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明磺胺类药物和抗生素之后，制药业直到最近一直是增长的产业。到了90年代，它已转变为成熟产业。这表示它很可能会有很快、甚至突然的改变来满足原有的需求，譬如由化学药品转变为基因、生化、医疗电子或甚至是“代替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逐渐式微的产业，最重要的就是持续有系统地、有目标地降低成本，并且持续改进品质和服务。设法强化企业的地位，而不是求取销售量的增加，因为产量的增加只能从别人的减少而来。在衰退产业里，越来越难建立起有意义的产品识别。在一个日渐式微的产业里，产品很容易变？商品“，一般的轿车就是一个例子（某些很特别的高档车除外）。

总而言之，商业和非商业组织的策略，都必须依据整个可支配所得的分配趋势，以及消费的变化来调整。资讯的数量与分析的品质同等重要。

第二章策略一新的根本现实定义绩效

哈灵顿（james harrington，1611-1677）是后来哺育了洛克、休姆和博克成长的英国政治哲学思想的鼻祖。他在其著作《大洋共和国》一书中提出了”权力随产业而来“的主张。他认为财产从贵族移转到乡下地主，这种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分离导致了英国1640年的革命。专制政府被推翻，而由新财产拥有者（地方乡绅）所组成的议会政治取代。

过去50年内，人口结构的转变，使所有发达国家的财产移转。现在我们开始看见因此而产生的权力转移。两个因素的发展——富裕（虽然绝非巨富）的非体力劳动中产阶级，以及寿命的延长，导致了如退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发展。这些人拥有现代发达社会里主要的资产——公开上市公司。

这个发展起自美国。[在我1975年出版的《看不见的革命）（the unseen revolution）中首度提及。］这些替将来要退休的人投资的机构，现在至少持有美国公开上市公司40％的股权，而在大型公司里的股权可能超过60％。同样，他们也拥有英国公司及德国、法国。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公司的股权。随着财产移转，我们开始可见权力的移转。

目前对”公司治理“（governance of corporation）的争辩也就源自于此。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企业应该为了谁的利益而经营？以上这个趋势，可以看出目前的主流想法，戏剧性地转变成为了股东的利益。其他发达国家也开始有同样的辩论。

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国家普遍认为，一个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应该或主要为了股东的利益来经营。美国自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来盛行的理论（不管怎样模糊），仍然认为公司要在顾客、员工、股东等的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事实上，这也就是说，不需要对特定的对象负责。英国大致上也采取同样路线。日本。德国和瑞典，大型企业一向（并且仍然被认为）主要是为了创造和维持社会的和谐而经营。换句话说，也就是它们是为了劳工的利益而经营。

这些传统看法现在已经过时了，但是在美国萌发的，企业为了股东的短期利益而经营的理论，也站不住脚，并且必然需要修正。

越来越多预期能够活到老年的人，将来经济上的保障日益依赖他们的投资，也就是作为持股人的收人。因此，企业对股东利益的注重不会消失。然而，这些持股人所要的并不是盈余或股价上即时的获益，而是20或30年后的经济获益。同时，如第五章里会谈到的，企业一定要越来越注重知识工作者的利益，或至少把他们的利益放在足够高的位置，来吸引和留住公司所需要的知识工作者，并且使他们有效率。

结果，在传统日本和德国公司里，过去企业经营的主要利益目的——劳工，会越来越不重要。接着，传统上注重”社会的和谐“的公司目的（特别是大公司），也会日趋式微。

目前对于公司治理的辩论，只能算是首次小小的交锋。我们要学会重新定义公司的”绩效“是什么？特别是大型的、公开上市的企业。我们要学会在目前的短期目标（强调对股东的价值）和企业长期的繁荣和存活中求取平衡。即使纯粹以财务方面来说，我们也面对全新的挑战：一个企业要存活30、40年以上，直到他的投资者达到可以领退休金的年龄。这是相当不容易的目标，以目前来说基本上属于乌托邦。企业平均的生命周期，至少以它成功的时期而言，从未超过30年以上。因此，我们必须学习企？绩效”的新观念，也需要发展新的衡量方式，等等。更进一步，绩效要能以非财务方式来衡量，对知识工作者才有意义，进而激发他们对公司的“承诺”（commitment）。这不是钱财的报偿，而是一个“价值观”的报偿。

