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话派”就“十月社”的 成立作出决议，谴责“反革命机会主义反对派刘仁静等人向我们——反对派

严重进攻”，并将刘仁静、王文元等人开除了。2但刘仁静与王文元等人的 合作，也不长久。

7月19目，刘仁静又因在批判陈独秀时，坚持认为1923年国共合 作时，他和张国焘主张的“加入国民党而对国民党怠工是布尔什维克路线”

的观点，被“十月社”开除。3他们认为根本不应该加入国民党。

“我们的话派”开除刘仁静的同时，该派内部在对待陈独秀的问题上的 分裂，也愈演愈烈。由于史唐、区芳和张特主张在“三个条件”下，可以吸

收陈独秀派，梁干乔就攻击史唐等“受了陈独秀金钱收买”，自动脱离“总 干”工作，并煽动“广东省干会市干会各支部各组长联席会议”写信要挟“总

干”：“誓死不同陈独秀派妥协，否则香港区全体同志脱离123《十月社对 于刘仁静同志的决议》，《十月旬刊》第2期。

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对下列问题的决议，《反对派内部生活》之 二《红旗》第87、99、101期。

反对派”（当时香港托派组织属于广东省干事会领导）1。梁干乔还席 卷该派与国内外通讯处，截留外国寄来的文件，断绝该派经济来源，致使该

派工作一度陷于混乱。为此，“总干”作出了开除梁干乔和张师的决议2。 只是后来区芳被捕，梁干乔又回来成为“我们的话派”的首领。

这年夏天，一些游离在上述三派小组织之外的苏联回来的托派分子赵 济、刘胤等7人，又成立了第四个托派小组织——“战斗社”。赵济坦率地

承认，他们所以另立组织，不是由于思想观点的分歧，而是“到时在统一商 谈中及统一组织中我们也可占一位置”3。

中国托派的四个小组织，就这样先后出场了。他们各自称王，自鸣不凡， 互相倾轧，勾心斗角，各有各的野心，各有各的偏见，但他们又都是一个主

子——托洛茨基。因此，他们在派别争斗中，都向托洛茨基写信汇报，攻击 异己。托洛茨基始终是关心着中国托派运动的。他对于来自中国托派的信件，

无不认真阅读，及时答复。我们从托派刊物上和1980年1月才启封的托 洛茨基档案中的密封部分里，发现从1929123赵济：《三十年代初托

派组织在上海的活动》，《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2期。赵说“战 斗社”成立于1930年12月，似不确。王文元，郑超麟说是这年夏天。

《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对下列问题的决议》。

《广东省干会市干会各支部各组长联席会议致总干的信》（1930年

3月（1930年4月25日），均载《反对派的内部生活》，1930年4 月25日出版。

年1月至1940年8月，托洛茨基给中国托派及陈独秀写的信有22 封，其中直接谈陈独秀问题的就有17封之多。

1930年4月以前，托洛茨基对刘仁静与“我们的话派”在吸收陈独 秀派加入托派问题上的争吵，表示了以下的态度：开始，他听信刘仁静反映

的陈独秀在基本立场上已倾向托派、但在革命性质问题上仍有保留的情况， 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批评刘不应与“我们的话派”分裂：“你

说他们（即“我们的话派”——引者）反对陈独秀到他们的队伍中来，为了 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使我们自己分裂的。

如果太性急地与陈独秀统一，然后又跟他分裂，那简直是罪恶。我们与 他之间，在过去的歧见（一九二四——二七年）是太深了，以致相互间没有

事先的郑重考验，不可能统一起来。

无论如何，现在就搞左派统一，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决裂，那是鲁 莽的。”“恰好您自己就说陈独秀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是站在r1立场上

的，并不与我们一致。可是这个问题却是基本的。现在与坚持‘民主专政’ 的人搞统一，便是不可饶恕的轻率。”21929年11月15日，“我们的

话派”致函托洛茨基，报告12托洛茨基致刘仁静的信（1929年11月）。 该信是答复刘9月去的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3页。

即拉狄克，曾是苏联托派的骨干，但在大革命时期中共退出国民党及以 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一直动摇，与托洛茨基有分歧，1927年被苏共

开除后，表示悔过，承认“工农民主专政”等观点，1930年恢复党籍， 因此，被托派视为变节者。后来，他又被开除，并在1937年“托布反党

案件”审判中被判长期徒刑。

因为陈独秀不接受“三个条件”，继续自己的独立活动，因此，“我们认 为陈独秀不曾脱离机会主义，我们决定象反对一切机会主义者那样反对他。”

112月22日，托洛茨基复信，对刘仁静说的陈独秀趋向托派，表示“很 欢迎”；同时他又说：“我很知道他（即陈独秀——引者）在革命那几年中的

策略是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政策。”而对“我们的话派”说陈还 没有放弃机会主义，则表示“直至现在我还没有读过陈独秀任何纲领式的声

