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传统假设都导致一个结论：管理的领域只限于一个机构的内部。

因为这样的假设，我们不难理解，本不应分家的管理和创业精神，为什么被认为有所区分。在实际情形上，这个分野毫无道理可言，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创业精神，不可能永续长存。

世界上最古老的机构就是罗马天主教会。一般人认为它是最守旧，并以不追随潮流变化而自豪的组织。但是长久的观察显示，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都会使罗马天主教会产生新的、非常不同的宗教秩序。公元5世纪，蛮族推翻罗马政权，天主教产生了本尼狄克教派（benedictine）；700年后，当城市在中古世纪重新出现，产生了佛兰西斯教派（franciscans）和多米尼克教派（dominicans）；耶稣会（jesuits）则是为了回应宗教改革而于16世纪出现的。新教也是一样，就如伟大的教会历史学者尼布尔（richar niebuhr，1894-1962）在好几本书中指出的，社会的任何改变都会导致新的新教教派的产生。譬如，今天知识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新的、非传统教派的超大型教会产生，吸引了许多新知识工作者；另一方面也使世界各地五旬节教会呈爆炸性增长，吸引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会员。

管理和创业是一体两面，这是很明显的道理。不懂得管理的创业家，不能存活很久；而不懂得如何创新的管理者，也不会存活很久。事实上，如第三章将讨论的，企业和今天所有机构的组织设计，都要以改变为常态，而且要主动积极地改变，不要只是被动地回应。

创业性的活动从外部开始，也专注在外部，因此卢传统对管理领域的假设不符，两者常被视为径渭分明，甚至彼此对立。但是，一个机构如果相信管理和创新是不同或是对立的，则马上就会被淘汰。

过去几十年间，资讯科技的兴起，对管理只重视内部的情形更是推波助澜。到目前为止，资讯科技对管理造成的伤害可能比助益还多，这一点在第四章会有更详细的讨论。

“管理的领域只限于内”这种传统假设，意味着管理只需要重视绩效或是成本。因为在组织内部，绩效是惟一存在的事物。同样，组织内部的每件事都是一个成本中心。但是机构的绩效却只显示在外部。

管理首先注重组织内部是可以理解的。当大型企业在1870年左右开始兴起时，管理组织内部就是它们面临的新挑战，这些挑战前人未曾面对过。虽然当时管理专注在内部有其道理，但是现在却毫无道理可言，而且这与组织的性质和功能正好互相冲突。

管理需要专注在组织的成果和绩效上。确实，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组织的成果和绩效为何。曾经尝试过的人都可以证明，这是最困难、最具争议，却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因此，管理最特殊的功能就是把所有资源整合起来，以获得组织外部的绩效。

新的假设，即新管理范式的基础，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务上，都应该是：管理是为了组织的绩效而存在。它必须从预期达到的结果出发，然后运用组织内的资源，来创造这样的绩效。不管是企业、教会、大学、医院，或者是受害妇女收容中心，管理是使一个机构能够产生外部绩效的工具。

第一章管理的新范式结论

本章并未尝试提供答案——而且刻意如此。它主要是要提出一些问题，但在这些问题背后有着一个引人深思的洞见：现代社会、经济和社区的重心，并不是科技、资讯或生产率；重心应该是妥善管理的组织，它们是社会用来创造绩效的工具。管理就是使机构产生绩效的特定工具、特定功能和特定方法。为此，我们需要一个管理的全新范式：

管理的重心和管理的使命在于涵盖所有影响机构绩效的因素——不论是内部或外部，是这个机构可以控制的，还是完全超出它的控制范围的。

第二章策略一新的根本现实引言：为什么要有策略？

每个组织都依据一套“企业理论”（theory of the business）运作。这一套理论，界定了组织的业务是什么？目标为何？怎样确定绩效？顾客是谁？顾客需要什么和愿意买什么？

