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壮年，也有老年人，有婚后不久。也有结婚几十年且已有子

有孙的，还有未婚的。重婚的原因虽各种各样，但主要是受封建意识和资产阶级腐

朽思想影响。一、求安逸、图享乐。这是当前重婚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且以农村

女性较为多见。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广大群众通过辛勤劳动发家致富，生活富裕

了，但有一些人，其中有一些女性，为了过舒适的生活，弃家出走，到经济条件好、

生活富裕的地方去，只要那里的人能有钱供其享受。就不讲对方年龄老少，也不管

他是否有妻子儿女，与之结婚。从化县农村妇女张某，就是出于这种思想，抛弃了

结婚多年的丈夫和三个孩子，到增城县与一姓李的男性重婚。二、生活富，思想变，

弃妻纳妾。这是当前重婚比较重大的问题。在改革中，城乡一些个体户、承包户、

专业户富起来了，有少数人，一旦有了钱，就想入非非，不是嫌妻子丑陋，就是嫌

一个妻不够，使正常的婚姻关系遭到破坏。为此，有的欺骗婚姻登记机关公开登记

重婚，有的把雇佣的“女秘书”、“女会计”、“女采购员”带在身边，以夫妻关

系同居。广州市装饰业个体户卢某，几年前开设了夫妻店“现代装饰工程公司”，

在夫妻俩的辛勤劳动下，成为颇具规模的阔老板。卢某的经济地位变了，竟把妻子

甩在一边，与雇佣的女工黄某以夫妻关系非法同居，生儿育女。三、传宗接代的封

建思想作祟。实行计划生育，规定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然而，社会上有少数人，

认为只有男孩才可以“续香火”，女孩长大是嫁人。有的人因为妻子没生男孩，重

婚纳妾。

对沈阳第一劳改管教大队（女监）在押女犯中重婚犯罪情况的调查，为我们研

究重婚犯罪中的伦理问题，提供了新的具体材料。调查发现，重婚犯罪人数占投监

改造总人数的16％，其中农村妇女占重婚罪犯总数的93％，1987年比1986年增长了

5％。重婚罪犯年龄结构多在30～45岁之间，结婚时间多在十年动乱期间。她们一般

文化水平较低，不懂法律知识。重婚罪犯中绝大多数是夫妻感情基础差，长期不和，

渴求解除痛苦的婚姻，因重重障碍未能如愿，遂离家出走，与异性同居，触犯了刑

律。

农村妇女重婚犯罪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1、丈夫封建思想严重，把妻子看成私有奴隶，无端猜疑，经常殴打、逼问、羞

辱、虐待妻子，致使一些性格软弱、缺乏法律意识的妻子被迫离家出逃，为谋生活，

与他人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如王某，从小失去父母，15岁时被人从山东荣城拐骗

到辽宁省宽甸县，卖给农民黄某，俩人没登记就成婚了。黄某有肺病，多年娶不上

媳妇，且心胸狭窄。他嫌王某太小，又不放心，把王关在屋内，不许与外人接触，

稍有不适，非打即骂。就这样，王与黄共同生活了20余年，生下三个子女。三中全

会后，黄仍不思生产发家，却整日赌博，输了钱就打老婆。王实在忍受不了，想回

老家给父母上坟后一死了之。1984年在亲友劝说下，她抛开死的念头，为了生活，

经人介绍就与他人同居。她和后夫共同奔日子，生活富裕起来。她惦念自己在宽甸

的儿女，两年多来，给他们寄去800多元钱。本夫黄某还想敲诈更多的钱，她无力支

付，于是黄某告她犯了重婚罪，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2、男方有病、懒惰或无致富技能，家庭生活困难，甘心引诱妻子招夫（俗称

