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多

人，手段特别残酷和严重损坏幼女身心健康等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者致人重伤、死

亡，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以上关于强奸问题的法律规定和惩罚措施，都符合性伦理学的基本要求。在此

基础上，性伦理学还需要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即关于婚内强奸。

对丈夫强奸妻子即所谓婚内强奸问题，长期存在着各种主张。以英国普通法为

代表的西方传统观点认为，婚内强奸不成其为一个法律事实。长期以来，许多人

（包括众多的法官和法学家）不断为之进行辩解。主张婚内不存在强奸问题的人，

大致有这么几种说法：一是所谓的契约或承诺论；二是实际暴力论；三是促使妻子

报复论。

契约或承诺论认为，根据婚姻契约，妻子承诺在婚姻存续期间服从丈夫的性生

活要求，丈夫毋须在每次性交时都要征得妻子的同意。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加拿

大刑法典。认定，强奸罪只发生在男子与非妻子之间。该《法典》第146条第1款规

定：“男子奸注下列女子，为公诉罪，处无期徒刑：（1）非其妻子；（2）未满14

岁。”该条第2款规定：“男子奸淫下列女子，无论是否知其为16岁或逾16岁，为公

诉罪，处5年有期徒刑：（1）非其妻子……。”在这种法律规定下，丈夫在任何情

况下对妻子都不可能犯强奸罪。其他一些国家，象瑞典、丹麦、挪威等还从其法律

中取消了配偶强奸犯罪的一些有关规定。然而，上述主张和法律规定在西方遭到了

许多人的批判，因为所谓的契约或承诺论歪曲了结婚承诺的实质。毫无疑问，妻子

们应当享有一定的对性生活自由斟酌的权利。特别是当她们面临暴力威胁时，更应

有权自主地决定是否同意做爱，丈夫亦应尊重妻子的这一权利。在实际生活中，

“承诺论”迫使当事人不得不自食其言，顺从丈夫的性生活要求，勉强维持死亡婚

姻。妻子拒绝丈夫的毫无性爱意义的性要求，这种拒绝实质上与其他强奸行为中受

害人的拒绝性质是相同的。因而，强制与妻子发生性行为，应以强奸犯罪论处。

“暴力论”认为，如果丈夫运用暴力或胁迫强行与妻子性交，其妻子拒绝的行

为，并不是拒绝性交本身，而是拒绝丈夫的暴力或胁迫。因而，法律惩罚丈夫的暴

力或胁迫行为即足以制止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西方一些国家的法律承认了这种

观点。他们将丈夫强奸妻子的行为，根据具体案情，定为强暴罪或伤害罪等。象英

国1954年的“皇家诉米勒”一案即是按照米勒对他妻子造成的实际伤害定罪量刑的。

“暴力论”比“承诺论”有一定的进步，但这种观点没有注意到丈夫强行与妻子发

生性关系的暴力行为，给其妻子造成了与其他强奸受害妇女相同的心理损伤。事实

上，“暴力论”是对性爱神圣意义的否定。在婚姻生活中，性生活仅仅是性爱和感

情热烈的外在表现形式，为了使性生活能够真正地代表着爱情，丈夫应对性行为或

多或少地作一些限制。如果一个妻子把性生活作为爱慕的表达方式，而丈夫则出于

自私，恶意或其他非正当的原因强迫与其妻发生性行为，那么，丈夫伪行为对其妻

子所产生的心理损伤与其他强奸行为相比没有本质区别。对于那些感情早已破裂的

婚姻关系来讲，丈夫的强奸行为对妻子的心理损伤将会更为严重。

“促使妻子报复”论担心，如果允许婚内强奸的控诉，则会破坏婚姻的和谐，

使妻子的报复手段合法化，并助长妻子捏造事实。这种观点曾在西方颇为流行，很

有影响。仔细分析，这种观点实际上也不堪一击。因为，若是妻子已将婚内强奸作

为一种报复手段，或捏造事实，恶意中伤，正足以说明这类婚姻在提起控诉前，就

已经丧失了它的生命力。同时，在其他刑事诉讼中，借故报复或捏造事实的可能同

样存在，法律也并没有因此而接受那些控诉。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西方不少国家或地区，婚内不存在强奸的观点逐渐变成历

