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还保持着瑞士国籍。但是，德国大使也以这种身

份自居：因为爱因斯坦以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资格被看作是德国公民。

给爱因斯坦授奖的理由措词如下：

“由于爱因斯坦发现光电效应定律以及他在理论物理学领域的其他工

作，特向爱因斯坦授予奖金。”

爱因斯坦获得奖金后，把它全部交给了米列娃。

★ “相对论公司”

爱因斯坦在少年时代就直觉般地厌恶德国，并坚决要放弃德国国籍。

或许，他早就预感到德国是容纳不了他的。1919年爱因斯坦名声如日中

天时，普鲁士科学院院长斯顿夫在10月22日写信给爱因斯坦，信中说：

“在你的引力理论获得新的巨大成功之际，我向你表示最诚挚的祝贺，

你现在一定很欢欣鼓舞，我们也分享你的快乐，德国在军事政治上失败之后，

德国的科学能够获得胜利，这是我们的骄傲..”

德国很多人是抱着复杂矛盾的心情来看待爱因斯坦的。第一次世界大

战的失利使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落千丈。这时，爱因斯坦巨大的声名成了

统治者利用的资本。他们想借爱因斯坦周游世界的机会去宣传德国，并为德

国经济复苏带来好处。可不久之后，魏玛共和国的统治者们终于发现，一位

像爱因斯坦这样有独立人格的“和平使者”根本不适宜作资本输出的开路人。

相反，爱因斯坦在法国——德国人当时视之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发表的反

战言论，极大地刺激了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当时，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纸就发

表评论说：

“无论如何，政府主管部门必须告诫他，对他这样一个有职在身的德国

公民来说，与法国人作学术亲善，在时机上极不相宜。”

更有人到处叫嚷，怒斥爱因斯坦在昔日德国“西线”战场的言论是“损

害民族的尊严”，是“背叛祖国”。

其实，阴谋迫害爱因斯坦的事在德国是由来已久。1920年，有组

织地针对具有民主思想的科学家的敌视行动第一次露头了。2月份，柏林大

学的右翼大学生在爱因斯坦讲课时捣乱。爱因斯坦被迫中断报告，忿然离开

课堂。后来，学生会出面调停，对这次破坏表示歉意，请求爱因斯坦继续讲

课，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时隔不久，社会上又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对爱因斯坦、

反对相对论的诬陷恶潮。

1920年8月24日，一个名叫“德国自然哲学家研究小组”的组

织成立了，它的唯一宗旨就是攻击爱因斯坦，搞臭相对论。它的成员是一些

彻头彻尾的反犹主义分子。这个组织的召集人叫魏兰德。魏兰德在学术界毫

无名气，甚至来自何方直到现在也弄不清。他靠来路不明的钱到处拉人写文

章攻击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这个组织中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勒纳德教授。他本

是德国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因为研究光电效应而获得1905年度的诺贝

尔奖金。正是在这一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光量子论，对于勒纳德的实验结果

作出了理论解释。当时，在勒纳德的心目中，爱因斯坦像神明一样可敬。1909年，勒纳德还给爱因斯坦写过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称爱因斯坦为“深

刻的、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但是时过境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勒纳

德投入反动派的怀抱，成了狂热的德国至上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公开攻击

起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来。有了这个行家出来，魏兰德的胆子就更大了。

也就是8月24日这天，“德国自然哲学家研究小组”在柏林交响乐厅

召开反相对论大会，并恬不知耻地邀请爱因斯坦出席。第一个发言人谴责爱

因斯坦剽窃别人的精神财富，攻击爱因斯坦是搞“科学上的达达主义”，辱

骂爱因斯坦是“到处叫卖的小贩”。第二个发言的是柏林的物理学家，他妄

图从专业角度攻击爱因斯坦，诬蔑他的相对论是哗众取宠。当时，尚未得到

验证的孪生子佯谬，是攻击爱因斯坦的主要炮弹。这次大会的政治背景是显

而易见的，大会刚刚结束，一个民族主义派的大学生就冲着爱因斯坦的座厢

叫嚣：

“早就该勒死这个臭犹太！”

