉体）和制欲主义（认为

女人都是妓女，男人腰以下产生罪恶）等各种思潮中的禁欲成分，开始把《旧约。

中的反对非婚性行为，改变成反对婚姻本身。从早期教父到中世纪教会，都把婚姻

称为：“下贱的状态”、“淫欲的手段”。认为“婚姻是人类弱点的延续。”他们

鼓吹：“独身者在天堂中的地位，远远高于在即使最美满的婚姻中没有婚外性交的

人。”

公元386年，在教士独身的实践日增，教会的组织体系已较完善，有能力约束各

级教士之时，罗马大主教（教皇）发布命令：禁止已婚者当教士。已担任副祭司以

上教职的已婚者，则禁止与自己的妻子性交。从这第一份关于教士独身制的正式文

件，到独身制得以强化，大约又经历了七八百年的时间。11世纪起，教会内部掀起

了克吕厄改革运动，其主要目标，一是反对教士结婚，二是反对买卖圣职，完全是

为了巩固教皇的中央集权。尤其是那些虔诚的修道士们，对上层教士肆无忌惮的结

婚、通奸、嫖妓，实在无法容忍。他们把独身制当作教会生死存亡的大事提出来，

并四出宣传鼓动。终于，在克吕厄改革派领袖希尔德布兰当选为教皇格利哥里七世

后（1073～1085在位）再次发布训令，严格禁止教士结婚，违反者剥夺圣职并处以

不同惩罚。随后，在整个教皇权极盛时期内（1198～1303），著名教皇英诺森三世、

卜尼法斯八世等都竭尽全力推行教士独身制。尽管遇到某些高级教士的激烈反对，

但独身制毕竟达到它从386年创始以来最严格的时期，而且至少从教规上真正确立了。

宗教所强制推行的独身制是违背人性的，也是我们所不能赞成的。

历史上实行独身生活的不仅仅是宗教界人士，一些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