因此，所有的组织都必须思考“绩效”为何？这在以前简单明了，现在却不复如是。策略的拟定也越来越需要依据绩效的新定义。

第二章策略一新的根本现实全球竞争

所有的机构都需要以全球性竞争力作为策略上的目标。不论企业、大学、医院等等，除非它能与同业中世界级的领导者并驾齐驱，否则不会有存活的希望，更不用说成功了。这表示：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不能再依赖廉价劳工。不论劳工成本如何低微，企业（除了很小或完全是地方性的公司，如一家当地的餐馆）除非能很快地取得与同业世界顶尖同等水准的生产率，否则不可能继续存活，更别说繁荣发展。制造业尤其如此。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体力劳动成本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只占总成本的1用或更低。劳动生产率低落威胁一个公司的生存，而由廉价劳力所获得的利益已不足以弥补低落的劳动生产率。

这也表示日本在1955年所采用，而韩国和泰国都成功地模仿的20世纪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了。

即使新兴国家仍有充沛的年轻非技术劳工，从今以后，他们的增长仍然需要仰赖科技上的领先（正如美国和德国在19世纪的下半期一样），或是生产率要与世界顶尖者同步，甚至更胜一筹。

设计、市场、金融、创新等其他领域亦然。即使成本很低，或者政府的补助很高，如果绩效低于全世界最高的标准，仍然会有碍企业的发展。不管关税有多高，或者是进口配额限制有多严，“保护主义”已经不能再发挥作用了。

然而，未来的几十年内，我们很可能还是会碰到世界各地的保护主义风潮。一般人遇到冲击时，第一个反应就是筑起自己的城堡，把冷风关在外面。但是这样的墙不能再保护那些无法与世界标准相提并论的机构（特别是企业），保护主义只会使它们更不堪一击。

墨西哥是最好的例子。自1929年开始，50年来他们刻意制定政策，将本国经济完全独立于外面的世界。它不仅用保护主义的高墙把外国的竞争排除在外，甚至不准本国公司外销。在20世纪，墨西哥这种锁国政策的做法独一无二。这种要建立一个现代，但“纯”墨西哥经济的尝试，结果一败涂地。事实上，无论食物还是加工制品都越来越依赖进口。最后，因为支付不起所需要的进口，只好向外面的世界开放。结果许多墨西哥工业根本不能存活。

同样，日本也尝试保护自己的大部分企业和产业，把外国企业抵挡在外。他们建立为数不多、但却是极具竞争力的出口企业，然后提供给企业非常低的，甚至是无息的资本，因此这些企业享有极大的竞争优势。这样的政策同样也失败了。目前（1999年）日本的危机，主要是因为日本的企业和产业（特别是金融业）在全球市场上没有竞争力。

因此，策略必须接受一个新的根本现实：任何一个机构（不只是企业），必须以世界上顶尖同业的标准来衡量自己。

第二章策略一新的根本现实经济实体和政治实体的差距扩大

在一个全球性结构改变和不确定的时代，拟定策略要依据的最后一项基础，就是经济实体和政治实体越来越不一致。

世界经济越来越全球化，而国家疆界却成为障碍和成本中心。如第一章所讨论的，企业和越来越多的组织，不能再以国家经济和国家的疆界来界定它们的范围，而必须以全球的产业和服务来界定它们的范围。

但是同时，政治上的疆界并不会消失。事实上，即使新的区域经济单位，如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或是正在酝酿中的南美经济共同体（mercosur），能不能降低政治疆界的影响都还不确定，更别谈超越政治疆界了。

