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白话的文学’都

还没有着落”，使群众的精神生活陷在荒凉的沙漠里5。他叹息地问道：“唉，

中国的新文学，我的好妹妹，你什么时候才能从云端下落，脚踏实地呢？”

6这个看法，瞿秋白在八年之后，即1931 年他写《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和

《学阀万岁！》等文时，依然没有变化。他承认五四文学革命后，文学作品

的语言较之文学改良运动的“旧式白话”有所进步，是“新式白话”；少数

优秀作家已在运用真正白话进行写作。但他认为，大多数作品使用的仍不是

真正的白话。他说：“记得当初五四运动的时候，胡适之有两个口号，叫做

‘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现在检查一下十二年来文学革命的成绩，可

以说这两个口号离着实现的程度还很远呢！现在的新文学，还说不上是‘国

语’的文学，现在的‘国语’，也还说不上是文学的‘国语’。现在没有国语

的文学！而只有种种式式半人话半鬼话的文学，——既不是人话又不是鬼话

的文学。亦没有文学的国语！而只有种种式式文言白话混合的不成话的文

腔。”7瞿秋白挖苦地指责用这种文腔所作的文学，是“骡子文学”。他说，

“因为他是‘非驴非马’：——既然不是对于旧文学宣战，又已经不敢对于

旧文学讲和；既然不是完全讲‘人话’，又已经不会真正讲‘鬼话’；既然创

造不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又已经不能够运用汉字的‘旧中国文’。

这叫做‘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8..

这段话，虽然失之过激，但却指出了五四新文学的缺陷。有一次，茅盾和瞿

秋白相遇，茅盾问他：“难道你真认为‘五四’以后十二年间的新文学一无

可取么？他回答说：不用猛烈的泻药，大众化这口号就喊不响呀！那么，他

自己未尝不觉得‘五四’以后十二年间新文学不应估计太低，不过为了要给

大众化这口号打出一条路来，就不惜矫枉过正。但隔了一年，在论‘大众文

艺问题’时，他的主张就平稳得多了。”9..

1《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855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

版。

23《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610— 61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版。

4《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869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

版。

56《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1 卷，第230、232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版。

7《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62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

版。

8同上书，第596 页。

9茅盾：《瞿秋白在文学上的贡献》。《人民日报》1949 年6 月18 日。

大众化问题的深入讨论，自然会有不同的意见。郑伯奇用何大白的笔

名发表了《大众化的核心》一文，把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与工农大众对立起

来。何大白写道：“我们的方法错误了么？不是。我们的口号太高了么？不

是。我们的文字太难了么？不是。”1何大白认为文艺大众化迟迟不能实现，

困难很多，而“第一重困难在大众自己，就是大众对于我们的理解有没有相

当的准备。”2这种看法，在当时小资产阶级革命作家中具有代表性，“充分

的表现着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态度，蔑视群众的态度”3，因此，应当加以

批评。瞿秋白立即写了《“我们”是谁？》一文，指出新文学之所以不能实

现大众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小资产阶级作家蔑视大众，好为人师。1何大

白：《大众化的核心》。转引自瞿秋白《“我们”是谁？》，《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87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

2何大白：《大众化的核心》。

3同上书，第878 页。

他说：

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两三年来除出空谈之外什么成绩也没有！最主

要的原因，自然是普洛文学运动还没有跳出知识分子的“研究会”的阶段，

还只是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而不是群众的运动。这些革命的知识分子——

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决心走进工人阶级的队伍，还自己以为是大众的

教师，而根本不肯“向大众去学习”。因此，他们口头上赞成“大众化”，而

事实上反对“大众化”，抵制“大众化”。何大白的这篇文章就暴露出这一类

的知识分子的态度，这使我们发现“大众化”的更深刻的障碍。——这就是

革命的文学家和“文学青年”大半还站在大众之外，企图站在大众之上去教

训大众。1

1同上书，第875 页。

瞿秋白的批评，使郑伯奇感到不舒畅。为此，瞿秋白通过夏衍，约郑

伯奇进行了一次长谈。据郑伯奇回忆说：记得在旧名爱文义路北面一条横街

口的一个弄堂里，有一所清静的院落，在那里我会见了瞿秋白。他是比现在

的画像稍显苍老的一个颀长的中年人。

他穿着中国式的长衣。房子里只有我们三人。他态度很宁静和蔼，细

心地导引着我谈话。

他把我的话用他独特的拉丁化的文字记在他的笔记本上。他也对我发

表了较长的谈话。

在那样白色恐怖最厉害的环境之下，我们还谈了一个多钟头。因为当

时我那样混乱的思想情况，对于瞿秋白给我的殷勤指示自然领会很少，但也

有了一些认识。我认识到方法有错误而文字太艰深。我感觉到应该学习活的

语言和大众爱好的民间形式。后来我曾提倡口头文学主张研究民间文艺就是

从这样感觉出发的。1

瞿秋白认为，实现文艺大众化的关键是革命的文艺要向着大众；革命

的作家必须“要到群众中间去学习。在工作的过程之中去学习。”“不要只想

群众来捧角，来请普洛文学导师指导，而要..受受群众的教训。”2他指

出，向群众学习的方法是深入到群众进行文艺活动的场所，“去观察，了解，

体验那工人和贫民的生活和斗争，真正能够同着他们一块儿感觉到另外一个

天地。要知道：单是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是不够的，还要会象无产阶级一样的

去感觉。”3尽管瞿秋白这里所说的“到群众中去”，还不是指直接到群众的

广泛的生活和斗争实践中去，而是指到群众进行文艺活动的场所，即到那些

说书的、唱小调的、卖胡琴的、摆书摊的地方，但他要求革命作家要有无产

阶级的感情和感受方式的见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1参见郑伯奇：《回忆瞿秋白烈士》。《忆秋白》第320 页。