爱因斯坦自始至终坐在包厢里，泰然自若，冷眼看着这群小丑的表演。

但正直的学者们坐不住了。

第二天，德国三位著名物理学家：冯·劳厄、能斯特和鲁本斯联名给

柏林各大报发出一个声明，声明中说：

“我们不想在这里来谈论我们对于爱因斯坦产生相对论的那种渊博的、

可以引为范例的脑力劳动的意见。惊人的成就已经取得，在将来的研究工作

中当然还会有进一步的证明。此外，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爱因斯坦除了研究

相对论，他的工作已经保证他在科学史上有一个永久性的地位。在这方面，

他不仅对于柏林的科学生活，而且对于整个德国的科学生活的影响大概都不

是估计得过高的。任何有幸亲近爱因斯坦的人都知道，在尊重别人的文化价

值上，在为人的谦逊上，以及在对一切哗众取宠的厌恶上，从来没有人能超

过他。”1920年8月27日，爱因斯坦本人在《柏林日报》也发表了一

篇文章，标题是带有讽刺意味的《我对反相对论公司的答复》，作为对交响

乐厅大会的回敬：

“在‘德国自然哲学家研究小组’这个冠冕堂皇的名称下，产生了一个

杂七杂八的团体，它的眼前的目标是要在非物理学家的心目中贬低相对论及

其创建者我本人。

“魏兰德和盖尔克两位先生最近在（柏林）音乐厅就此作了他们的第一

次演讲。我本人也在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两位演讲者都不值得用我的

笔去回答，而且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主使他们这个企业的动机并不是追求

真理的愿望。（要是我是一个德国国民，不管有没有d 字装饰，而不是一个

有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倾向的犹太人，那么，..）因此，我所以要答复，

仅仅是由于一些好心人的劝说，认为应当把我的观点发表出来。

“首先我必须指出，就我所知，简直没有一位在理论物理学中做出一点

有价值的成绩的科学家，会不承认整个相对论是合乎逻辑地建立起来的，并

且是符合于那些迄今已判明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的。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

—我可奉出h 丁顿，德比杰，郎之万，勒维·契维塔——都坚定地支持这理

论，而且他们自己也对它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在有国际声望的物理学家中

间，直言不讳地反对相对论的，我只能举出勒纳德的名字来。作为一位精通

实验物理学的大师，我钦佩勒纳德；但是他在理论物理学中从未干过一点事，

而且他反对广义相对论的意见如此肤浅，以至到目前为止我都不认为有必要

给它们详细回答。我现在打算纠正这种疏忽。

“我厌恶为相对论大叫大嚷，这竟被他们用来作为反对我的理由。我可

以老实地说，在我的全部生活中，我都是支持合理的论据和真理的。夸张的

言辞使我感到肉麻，不管这些言辞是关于相对论的还是关于别的东西的。我

自己时常拿这样的事来开玩笑，然后又回过来嘲笑自己。可是，我乐意借此

机会给反相对论公司的大人先生们奉献礼物。

……

“最后，我注意到，在瑙海姆的科学家集会上，由于我的建议，已经安

排了关于相对论的讨论。任何想反对的人，都可以到那里去进行反对，把他

的意见向一个适当的科学家集会提出来。”

爱因斯坦的愤怒引起官方的恐慌。好不容易有个爱因斯坦出来为德国

人支撑门面，让世人改变一下对德国不好的印象，再说世界各国都奉爱因斯

坦为神明，可德国人自己却咒骂他，这多少都说不过去了。9月6日，德国

文化部长亲自写信给爱因斯坦，对8月24日的事件表示深深的歉意。

爱因斯坦的许多朋友看到他发表在《柏林日报》上的文章后，非常震

惊。有些朋友认为爱因斯坦的反应过于激烈，有损于爱因斯坦的学者风范和

昔日公众心目中的超脱形象。就连远在荷兰的埃伦费斯特也从莱顿写信来，

说：

“我的妻子和我都绝对无法相信你自己竟会在《我的答复》这篇东西里

写下哪怕最少几个字。

“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忘怀，你一定是为一种特别无礼的方式所激怒，我

们也忘怀不了，你在那边是生活在一种不正常的道德风气里；尽管如此，但

是这个答复还是含有某些完全是非爱因斯坦的反应。我们可以用铅笔把它们

一一划出来。如果你真是用你自己的手把它们写下来，那就证明了这些该死

的猪猡终于已经成功地损害了你的灵魂，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可怕呀。”