策略可以将这套“企业理论”转换成行动。它的目的是使组织在变化莫测的环境中，能够达成希望的结果。策略使一个组织能够果断地把握机会。

策略也是企业理论的试金石。如果策略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往往就是企业理论需要重新思考的第一个严重警讯。同时，出乎意料的成功也是企业理论需要重新思考的征兆。说真的，一个企业只有在拥有了一套策略以后，才能判定一个机会是否真的是机会。

否则，就无法判断组织是往预期的方向前进，还是走上了歧途，分散了资源。

在这变化快速和完全不确定的时代，面临21世纪的到来，策略可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有没有什么假设是组织（特别是赢利性组织）可以依循的呢？有没有任何确定的东西呢？

事实上，有五种现象是确定的不过它们与目前所有策略所关注的方向不大相同。首先，这些现象主要不是经济性的，而是社会性和政治性的。

这五个确定的现象是：

一、发达世界生育率骤降。

二、可支配所得分配的移转。

三、绩效的定义。

四、全球性竞争。

五、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分裂背道而驰。

第二章策略一新的根本现实生育率骤降

发达国家中生育率史无前例的骤然降低，足以被列为最重要的一项新的确定事实。在西欧、中欧和日本，生育率已经降到不足以补充人口更替的程度，也就是说，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低于2.1.在意大利某些最富裕的区域，如波隆纳（bologna），生育率到1999年已降至0.8，在日本则为1.3.事实上，日本和所有南欧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南部、意大利、希腊，在21世纪结束前，都渐渐往民族集体自杀的路走。届时，意大利的人口可能会从现在的6000万，降至2000万或2200万；日本的人口现在是12500万，可能会降至5000万或是5500万。即使西欧或北欧，生育率都已经降到1.5，并且仍持续下降。美国生育率已经低于2，并且不断下降。而美国所以能维持现有还算高的生育率，只是因为近来移民大量涌人，这些第一代移民还维持原来国家（譬如墨西哥）相当高的生育率。

日本和南欧，正如德国，人口已经达到了最高峰。美国的人口在未来20到25年内还会继续增加，虽然在2015年以后增加的将全是55岁以上的人口。

而且，我们不能只看绝对数字，更重要的是年龄层的分布。到2080年，2000多万意大利人当中，只有小部分人口低于15岁，而非常庞大的人口（至少有1／3），会远高于60岁。日本年轻人口和超过退休年龄的人口将更加悬殊。美国年轻人口已经比老年人口增长慢得多。虽然直到2015年，美国的年轻人口仍然会继续增加，但其后也很可能会开始下降，并且下降得很快。

生育率当然可以改变，并且可以改变得很快，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婴儿潮。但是，即使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一夕之间急剧增加，仍然需要20年左右，新生婴儿才能够达到加人劳动人口的年龄。除非是前所未有的大型移民潮，不然发达国家的劳动人口（60或65岁以下）大幅度下降在所难免。美国可能约在2025年后出现这个现象，其他国家则更早就会面临这个问题。

这种状况史无前例。罗马帝国在公元200年到250年期间，生育率可能曾经下降，不过，我们没有统计数字。更重要的，人口结构中，超过传统退休年龄的老人比年轻人更多，也是前所未闻。现在欧洲部分地区已经可以见到这种现象，而其后所有的发达国家，不到21世纪中期就都会出现这种现象。

现代世界里所有的机构，特别是企业，至少近200年来，都假设人口会不断增加。西方社会自1400年起，人口就不断增加。从1700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增加的速度更快。日本的人口增加始于1600年左右，也就是在日本内战结束之后。1800年左右更是快速增加，并且也是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是从今以后，发达国家所有的机构必须将策略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假设，即人口是不断萎缩，特别是年轻人口。

人口老化这种现象，使所有发达国家中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大众忧心，并非新鲜事。发达国家的人口寿命，从18世纪来，或更确定地说从19世纪以来一直在提高，过去50年，其实并没有比过去150年增加得更快。我们其实知道怎么样应付这个问题，但是解决的方法无疑会很困难，很痛苦，可能引起轩然大波，并且极不受欢迎。那就是在将来的20年或30年内，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必须延后到79岁左右。以现在的人口寿命和健康情况而言，79岁相当于1936年时的65岁，那一年美国继所有西方国家之后，实施了全国性的退休计划（社会保障制度）。

