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指的“员工”，更不是全职的、每天到办公室上班的人。

四、最后，发达国家里，所有工作者的生产率，不论是全职或是兼职（特别是知识工作者），都必须急剧提升。否则，这个国家和国内的每一个机构都会优势尽失，并且日渐薄弱。对发达国家里的企业而言，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第一个问题是：持续增加的高龄人口，会不会继续提供市场机会？而且可以持续多久？在所有发达国家中，老年人已经成为社会中最富裕的阶层，因为他们退休后的收人在许多情况下比退休前还要高。他们的人数会继续增加。但是他们的收人是否会维持这样的水准，还是会下降呢？他们会不会如以往一般随心所欲地花钱？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他们会一直渴望“年轻”，并依此花费吗？这些问题的答案会影响发达国家的整个消费市场，也连带影响它的整个经济。

年轻人口减少（尤其是18岁以下的婴幼儿、儿童和青少年），对整个经济和个别企业又有什么影响呢？这只是一个隐忧？或者会是某一企业或机构的机会呢？

儿童人数的减少可能是提高教育品质的大好机会。到目前为止，只有日本懂得一个国家的实力系于孩童的教育。小学老师是整个教育体系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必须给他们应有的尊重和待遇。

即使对生产幼儿产品的企业，急剧降低的生育率也是良机。儿童越少，父母越珍惜，也就越会有大笔的可支配所得花在他们身上。

这种现象在一个以降低生育率为国家目标的国家——中国，已然发生。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在大城市相当有效，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小孩。而许多家庭（即使贫穷的家庭），显然在独生子女身上花的钱比以前花在三四个小孩身上的都要多。德国、意大利也有类似的现象。生育率已经降低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也明显地花更多钱在更少的小孩身上。生产昂贵芭比娃娃的美泰儿公司（mattel），就因为了解并利用了这一点而大发其财。

我们无法臆测生育率的降低，对政治和社会会带来多大影响。但是生育率降低确实会对经济和商业造成极大影响，有些今天已经出现，有些尚待检验。最重要的就是，任何一种策略——把今天的资源投注到未来希望的方法（这也正是所谓策略的含义），一定要先考虑到人口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发达国家节节下降的生育率。在所有趋势中，这是最引人注目、最难以预料，也是最史无前例的进展。

第二章策略一新的根本现实所得的分配

可支配所得的变化和人口变化一样重要，但是通常更不受重视。其实，21世纪初的几十年内，所得分配很有可能与人口结构一样出现重大改变。

企业和产业都非常关心自己的市场地位。它们清楚地掌握销售量，知道它是上升还是下降，整体业绩增加还是减少。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真正重要的数字：就是顾客（其他机构、企业或最终消费者）花在公司产品和服务上的金钱，占顾客可支配所得的比例，更没有人知道这个比例是增加还是减少。

可支配所得的比例，是所有经济资讯的根本。首先，比起其他企业所需要的外在资讯，它通常最容易得到，也是策略最可靠的基础。因为，一般而言，可支配所得分配到某类产品或是服务的趋势一旦稳定，就会持续一段很长的时期，企业的起落通常对它没有影响。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一个机构而言，很少有其他变化比这种趋势的改变更重要。同时，这种趋势内的变化——也就是同一类别里，从一种产品或服务，换到另外一种产品和服务的改变——也一样重要。

21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可支配所得分配趋势的改变和趋势内的变化都会发生。但是很少企业主管或经济学家注意到可支配所得的分配，事实上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

几乎所有经济学家和大多数企业主管都认为，20世纪蓬勃的经济发展乃是由经济力量所推动的。事实并非如此，相反，本世纪所有发达国家中，可支配所得分配到经济层面的比例其实一直不断降低。

20世纪中四个增长的部门分别是：

＠政府

＠医疗

＠教育

＠休闲

其中休闲部门经济生产率的扩张，可能超过其他三项的总和。

1900年代，发达国家中大多数人每星期至少工作60小时，一年51个星期（一年约有8个假日），每星期工作6天。到本世纪末，大多数人一星期工作少于40个小时（在德国只有34或35小时），顶多（在美国）一年工作47个星期（每年差不多有12个假日），每星期工作5天。德国从每年工作超过3000个小时，降到少于1500个小时。在发达国家里算是勤奋的美国，也降至1850个小时。