对埃伦费斯特的委婉看法，爱因斯坦并不赞成，他在9月10日给埃

伦费斯特的回信中作了这样的解释：

“只要我还想留在柏林，我就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在这里每个小孩都从

照片上认得我。

如果一个人是民主主义者，他就得承认有要求公开发表意见的权利。”

9月3日，索末菲忧心忡忡地写信给爱因斯坦，一是对迫害爱因斯坦

的事件表示愤怒，二是向爱因斯坦呼吁，在德国处于困难的时候，请他不要

离开德国。

索末菲说：

“作为人和物理学会主席，我怀着真正的愤怒密切注视着柏林迫害您的

事件。劝告沃尔夫·海德堡无济于事，他可能已经插手这件事，像他当时写

信告诉您的那样，他的名字纯粹是被滥用了。勒纳德的情况大概也一定是如

此。韦兰·盖尔克之流才是地道的这路货色。

“今天我已经同普朗克商议了科学家协会所应当采取的行动。我们要建

议该协会的主席、我的同事冯·米勒提出强烈抗议，反对‘科学的’煽动家

的勾当，并且公开表明对您表示信任。这不应当是对这种勾当的一种形式上

的异议，而应当只是出于科学的良心。

“但是，您可不能离开德国！您的全部工作都扎根在德国（以及荷兰）

的科学中了；哪里都没有德国这样深切地理解您的工作。德国现在各方面都

受到难以形容的歧视，它同样不能漠然地看您离开..

“您，恰恰是您，还得为自己郑重地辩护，驳斥那种说您剽窃别人又害

怕批评的谰言，这真是对一切正义和理性的嘲弄。

“《南德意志月刊》社请您写一篇文章，他们十分关切您的答复。如果

您乐意的话，您也可以把它交给我。但是为了更广泛地分配，我们必须尽快

地得到它。《南德意志》的读者很多，它是受人重视的刊物；而且您也可以

在那里表态，反对这些‘臭虫’。您在《柏林日报》上的声明我还未看到，

别人对它的评价认为是不很成功的，并且同您不相称。但是对于这些臭虫却

是好的。在我看来，《柏林日报》本来就不是清算反犹太叫嚷的适当场所。

如果您能同《南德意志》合作，我们是非常高兴的。

“我希望您这时已经恢复了您的明哲的欢笑，并且同情德国，它的痛苦

到处都逐渐表现出来。可是决不要开小差。”

9月6日，爱因斯坦复信给索末菲，说：

“实际上，我对那些人攻击我的行径看得过于严重了，因为我以为我们

物理学家中有不少人参与了这件事。因此，我的确想了两天您所说的‘开小

差’的问题。可是不久我就觉悟到并且认识到，要离开我的这群诚挚的朋友，

那是错误的。也许我不应该写那篇东西。但是我一定不让人们把我对于这种

一再重复的指责和非难保持沉默说成是同意。糟糕的是，我的每次发言都被

记者们利用来做生意了。我真应该让自己守口如瓶。

“我不可能为《南德意志月刊》写稿。如果我能了结我的信债，那我就

非常高兴了。瑙海姆的那样一种声明，完全出自纯洁的动机，对国外来说也

许是适当的。为了宽慰我而发表这种声明，无论如何是不必要的；因为我近

来心情已经恢复了欢乐和满足。报刊上关于我的东西，除非真正喜欢的，我

一概不看。”

在当时情况下，爱因斯坦离开德国的理由确实多而充足。除民族主义

分子的反犹宣传和无耻攻击外，通货膨胀也压得爱因斯坦喘不过气，使他的

处境变得很艰难：他必须给在瑞士的米列娃汇钱去，在马克贬值的情况下，

给米列娃汇马克去已无意义。可爱因斯坦犹豫之中仍不愿违背当时对普朗克

许下的诺言。当然，爱因斯坦心目中还对魏玛共和国残存一点希望，以为它

还可能把德国引向民主与自由。所以，即使埃伦费斯特一再劝爱因斯坦移居

莱顿，他也拒绝了。在给埃伦费斯特的信里，有这样的话：

“我曾对普朗克许下诺言，在这里的环境没恶化到普朗克本人承认我的

离开是自然而然的和正确的之前，我不离开柏林。如果我不是迫不得已，而

是哪怕是部分地出自物质利益便离开我的政治期望正在那里实现的国家，离

开用爱和友谊来温暖我的人们，而在开始堕落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