同样，第三世界的人口增加也不是一件新鲜事。它与发达国家100年前的增长一模一样，甚至速度也不见得更快。现在第三世界人口增加的情形也很快地趋缓，因此可以预测，除了印度以外，第三世界人口的增加，在成为危机之前将开始平稳下来。我们知道，食物和其他资源的供应不会有重大危机；然而我们也知道，干净的水和干净的空气，将会是极大的问题。人口和环境必须取得平衡。但是这个问题也不如一般想像的那么新。在欧洲某些地方——如德国的鲁尔区（ruhr），20世纪初期就已经面对并解决了这些问题，而且结果相当令人满意。

所以我要再次强调，真正前所未有的问题，乃是发达国家生育率的大幅滑落。

这个问题的意义已经很清楚。

一、接下来的二三十年，人口结构将会左右所有发达国家的政治局势。政治不可避免地即将波涛汹涌。没有一个国家对这个问题做了十足的准备。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党或派系愿意合作共同对付这个问题。主张延长退休年龄是“左派”还是“右派”？以降低所得税来鼓励人们在60岁之后继续工作，是“进步”还是“反动”？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呢？

同样，可能更令人不安的是移民的政治问题。发达和富裕国家中人口降低的同时，邻国和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增加。对美国来说，是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对南欧来说则是北非；对德国来说是第三世界的俄国；对日本而言则为菲律宾、印尼和东南亚大陆。要遏止移民的压力，就如同对抗地心引力一样困难。然而没有比大规模移民（尤其是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更煽动性的议题了。而这样的不安，最严重的可能将是日本，部分原因是因为日本的退休年龄最低，另一部分是因为日本的劳动市场非常没有弹性，而且也因为日本从来没有（至少有历史记载以来）允许过任何移民。相反，这个问题在美国会最小，因为终究它是一个移民国家，劳动市场也最有弹性。即使如此，人口结构的改变在美国也会激起强烈的政治情绪，引起完全新的、无法预测的政治变化。

二、接下来的二三十年，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会有稳定的政局或强势政府。政府的不稳定会变成一种常态。

三、退休可以代表两个不同的意思。“提早退休”的趋势很可能会继续，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从此就不再工作了。这只表示这个人可能不再从事全职工作，或者在一个机构里工作一整年。传统上一向僵化和一视同仁的雇佣关系，会越来越困人而异，并且越来越有弹性，至少对老年人来说是如此。当老年人口的主力不是劳动阶层，而是一群从未亲手劳动，甚或是知识工作者时，这种趋势会更加明显。美国到了2010年就会出现这个趋势，届时1948年婴儿潮时出生的人口就开始达到传统的退休年龄了。这群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工作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多数未曾劳动，而偏向知识工作的族群，因此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群在全职工作三四十年后，并未因为长年辛苦劳动而疲惫不堪的族群。他们大多数在体力或心力上仍然可以胜任许多工作。

日本和欧洲都已经需要在工作和就业上进行重大改革。美国还有足够的年轻人口，可以将改变拖延到2010年左右。然而新的雇佣关系很可能会先从美国开始，因为美国的劳动市场到底还是最具弹性、最不僵化，并且雇主和员工一向具有传统的实验精神。

因此，雇用人的机构（绝对不限于企业），应该及早开始与年长的工作者，特别是知识工作者，发展新的工作关系。能够成功吸引并留住超过退休年龄的知识工作者，并让他们充分发挥效率的公司，将掌握绝对的竞争优势。无论如何，一个机构的策略必须假设：二三十年后大部分、而且是越来越多的工作，包括组织里最重要的工作，将由超过传统退休年龄的人来担任。他们既非“主管”亦非“部属”，他们没有任何职衔，更重要的，他们根本不是传统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