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字和汉字的

对照读物，和两个附表。一个是《新拉丁字母的一览表》，用他所提的新文

字的声母、韵母跟国语罗马字、威妥玛式和俄文字母的汉语拼音的声母、韵

母拼法对照比较。另一个是《汉字拼音表》，其中包含有若干汉字的特别拼

写法。这个拉丁字母的新中国文字的拼音方案出版后，不仅得到当时在苏联

的中国学者和关心这个问题的共产党员的赞同；而且引起苏联的研究中国问

题和东方学的学术团体的关注。后来由“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

通过并在国内推广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正是在瞿秋白方案的基础上形成

的。总之，瞿秋白深入细致的调查分析了对语言文字应用的现实情况，周密

地考虑了用拉丁字母拼写普通话使它真正能作为文字来实用的一切方面，也

初步研究了汉字的拼音对应形式（例如声母zh－z，ch－c，sh－s 互相对应

那种便于南方人学习普通话的设计，通过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传进汉语拼音

方案），编出了《新中国文拼音表》、《汉字拼音表》。同时探索和研究了同音

词问题的解决办法，提出了他的区分同音词的意见。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他

在1931 年底，写成了《新中国文草案》一书。这个方案超过了以前的各种

同类方案1，它“是在提倡大众语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所以一提出来就得各方面的赞同。”2为了写好这部书，瞿秋白邀约可靠的