“拉帮套”），导致妇女重婚犯罪。牛某，16岁时为哥哥娶媳妇急用钱，违心嫁给

患有多种疾病的史某为妻。史见一姓王的做生意有钱，便把王某招来，逼妻子与王

长期同居。

3、婚姻基础差，夫妻长期不合，一旦有外遇，即走上犯罪道路。郝某，17岁时

因受父亲责骂，离家出走，路遇熟人朱某，将她带回家，介绍给弟弟，俩人五天后

结婚。由于婚前缺乏相互了解，婚后感情不和，郝某多次提出离婚，朱某坚决不同

意，郝便与已婚的中学好友张某秘密来往9年之久。一次，郝做迟了午饭，朱某将她

耳膜打成穿孔，郝某一气之下，离家与张以夫妻名义租用民房，非法同居。

4、来自社会、亲属的各种封建思想和世俗偏见，为解除死亡婚姻设下了道道障

碍，加之执法人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造成农村妇女离婚难，导致重婚犯罪。据

在押重婚犯中调查，由于离婚难而导致重婚犯罪约占70％左右。离婚难主要有以下

几种情况：

一是宗族、亲友于涉。在农村，妇女提离婚被一些人认为是见不得人的事，以

族亲长辈自居的人就会出来干预，甚至动用家法。罪犯肖某，由父亲作主与表哥成

亲，丈夫嗜酒如命，二人因此经常发生争吵。一次肖某患病卧床半个多月，丈夫不

但不给看病还说：“别说没钱看病，就是有钱，我还打酒喝呢。”肖某曾多次请求

父亲允许她离婚，父亲坚决不同意，并声称：“咱家没那规矩，想离婚，等我死了

吧。”1984年6月，肖某的丈夫也觉得没法过了，同意离婚。于是俩人到大队部开离

婚介组信。肖父闻讯手持木棒追来，在大庭广众之下，将女儿打得浑身青紫。肖某

万不得已，离家出走，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

二是来自“好心”干部的无休止的调解，致使一些本已死亡的婚姻离不成，妇

女反复遭摧残。现在农村一般都是女嫁到男家，女方孤身一人，势单力薄；而男方，

在村里、乡里，甚至县里，亲连亲，亲套亲，到处有说话的人，他们遵循着“宁拆

十座庙，不破一门婚”的原则，严守合比散好的陋习，对女方挨打受骂他们熟视无

睹。罪犯陈某与张某1976年结婚，感情一直不和，陈曾两次怀孕，都被张毒打而流

产。1978年陈向大队提出离婚，干部们说，你离婚走了，我们可不能为你得罪人。

于是把她推到公社，公社又让她回大队处理，大队劝她回去好好过日子。她回去后

遭到的却是更加残酷的打骂。丈夫说：“你不是要离婚吗？打死你我偿命，打伤了

我养着，看你还离不离？”陈为了离婚，奔走于大队、公社、法院之间达7年之久，

有苦无处诉。她愤然出走，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直至被捕。

三是诉到法院，久拖不决，也使一些要求离婚的妇女心灰意冷，走上了犯罪的

路。农村妇女离婚起诉不易，且不说那30元诉讼费，使那些兜内分文没有的妇女望

而生畏，就是那介绍信、诉状又有谁能给开？谁能给写呢？（法律没有规定离婚必

须有介绍信和书面诉状）就是介绍信开来了，状纸递上去了，往往迟迟不见传讯。

据说有些执法人员认为离婚案件拖一拖可增加自动和好的可能性，于是一拖再拖，

一年两年过去了，要求离婚的妇女口婆家怕丈夫打，回娘家又不留，失去生活来源，

无奈再寻配偶，导致犯罪。罪犯靳某的丈夫司某被单位解雇，司怀疑是靳在作祟，

便经常对她进行打骂和人身污辱。靳某不堪忍受欺凌，多次向大队、公社、法院提

出离婚，法院责令司某具结悔过，司对靳的迫害愈加厉害。后来法院判决离婚，司

坚决不同意，并扬言“要判离，我就带刀子去。”当靳到法院要求快些结案时，审

判人员竟说：“他说拿刀子来，谁知是冲着你还是冲着我们。”法院不敢秉公执法，

迟迟不予结案。靳只得上诉到中级人民法院，而中级人民法院让她回基层法院解决。

在一年多的诉讼中，靳某四处奔走，每月找法庭一次，农村几个乡才设一个法庭，

翻山越岭，好不容易走到，不是见不到人，就是让你回去再等一等，她本想通过法

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摆脱不幸的命运，但法院的态度使她失去了信心，她厌倦

了东躲西藏的流浪生活，于是就断然与另一个未婚男人远走高飞，并生育了两名子

女。五年过去了，他们仍恋着家乡，当他们回到家乡，靳又到法院要求与司离婚时，

却被法院以重婚罪将她判刑入狱。

5、妇女贪图享乐，追求淫荡生活，导致重婚犯罪也是有的，但为数不多。

基于以上比较有说服力的调查，性伦理学对重婚问题至少应提出以下四点见解：

首先，从总体上看，重婚犯罪行为侵犯了社会主义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破坏了

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是一种严重的家庭犯罪，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反动力