20世纪的四个增长部门，政府可能对可支配所得的分配拥有最大影响力。并不是因为它是产品和服务的大主顾——除了战争时期，再大型的政府，也不过是最边缘的消费者而已。但是发达国家政府最主要的经济功能，是把一个国家国民所得的30％到35％重新分配。再也没有任何事比政府政策的改变，能够对国民所得分配产生更大的影响了。

健康、教育和休闲三个部门都是产品和服务（也就是物质商品）的主要消费者。但是这些部门都不提供物质，也就是不创造“经济”上的满足。

这四个部门都不属于“自由市场”，不照经济学家的供需原则行事，对价格不特别敏感，经济学家的模型或经济理论对它们根本不适用。

但是整体来说，它们远超过这些发达国家经济体的一半，即使在最“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亦然。

因此在策略上首先要考虑这四个部门的趋势。未来数十年中，这四个部门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变。

政府，作为所得征收者和重新分配者的传统角色而言，本应停止增长（虽然从数字上看来并非如此，尤其是美国和英国）。但是在所有发达国家里，政府（虽也在搞民营化）仍快速运用新而有力的工具来影响（如果不是控制的话）可支配所得的分配。它们制定新的法令控制经济资源，将之分配到新的目标，譬如环保。因此，企业或公司在策略上要把政府列为第一个考虑因素。

相对地，休闲已经“成熟”，并且开始走下坡路。发达国家中，每周工作时数可能已不会再降低了。事实上有迹象显示，工作时数正开始增加（特别是美国和英国）。休闲是20世纪增长速度仅次于军火的市场，但是已经有衰退的迹象：休闲市场的“购买力”就是时间，而时间的竟争越来越大；急剧降低的获利空间；越来越模糊的产品区别（譬如，看电影和在家里看录像带的差别并不太大）。

医疗和教育将继续名列主要的“增长部门”，人口结构保证它会如此。但是这两者都会有重大改变，譬如，教育将从教育孩童，转到为已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工作者提供再教育渠道，而且，可能每个发达国家在医疗方面的改变会更为剧烈、更为快速。

这些20世纪的增长部门，对21世纪的产业和其中个别机构的策略，不论是企业、大学、医院、教会，会有什么影响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界定一个产业是“增”产业、“成熟”产业，或是“衰退”产业。当一个产业的产品（物品或服务）需求的增长，比国民所得或人口增加更快，这就是增长的产业。如果一个产业的产品需求与国民所得和人口增加速度相等，就是一个“成熟”产业。如果一个产业的产品需求增加速度，比国民所得和人口增加速度要慢（即使绝对销售量持续增加），就是一个“衰退”的产业。

举例来说，过去三四十年，全世界的汽车工业就是衰退中的产业。但是它在60年代、甚至70年代之前，仍然是增长的产业。当日本和欧洲的汽车市场饱和时，全世界汽车的销售量仍然增加，只是速度减缓，而且比国民所得或人口增加的速度要缓慢许多。

同样，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或早自1900年）以来，发达国家以及全球经济可分配所得花在所有商品的比例，除了战时外，持续以0.5％的速度递减，食品和工业原料都是如此。这表示自从1900年以来，所有的产品价格都有下降的趋势。而这个趋势仍将持续下去。

成熟或衰退的产业可以起死回生而再度成为新兴产业。生产交通建设材料的工业，譬如筑路材料及机械，可能就是一个例子。发达国家的交通基础建设大致缺乏维修，而新兴第三世界国家中，交通建设远远落在它的经济和人口需求之后。这种情形会不会导致如19世纪中叶交通业的蓬勃发展，进而带动经济发展呢？目前并没有这个迹象，但我们应注意这个趋势。