熟人协助他研究拉丁化新文字。他请南方人、北方人用方言读一些字音给他

听，他一一记录下来，然后给汉字定音。在工作休息时，他常对参加工作的

朋友说起他对于方块汉字切身的感受。他说：“讲起方块字，我自己倒是有

过一番苦乐的呢。

从小时候开蒙读书起，每天大字、小字、楷书、行书，花费好多功夫

去练习。成年以后竟成了习惯，一动笔墨，总怕写得难看，笔锋都要讲究美。

这美，是多少功夫换来的啊！

此外，还要背韵目，着手治印，做一个中国的文人，真是谈何容易！

我搞了三十年，还只是个半吊子文人。废了方块字，这些麻烦都可以一扫而

空。方块字害死人，新的文化人应该坚决主张废弃不用。将来老百姓当中，

只用新文字；方块字留给学院里的学者去研究吧”。3为了检验拉丁化拼音

文字的实际效用，瞿秋白常常用它记录、写信。夏衍说：“他有了空，往往

来我家里聊天；我不在，他就留个条子，总是用拉丁化拼音字写的。”4有

一次，协助他研究拼音文字的彭玲，收到了一封瞿秋白的来信，打开一看竟

全部是用拉丁化新文字写的。下次见面时，瞿秋白问她为什么不写回信，并

笑着对她说：“你错过了一个练习拼写的好机会啦！”3。在中国文字改革事

业中，瞿秋白是伟大的先驱者之一，他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字改革的努力和

成就，“使中国文字改革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开辟

了中国新文字发展的道路”5。

1吴玉章、黎锦熙：《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字拼音的总结》。《文字

改革文集》（吴玉章），第139 页。又见郑林曦、周有光论文未刊稿。

2茅盾：《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及其他》。

3彭玲：《难忘的星期三》。《新文学史料》1982 年第4 期。

4夏衍：《“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上，第55 页。

5吴玉章：《纪念瞿秋白同志》。《人民日报》1949 年6 月18 日。

十四从上海到瑞金

《斗争》事件

在文学园地耕耘之余，瞿秋白应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及其他刊物的邀稿，

不时为这些刊物写些政治和时事评论的文章；偶而，也受中央个别负责人的

委托，为中央起草文件。

不过，这“偶而”的机会，实在太少，目前所知仅有一次。事情是：1931

年上半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秘书处的文件处阅处文件时，提出了如何区别

不同情况，保存和整理文件的意见。他关照说：要阿秋1提出几条整理文件

的规定出来。瞿秋白欣然从命，代中央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对于中央

机关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都

有明确的规定。他要求对所有文件“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中央及

地方及各团体的机关报，需全份保管者，应妥善置于“只有至多两人知道的

地方，同时当然要是不甚费钱的地方”，并“把历年来的机关报上之论文，

编一本分类目录（并在每篇注明写作的日期）”。在文件的末尾，瞿秋白特地

写了一条“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

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2这是一个目

光远大，对革命前途充满了胜利信心的设想；迄今为止，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中共中央最早的关于档案文件管理的规定。1周恩来亲昵地称瞿秋白为“阿

秋”。

2据手稿影印件。

瞿秋白这时所写的政论时评文章，除《布尔塞维克》外，多数发表在

《红旗周报》（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斗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和《中国

与世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公开出版的政论性周刊，原名《公道》）等刊

物上。他在《中国与世界》上所发表的文章，有《恭请列国联军》、《流氓政

策和立宪政策》、《三民主义的清算》、《有国大家卖》、《当前的重要问题》、

《太平洋战争中的上海问题》等。据编者称赞说：瞿秋白是“文章能手”，

其“文稿明净，极少改抹。著论以讥评时政为多，持论尽管尖锐，而说理透

辟入里，逻辑性强。行文也不是剑拔弩张，而是从容不迫，圆润流畅。

文中词汇丰富，尤喜熔铸新词”，“文章妙语如珠，机智，新颖，别具

风格。”1瞿秋白在《红旗周报》、《斗争》上发表的文章，2短小精粹，更

加鲜明锐利。

1季楚书：《纪念“左联”，缅怀战友》，《左联回忆录》上，第201— 202

页。

2瞿秋白在《红旗周报》上发文约13 篇，署名范亢；在《斗争》上发

文约20 篇，署名狄康。这些文章长的一两千字，短的仅几百字。

瞿秋白用笔名狄康在《斗争》上所写的文章，绝大多数发表于1933 年

6、7、8 三个月，即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前夕。他针对国民党政

府的内外政策，揭露了敌人在战略策略上的变化和企图，及时地向党提出了

重要意见。如果说有什么缺点和不足，主要是他还不可能直接地反对当时中

共中央推行的“左”倾路线，甚至在自己的文章中也还免不了有些“左”的

成份。

但是，这些文章给瞿秋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1933 年9 月22 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

志的错误的决定》1，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公开批判。这个决定

危言耸听，无限上纲，指责瞿秋白文章的许多观点是“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

腐朽的机会主义”，“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

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因而，瞿秋白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