史陈迹，新的观念，与其相反的观点正逐渐为法律所接受。例如，美国《新闻周刊》

1980年曾报道过一起妻子诉丈夫强奸的案件，妻子胜诉，丈夫因强奸妻子被处以监

禁之刑。在今天，美国的43个州的法律已将“强奸妻子”这一行为列为犯罪。

由美国精神健康研究所组织、戴安娜·若素博士所主持的综合性权威调查结果

表明：被调查的已婚妇女中14％的人被丈夫强奸，即美国七名已婚妇女中就有一名。

由于被丈夫强奸的妻子公开控诉她们受害的经历，强好妻子这一现象逐步被人们认

识。戴安娜·e·h·若素近期再版的一部关于强奸妻子社会现象的专著《婚姻中的

强奸》，就是对强奸妻子社会学研究多年积累之作，在美国较有影响。根据戴安娜

的研究，被丈夫强奸与被陌生人强好一样是对妇女最严重的摧残。被强奸的妻子们

由于顾虑孩子们失去父亲，家庭失去经济保证，她们不得不困于婚姻中。因此，她

们中许多人不能离开强奸她们的丈夫，而在生活中反复被强奸。结论：美国的许多

家庭仍被男性统治着。男女同权主义研究者认为，强奸妻子如此普通这一事实直接

证明了这一观点。在美国，这种性的不平等不仅存在着，而且这些问题还将持续下

去。

当代中国的情况又是怎样呢？想到这里，笔者即刻借助电话，请教了两位法学

专家。据介绍，中国的法学界已有人持存在“婚内强奸”的观点，并正在对这个问

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司法实践中，尽管一般说来尚未使用“婚内强奸”

这个术语，但已对若干买卖婚姻赔事人判以强奸罪。此外，有的司法部门以虐待罪

惩罚了仅仅把妻子当成淫具的所谓的“丈夫”。这表明“婚内强奸”问题具有重要

的伦理意义。

引发笔者关注“婚内强奸”问题可以追溯到7年前；一位女性经过长期奋争得到

丈夫同意离婚的许诺。然而，就在她回去取自己衣物的时候，那个男子强行与她发

生了关系。事后，这位女性极其痛苦地说：“我被强奸了！”无独有偶。前不久，

笔者所熟识的一位女性，在正式提出离婚后口家取衣物时，又遭到同样的厄运。那

位男子一边说着“你这样的女人想跟我我也不要”，一边却用暴力手段强行性交，

对其进行凌辱。他甚至扬言：“你去找法律人士问问，这是我的权利！”多么可卑，

又多么无知啊：笔者还想痛心地指出，上述两个例子中的男方均属于社会高阶层的

人士。这再次表明，社会主义的性伦理必须强调丈夫在性生活中有尊重妻子意愿的

义务，并把“婚内强奸”作为恶的范畴的具体表现引入性伦理学；同时，社会主义

的法律亦应做出具体规定，以保护已婚妇女在性生活中的合法权益。

二、卖淫

卖淫嫖娼是危害性巨大的性犯罪行为。

1982年9月三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严肃指出：党中

央有决心要在今后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其中包括坚决消灭那些在新中国早已

绝迹而目前又重新出现的丑恶现象。

1987年3月，路透社发自广州的一篇报道说：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职业似乎又在中