2《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872— 873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出版。

3同上书，第873 页。

瞿秋白十分重视文学语言的大众化，认为这是最迫切的先决问题。中

国有广大的识字不多的工农群众，必须建立能够为他们所需要的“现代普通

话”、“真正的白话”。

其标准是“读出来而听得懂”1。语音，大致同于北京官话；用词，

尽可能使用白话原有字眼；句法，不排斥欧化成分而要合于中国语言规律。

瞿秋白认为，这种现代普通话，在大城市里已开始产生，它将足以表情达意，

演说故事，撰写文章。1《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646 页。人民

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

瞿秋白鉴于沙俄时代，俄国各民族人民反对俄语同化政策，坚决反对

在中国用“国语”统一中国各民族的语言。他指出，“国语”的名称本来是

不通的，指定统治民族的语言为“国语”，是压迫弱小民族，这种含义的“国

语”，应当排斥不用。他坚持只用普通话，不用“国语”一词。

在大众化问题讨论中，瞿秋白和茅盾在把语言大众化问题放在什么地

位的问题，有些分歧。1932 年7 月，茅盾以止敬笔名发表《问题中的大众

文化》一文，认为“技术是主，作为表现媒介的文字本身是末”，1只有学

习旧小说适合大众习惯的描写方法，才能创作出好的大众文艺。他认为大众

文艺的主要条件是努力学习运用《水浒》等古典小说的艺术方法和描写方法，

如动作多，抽象叙述少，处处以人物行动来刻划人物性格，不用联想、暗示

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大众的读者感动；而读得出、听得懂，只是起码条

件，仅做到这一点不能算是大众文艺。瞿秋白读过茅盾的文章，于9 月间发

表《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2一文，不同意茅盾的“主要条件”论。他申明

他并不是不注重写作技巧，但当前首要的任务还是要使大众读得出、听得懂。

首先要有大众文艺，然后再要求好的大众文艺；所以最主要的还是语言文字。

过分强调写作技巧，会使初学写作者不敢动手，结果势必取消大众文艺的广

大运动。茅盾后来说：“对于秋白的这篇文章，我没有继续争论下去，因为

我发现我与秋白是从不同的前提来争论的，即我们对文艺大众化的概念理解

不同。文艺大众化主要是指作家们要努力使用大众的语言创作人民大众看得

懂，听得懂，能够接受的，喜见乐闻的文艺作品（这里包括通俗文艺读物，

也包括名著）呢？还是主要是指由大众自己来写文艺作品？我以为应该是前

者，而秋白似乎侧重于后者。

由此又引出了对文艺作品艺术性的分歧看法。我认为没有艺术性的‘文

艺作品’不是文艺作品，即使最通俗的文艺作品也然。而秋白则似乎认为大

众文艺可以与艺术性分割开来，先解决‘文字本身’问题。”3茅盾侧重于

作家创作的角度，注意大众化作品的艺术性；瞿秋白则希望在大众中产生作

家。这些讨论，有助于对问题认识的深化。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瞿秋白的

意见有点急于事功。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工农大众文艺家的出现，谈何容

易！对此，鲁迅早有精辟的见解。1930 年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

指出：‘现今的急务”，是“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

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4目前限于客观

条件，还只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要彻底实现大众化，“必

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5。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的力量，

文艺大众化不可能实现。

1《问题中的大众文艺》。《文学月报》第1 卷第2 号，1932 年7 月。

2《文学月报》第1 卷第3 期，1932 年9 月。

3《文艺大众的讨论及其他——回忆录十五》。《新文学史料》1982 年

第2 期。

45《大众文艺》第2 卷，第3 期。

瞿秋白不仅在理论上探索大众化文艺问题，而且亲自进行了大众化作

品的写作尝试。

他所住的紫霞路谢寓，离老城隍庙不远。有时，他化装到那里去，观

听民间说唱。同时自己动手利用旧的民间文艺形式，写了不少有新内容的通

俗歌谣和故事，即所谓用旧瓶装新酒。其中以“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

发生前后，写的最多。如《东洋人出兵》、《上海打仗景致》、《可恶的日本》、

《英雄巧计献上海》、《江北人拆姘头》、《十月革命调》、《苏维埃歌》、《五更

调》、《工人要求新唱春》、《国民会议新唱春》、《五月调》、《苏维埃新山

歌》、《工人格福气》等。这些作品完全采用群众的口语，揉入方言俗语，十

分通俗易懂。但是有些作品单纯从政治宣传着眼，仓促成篇，往往流于粗糙

概念，缺乏强烈的艺术的魅力，既为知识分子层所忽略，也不为广大群众所

欣赏。

为了尽快形成和使用“现代普通话”，瞿秋白积极倡导“文字革命”即

汉字改革。

这是欧美文学发展史上所不曾遇到的问题，因而中国的汉字改革，对

于文化大众化的实现，具有创新的性质。瞿秋白在《学阀万岁！》一文中指

出：汉字存在一天，真正的“人话文”——现代中国文（就是完全用白话的

中国文字）就一天不能够彻底的建立起来。因而，他主张从根本上废除方块

汉字，代之以拉丁化（罗马化）的拼音文字。他最早最切合实际地考虑了创

制拉丁化的新中国文的问题。他提出方案，与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共同

讨论，并且得到了郭质生等的帮助，在1929 年2 月拟出了中国拉丁化字母

的草案。《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先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

社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同年十月，瞿秋白又把方案修改写定，名为《中国拉

丁化字母》，1930 年春，首先在莫斯科《中国问题》杂志第2 期上发表（署

名是瞿维托）。然后又由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单

行本用汉字、瞿式拉丁化新文字和俄文排印。除正文外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