主义错误”。临时中央政治局号召全党“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来

教育同志，并检查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的动摇，坚决的打击一切对于机会

主义的调和倾向，以保证彻底执行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10 月底，

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周报》发表社论《白区党在反对五次“围剿”中的

战斗任务》2，居然把批判瞿秋白作为白区党完成反对五次“围剿”各项任

务的必要前提；文中引用高尔基的名言：“敌人不愿意解除武装，我们就必

须消灭他”，强调要对瞿秋白“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同期发表的署名文章《粉

碎五次“围剿”与反倾向斗争》的长文，提出“反对目前最危险的罗明路线

和狄康同志的观点”，是“顺利的执行冲破五次“围剿”的一切战斗任务的

前提。”11 月，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全文转载此文，把对瞿秋白的

批判，由白区推向苏区，在全党展开。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

编辑部受到组织上的整顿，严格检查了该刊发表过的文章以及其他刊物上的

文章。

1《六大以来》（下），第56 页。

2《红旗周报》第61 期，1933 年10 月30 日。

瞿秋白在《斗争》上所写的文章中，受到严厉批判的主要有《临死的

呼号》（第48 期，1933 年7 月20 日）、《庐山会议的大阴谋》（第49 期，1933

年7 月30 日）、《国际反帝大会——反对国民党的外债政策》（第52 期，1933

年8 月27 日）。这些文章的内容，无非是揭露帝国主义各国以“借款”形式

侵略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武装侵略，蒋介石反动政府投降卖国，反对和

企图消灭工农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文章特别指出蒋介石对苏区开始采取

了军事“围剿”和政治经济手段并用的方针；在军事上由过去的急进直入改

为“封锁”、“包围”、“步步为营”的战法。这些看法，显然是正确的，远比

“左”倾路线的指导者高明得多。

《庐山会议的大阴谋》一文，被中央认为错误“特别”严重。这篇文

章短短八百字，观点明确，文字简捷。瞿秋白在文章中指出：“国民党的报

纸，不久以前还说苏联的政策是‘有组织的饥饿政策’，说苏联农民的困苦

还‘过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这当然是抄袭帝国主义者的谣言来诬蔑苏

联。然而国民党自己却的的确确在实行‘有组织的饥饿政策’。最近庐山会

议的结果，最重要的就是议决严密的封锁苏维埃区域——其余的决议，什么

察哈尔问题，什么新疆问题等等，都是军阀混战的‘准备’，消息也都是模

模糊糊的，只有‘川赣剿匪’问题的决议说得清清楚楚：‘实行对于匪区的

严密封锁，一切药材、煤油、电料、盐等都严禁输入匪区，并在匪区附近实

行这些东西的公卖，凡是没有‘良民证’的人都不准购买。”瞿秋白严厉地

谴责道：“这不是‘有组织的饥饿政策’是什么！其实，这不但是饥饿，而

简直是造成活地狱的政策。这是要使江西、福建、四川、湖北、湖南、安徽、

河南..的几千百万的民众没有盐吃，没有煤油用..受了伤和生了病没有

药可以医。总之，是用极残酷的手段弄死这几千百万的民众”，“要靠饥饿政

策去逼迫红军”，“庐山会议就决定了这个大阴谋”。瞿秋白在下面又写道：

“然而这封锁政策的别一方面，却也表示着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国民党的白

军比红军多四、五倍，国民党的武器——最新式的飞机、坦克等等比红军的

胜过几十倍，然而国民党的白军不敢开到前敌去打。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

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荡平赤匪’。然而不！他们不敢叫大队的士兵去

打，却只敢‘封锁’，‘包围’，‘步步为营’。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的士兵

群众不大靠得住了，因为苏区的广大民众极大多数是‘非良民’了，因为苏

区的广大民众都是红军的‘暗探’和‘眼线’。”

这篇文章中，如果要找错，那么明显的有两点：一是对兴起于察绥抗

日前线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缺乏正确的估计，错误地认为这是“军阀混战

的‘准备’，”这是照抄“左”倾错误的观点；二是过低地估计敌人力量，过

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以为国民党军的士兵靠不住了，不敢命大队兵士打红军

了，这也是“左”倾指导者的主张。十分清楚，除了“左”的错误，这里绝

对没有临时中央决定中所强加给瞿秋白的下列罪名：“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

机会主义”。“这一错误的内容，主要就是认为目前时局的中心，不是两个政

权——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尖锐对立，而是军阀混战，认为国民

党‘不敢派白军去打红军’，只能采用经济封锁与狡猾的手段，污蔑苏维埃

与红军的实际力量，认为‘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

荡平赤匪’，因此根本否认国民党的庐山会议与棉麦大借款的中心任务是为

着进行五次‘围剿’，这样来完全与中央的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相对抗，

企图以他的机会主义来解除党动员群众的武装。

这一错误的实质是右倾机会主义。”

这一堆罪名，自相矛盾，颠倒黑白。它反映了“左”倾领导人压制和

拒绝不同意见，坚持“左”倾错误的顽固立场，以及实行排斥异己的宗派主

义和惩办主义的错误。他们在中央苏区的福建、江西地方党组织和红军中，

开展的反对“罗明路线”的残酷斗争，从1933 年春天到秋天，逐步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