国这个南方城市发展起来，并且旧社会问题——性病——也随之日益增多。许多年

轻的妓女都来自北方。他们在剧院、旅馆门廊周围以及广州火车站附近游荡。从几

分钟到一小时，他们索价10到50美元。这个喧闹城市中的妓女和他们的嫖客似乎对

官方的警告不屑一顾。卖淫活动并不限于南部城市。据了解，在上海和北京的大宾

馆也有妓女。香港的一家报纸最近报道，上海在1985年逮捕了700名妓女，并把她们

监禁2至6个月。一些人还得在劳改农场干活两年。

1988年11月14日，《中国妇女报》刊登了中新社的一则消息：海南省人代会常

委会今天通过两条法规，以期取缔日益猖撅的卖淫、嫖娼及赌博。该省目前卖淫、

嫖娼及赌博十分严重。据知情者介绍，每日夜晚，打扮得十分妖冶的卖奖女郎肆无

忌惮地招摇于海口各大宾馆门前，公开与嫖娼者讨价还价，一些宾馆、旅社亦纵容、

包庇卖淫、嫖娼活动。官方承认，卖淫嫖娼地遍及全省城乡，人涉及各行各业。

1989年下半年，在全国范围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扫除“六害”的运动。卖淫

嫖娼名列“六害”之首。毫无疑问，对卖淫嫖娼进行性伦理学的研究，有助于消除

这一社会公害。

一般说来，卖淫，是指妇女为了获得金钱而公然出卖她的肉体的行为。虽然把

自己的身体出卖给女人的男妓同样存在，但是同妓女相比，他们是罕见的。这个事

实本身说明，卖淫这种社会现象同妇女的社会地位有密切的联系。

从历史上看，妇女是最先做奴隶的人类，在男的奴隶未曾存在之前，妇女已经

是奴隶了。一切妇女不问其社会的身分如何，在“性”的方面向来在社会的发展途

径上始终为男子所压制、所统治、所污辱。

奥古斯特·倍倍尔尖锐地指出：“婚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性生活的一面，而另

一面就是卖淫。婚姻是招牌的表面，卖淫是招牌的里面。男子们不能在婚姻里得着

满足时，照例是向卖淫去寻觅补偿。还有因为别种理由而不结婚的男子，在满足性

欲的关系上是较之妇女非常有利的。……所以，卖淫也和警察、常备军、教会、雇

佣制度等同样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必要的社会制度。”[注]

这决不是夸张，历史可以证明它。

卖淫在西方有其历史渊源。早在公元前8～6世纪，希腊人藉向海外殖民，不断

地带回女俘虏，供其在家内享用。这就威胁到刚刚建立的一夫一妻制。尽管女奴不

可能与妻子争夺财产和法律、社会地位，但可以争夺性交机会，并且往往占上风。

因此，梭伦改革时便在雅典城内建立集中的公共妓院。他以为，这样又堵又导，就

可以把丈夫的注意力从家内女奴身上吸引开，从而巩固家庭与婚姻。梭伦因为创立

公娼，从而为雅典的男子们开了方便之门，受到当时人们这样歌颂：“应当称颂的

梭伦！你为了市的安康，为了市的风纪，创立了公娼。假使没有你这样聪明的制度，

满市的壮健的青年，多要追踪良家妇女，使她们为难。”当时，著名的希腊人几乎

无人不和妓女交际，这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雄辩家狄摩西尼在他的对耐拉的

演说中这样谈及雅典男子们的性生活：“我们有为快乐而设的娼妓，为身体的日常

照护而设的婢妾和为生育合法的子女及管理家庭而设的妻子。”

在基督教的中世纪，保罗之后的基督教最大保护者，而且是热心的禁欲主义者

的圣奥古斯丁说过：“假使废止公娼，热情的力量将要打倒一切。”在神学领域内

至今还被视为最大权威者的圣·汤姆斯·阿奎那，用更强的语调说：“都市的卖淫

好像宫殿的阴沟，假使没有阴沟，宫殿将成为奥恶不堪的地方。”此种观点一直影

响到现代。休盖尔博士说：“因文明进步，卖淫将逐渐在适宜的形态掩蔽下进行，

恐怕不到世界末日，不能从地球上消灭。”像这种大胆的主张，只有不能超越现社

会的资产阶级形式而想到远处的人们，不承认这种形态终可由社会变迁而达到健全

的自然状态的人们，才能同意。

伯特兰·罗素曾对卖淫的道德性提出质疑：“性关系中的经济动机，无论如何

是有害的。性关系应当成为相互间的快事，而只有完全根据双方自发的冲动，才能

实现这一目的。否则，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会荡然无存。把如此亲呢的行为加在另

一个人身上，将会失去真正的人生，而真正的道德只能源于真正的人生。”[注]但

是，包括罗素在内的上述的人们都不曾想到可以用新的社会秩序来消灭卖淫的原因，

而且他们对于这种原因并不加以研究。当他们论及这个问题时，大都对于多数妇女

的悲惨状态和她们非卖身不可的原因，有些一知半解，但是他们却都不曾得到要免

除这种悲惨非创造新的社会情况不可的结论。

列宁则把卖淫现象置于广阔复杂的阶级压迫的社会环境中。他在《资资本主义

和妇女劳动》一文指出：世界各国的资本家从雇用家庭女工中，可以用最“低廉的”

价格买到（象古代的奴隶主和中世纪的农奴主一样）任何数量的姘妇。“对于卖淫

现象的任何‘道义上的愤慨’（99％都是假的），都无助于取消这种妇女肉体买卖

的事情：只要雇佣奴役制存在，卖淫现象也就必然存在。”[注]

列宁何以要对卖淫现象给予如此重视？原因很简单，因为卖淫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