早在1918年，就有所谓“主权的终结”（end of sovreignty）的说法。但是，一直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政府和国家在公共事务上的角色。事实上，1914年以来，趋势倾向于更多的领土分裂。1914年以前，政治上统领世界上大块疆土的大帝国，如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法国、荷兰、葡萄牙、比利时、沙皇和共产主义的欧亚帝国，已经一去不返。同时，小型政治实体在经济上越来越活跃，因为金钱和资讯已经超越国界（事实上根本没有所谓国界的存在）。1950年以后，一个接一个的小型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它们各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外交，自己的税收和财务政策等等。但是直到目前，并没有任何类似全球中央银行之类的全球机构来管制川流不息的全球金钱流通，更别说一个全球性的机构来控制全球税收或全球货币政策。

即使在超越国界的经济单位里，国家政治仍然超过经济的考虑。比如，即使有欧洲经济共同体，由于政治上的因素，关掉比利时一个完全多余的工厂，而把业务并到属于同一公司，30英里外的法国厂，都不可能。

事实上，我们有三个重叠的圆。第一个是一个真正全球化的货币和资讯的经济体。第二个是一个区域性的经济，在其中货物自由交流，对服务和人员的流通限制也慢慢减少（虽然绝不是完全消除）。第三个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方性实体，它们虽是经济性的，但它们更是政治性的。

这三种都同时增长得很快。企业（和其他非企业的机构，譬如说大学）对此无从选择。它们要同时在这三个范围里生存和运作。这就是真正的现实环境，策略需要因此来拟定。然而，目前管理阶层并不懂得这个事实到底代表什么？因此都仍在摸索当中。

许多（或许已是大多数）大型跨国企业，如制造、金融、保险业，都设立横跨国家疆界的世界性“商业单位”.金融服务的租赁部门，不管在西班牙或香港，都当作一个企业来经营，并且与公司在当地的其他部门（如外汇单位）完全分开。但是，一个接一个的公司，都发现对当地政府、当地工会，或其他任何当地的政治单位来说，这个跨国性的“商业单位”是毫无意义的假想。对当地政府机构来说，西班牙或香港才是惟一的真实，因此只和西班牙或香港的公司打交道。我所知道的企业里，还没有哪个公司能够预先知道，哪些决策和行动应该由跨国性“商业单位”进行；哪些又必须以当地的“本国单位”来处理，更不用说预先知道如何做出能够。同时符合——超越国界的经济实体以及香港或西班牙统治下的政治实体——两种现实的决策。但是有些含义是已经清楚的。至少，我们知道什么不应该做。那就是，不能因当地政府的利诱，而不顾经济的根本条件。政治单位在经济上的影响越来越小，因此，越需要提供各样的优惠——如免税、特别的关税保护、特许经营（垄断保证）、形形色色的优惠补贴等等，来取得经济上的有利条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东南部某些州，提供日本和欧洲汽车公司很大的优惠，吸引它们去设厂，此外，当然还有成千上百不胜枚举的例子。

这些欧洲和日本汽车公司，还有经济上的原因在美国设厂，至少它们认为如此。还有其他更糟的例子。许多小国家提供优惠，诱使一个公司到它的国家设立公司，惟一的理由只是希望这个公司可以挽救当地的其他公司。毫无疑问，许多基于优惠而非经济考虑的政策，必定一败涂地。

每个在60和70年代，因为当地政府保证可以享有垄断的市场而在拉丁美洲小国设厂的制造厂商，就是例证。它们伤痕累累，无一幸免。

应了“这事没商量”的老话。要在经济实体和政府实体的不协调中取得折衷，首要原则，就是不要做任何不合经济实体利益的事。第一个问题应该是：“假如我们没有得到优惠，我们的策略还会不会要我们这么做？”如果答案是“不”，不管优惠有多么诱人，都不应该这么做，它会导致惨重的失败。即使这个回答为“是”，不接受所提出的优惠大概一定还是明智的。很多的例子都证实，接受这样的优惠最后会付出代价，而且会付出很惨重的代价。

与前一个“不”息息相关的是另一个“不”字。除非与公司的“企业理论”和整体策略一致，否则“不”要扩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