我必须再强调，对策略而言，没有比所得分配的趋势的改变所带来的威胁或机会，更加重要的了。

第二章策略一新的根本现实目前增长快速的产业

当前增长快速的产业又是哪些呢？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些什么？

20世纪最后30年内世界上增长最快速、最繁荣的产业，并不是资讯业，而是金融服务业。但是在发达国家里，为富裕、老化人口的退休预作准备的金融服务，更早以前并不存在。前面所提到的人口结构改变，是这些新金融服务业兴起的主要原因。

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多新的富裕中产阶级，特别是那些不依靠体力、而是以服务和知识谋生的人，到45岁或50岁时，觉悟到现有的退休计划不足以支持他们老年的生活。因此到了45岁或50岁，这些人开始寻找可以保障未来30年生活的投资。

这个新兴的增长产业，与过去以企业为对象的传统金融企业，如摩根、花旗或是高盛（godman sachs）等“企业银行”很不一样。新投资者的主要目的，不是要赚大钱或做大交易。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要把他们所存下的仅有的一些钱作为将来退休生活的保障。了解这个需求的某些机构，如共同基金、退休基金和一些新的投资公司就蓬勃发展起来，最早在美国，然后是英国，其后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欧洲大陆和日本。

大多数传统的金融“巨人”却未曾了解“金融服务”的真正意义已经改变了。他们只看到“金融”在发达国家的可支配所得里占取了越来越大的比例，因而加速扩展传统的对企业的服务。但是传统的金融服务，如大型企业的借贷或是大型企业的股票上市并没有增长。事实上，还可能逐渐萎缩，并且萎缩得相当快。因为传统金融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大型企业，但是每个发达国家（甚至日本），在过去20年里增长的事实上是中型企业，而大型企业持续减少。这些中型企业并不是大型“企业银行”服务的对象。

结果，这些传统金融巨人，变成全球性过度扩张。传统的金融企业获利越来越低，一方面因为客户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是因为竞争日趋剧烈，利润几乎消失。这些大型金融巨人（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瑞士），都转而替自己投资，即大胆投机，以支持庞大的人事费用。几个世纪以来金融史上的教训（从15世纪的欧洲开始），都告诉我们这样的做法只会导致惟一、并且绝对必然的结果，就是惨重的损失。误判金融服务趋势所导致的损失，大体上引发了亚洲的金融危机，并且可能波及整个世界经济。

真正的趋势，即使有这种危机，新消费金融和新投资者还是会继续增加。这个趋势至少会持续到发达社会的退休制度足以应付本章所讨论的新人口结构为止。

下面是另外一个例子，同时也是另外一个教训。

众所周知，所谓的“资讯”，或更贴切地应称为“与世界接触”（access to the world），是所有发达国家里增长最快的企业——即使在尚未开发的第三世界国家，也都比国民所得和人口增加得更快。过去30年里只要听到资讯，我们就会想到“电子”或者是“电脑”.但是在所有发达国家里，图书的出版与销售，至少与新的电子业增长得一样快。全球顶尖出版公司的增长，或许比不上顶尖电子公司如英特尔（intel）、微软（microsoft）或德国的思爱普（sap）。但是以整个产业而言，出版比电子资讯增长得更快，而且可能获利更丰。美国是世界上最大、增长最快速的图书市场，但是它自己的出版商却没有看到这一点，结果，许多美国出版公司现在是由非美国人所拥有。这些公司在美国之外的图书市场，与在美国，在日本或欧洲增长得一样快，并位居领导地位。

不管是赢利性或非赢利性产业，必须根据他们是新兴产业、成熟产业，或是衰退产业，而以不同方式管理。新兴产业应充分利用“对其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比整个经济或人口增长得更快”的优势创造未来。它需要在创新上领先，并且愿意冒险。

成熟产业须在非常有限，但却是关键的领域占有领导地位。特别是能够利用先进科技或品质优势，以较低成本来满足需求的领域。它需要有弹性，并能应付快速的改变。成熟产业必须能够在满足顾客需求的各种方式之间快速转换。因此成熟产业需要结盟、合作、共同投资，并且很快地完成这种转换。

制药业就是个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