量。其次，对重婚犯罪著必须依法查处。为保障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巩固和发

展，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于重婚犯罪，特别是对那些在重婚中以种种卑劣手

段残害妇女儿童等严重罪犯，要按数罪并罚的原则追究其法律责任。其三，司法行

政部门应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基层执法人员的办案水平。使他们能够排除种种干扰，

为受害者申张正义。对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案件，应果断判决离婚。对判决不

准离婚，或暂时不易判离的案件，应当深入细致地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协助有

关部门对坚持离婚一方，特别是女方，进行妥善安排，防止再受虐待和犯重婚罪。

对于由于反抗包办强迫婚姻，或一贯受虐待，要求离婚又得不到有关方面的支持而

被迫出逃，为了生活又与他人重婚的妇女，应以教育为主，可不按重婚对待，特别

不宜收监。最后，需要特别强调在普及婚姻法和刑法的基础上，重视逐步提高广大

社会成员的社会主义性伦理素质；从长远意义讲，这将是在广阔的社会领域，有效

地阻止重婚犯罪漫延的最长久起作用的措施。

四、乱伦

乱伦。是指男女双方明知有血统关系，在一定的亲等以内，进行不法性交的行

为。例如：父亲与女儿，兄弟与姊妹之间的性交等。

西方一些国家的法律明确地把乱伦归之于犯罪行为。例如，意大利刑法典第56

4条（乱伦罪）规定：“与尊卑亲属、或与直系姻亲或与姊妹、兄弟犯乱伦而引起公

愤者，处1年以上5年以下徒刑。继续为乱伦者，处2年以上8年以下徒刑。成年人与

未满18岁人犯乱者，其成年人依各前项规定加重其刑。父母之一方经宣告处刑者，

丧失其亲权或法定监护权。”美国模范刑法典第230（2）条（近亲相奸）规定：

“知情而与直系等亲属、直系卑亲属或有共同之双亲或共同之父或母之兄弟姊妹

（或全血缘之伯父、叔父、舅父、姑母、姨母，或侄儿、侄女，甥女）结婚、同居

或性交者，即犯等三级重罪之近亲相奸罪。所谓‘同居’系指有表现婚姻状态或外

观下，共同生活而言。本条所谓亲属关系包括非姻出之血缘关系与养亲子关系在内。”

在西方人看来，构成乱伦罪的要件一般是：第一，只要实施一次性交行为，就足以

构成本罪；第二，行为人相互同意与否不影响本罪的构成。

诚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莱斯利·a·怀特所言：乱伦这个主题对人类具有一种奇

特的魅力。人类远在掌握写作艺术之前，就被这一主题吸引住了。在无数民族的神

话中，我们都发现了有关乱伦的情节。人类似乎从未厌倦它，而是一再地发现它具

有新意和引人入胜之处。但是，即便在爱情和性是婚姻的主要促成因素的地方，也

存在着规定某个人可以或不可以和别的什么人结婚的规则。在所有文化中，我们都

不难发现最为严格的规范往往正是乱伦禁忌。

为什么普遍存在着乱伦禁忌呢？学者们提出过以下几种解释。

其一，童年亲密理论。这一理论是由爱德华·韦斯特马克提出的，它在本世纪

20年代初期引起了广泛的反响。韦斯特马克提出，从早期童年起就在一起长大的人

（如同胞兄弟姐妹）相互之间没有性吸引力。这一理论不久便被摈弃了，因为有证

据表明，有些儿童的确对其父母或亲兄弟（姐妹）有性方面的兴趣。然而，最近的

一些研究表明，韦斯特马克的理论可能有一些道理。阿瑟·沃尔夫对中国台湾北部

的研究证实了共同养育会产生性冷淡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沃尔夫着重对仍在奉

行“童养媳”习俗的一个社区进行了研究。证据表明，当小“夫妻”将来长大成人

结婚之后，这种安排就带来了性困难。报道人含蓄地表示，亲密导致缺乏兴趣和刺

激。他们之间缺乏兴趣表现为，他们的子女比那些不是一起抚养大的夫妻的子女少，

而且寻求好外性关系的可能性也更大。不过，这种理论还是没有解决为什么所有社

会都禁止兄弟——姐妹通婚的问题，也没有对为什么普遍限制父母——子女通婚的

问题作出解释。

其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提出《乱伦禁忌是对无意识的乱伦

欲望的反动。野蛮人对乱伦这件事比我们敏感得多。也许他们常承受更大的诱惑，

所以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