明书，所以没有可能在此问题上发表意见”。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他在信 末提出了他与斯大林分歧的15个问题，作为衡量陈独秀和其他人“与我们

是否原则上一致”的标准2。

派”决裂以后，又写信给托洛茨基，继续攻击这两派的错误，报告他与

之决裂的情况。

2月24日，托洛茨基回信同意他与陈独秀派决裂，但不同意他与“我 们的话派”决裂。他说：“关于陈独秀派，因为这一派继续的站在‘民主专

政’的主张上，换言之即对于最根本的问题站在史大林及马尔丁诺夫的主张 上，这就决定了问题，假使陈独秀直到现在还不了解这一所谓‘布尔什维克’

的口号在中国的作用是掩盖纯粹的孟什维克的政策，??那是很坏的；同他 统一组织，全然谈不到，因为他的软弱，同他作实际的协定，是没有意义的。”

还说：“关于对陈独秀派的估量，‘我们的话派’比较的正确。现12《反对 派的内部生活》，1930年4月25日出版。

同上书第16页。 在这种不同的意见，已经消灭，因为你十分正确的对陈独秀派采取了完

全不可调和的态度。”1但是，当接到刘仁静2月21日批判陈独秀等八十 一人意见书的信后，托洛茨基心中开始疑狐起来。4月3日复信，他要刘把

这个意见书“忠实地翻译出来，寄给我。此事很重要，我请您翻译得尽可能 完美确切”2。他要直接根据陈独秀的意见作出自己的判断。

从托洛茨基这四封信中，可以看到他在掌握到陈独秀转向托派的第一手 材料——陈独秀发表的声明之前，对陈的态度是十分审慎的：既欢迎，又有

疑虑，但却坚定地表示了托派的原则立场。然而不久，当看到“无产者社” 寄去的陈独秀1929年12月10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之后，他的

态度就十分热烈了，甚至要求中国托派向陈独秀学习。

这年8月22日，托洛茨基又分别复函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热情 地赞扬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

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特别在民主专政问题上”；“陈独秀有很多 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未有的”；“当我们有了

象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 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许多象陈独

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他在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些 错误。对于革命12载《反对派的内部生活》之二。

《十月》（旬刊），1930年7月15日出版。 者与（革命）领袖来说，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很可珍贵的事。反对派

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托还对刘说：“我怕我这里 的陈独秀的地址不能用。请你代我向他问候，并请告诉他，读到他去年十二

月十日的信我非常欢喜。我坚决相信我们在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托洛 茨基还认为各派“并没有纲领上的战略上的分歧意见，有些细节上的歧异，

这些歧异，你们（指“我们的话派”——引者）和刘仁静都拿来异常地夸大 了。我决然看不出所有这三派有什么各自分立之理由”1。信严厉批评“我

们的话派”“要其他两派都须向你们承认错误，然后你们允许他们加入你们 的组织??这种培植威望的政策，乃是莫斯科官僚们的特色”。“我无论如何

是不同意的”。最后要求三派加速统一：“共同拟订一个简短的统一纲领，并 依照人数为比例，召集一个统一大会。”29月1日，托洛茨基给“十月社”

和陈独秀的信（对“十月社”7月27日信的回信），更加明确地表示：“（一） 国际局的立场，并不袒护中国左派反对派的某一派来反对另一派。因为我们

的所有材料未证明有足以造成分裂的任何严重的分歧意见。（二）因此任何 中国左派反对派的那一派都不能认自己是国际反对派的代表，以反对另外的

派别。（三）对于陈独秀同志的一派，也是如此，不久以前我们曾接得译成 英12《建立》（中国托派少数派机关报）第1期，1947年5月出版。《托

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23页。

当时托洛茨基还未知“战斗社”的成立。 文的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同志公开信。在这信中，陈独秀同志对于所有根

本问题之立场完全与我们一般的立场相同。因此，我未看出为什么几个中国

同志继续的称陈独秀同志的一派为‘右派’的理由。” 关于统一的方法，这封信提出一个新的建议：“四派组织协议委员会以

拟就政纲的根本提纲和统一的组织方法。”1从这里可以看到，托洛茨基虽

对四派平等看待，但对“陈独秀派”格外垂青。不仅如此，陈独秀过去因不 被“我们的话派”和“十月社”承认，受尽奚落与侮辱，“妾身未明”；现在

托洛茨基给了如此高的评价，一下子把他提到中国托派领袖地位上来了。后 来，托见到陈写的其他文章，还直接写信给陈，推崇备至，说从这些文章中

看到“尽管中国革命遭到了溃败，而马克思思想却依旧活着，而且在发生作 用”；甚至表示，单单为了能阅读陈的作品，“我就该学习中文”2。

同时，托派“临时国际”书记局（托洛茨基等各国托派首领签名）发表

《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并寄到中国，系 统地重申了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各种问题的立场，催促中国托派小组织早日

统一。3于是，各派被迫派出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进行协123《十 月之路》第1期。

托洛茨基1931年4月7日致陈独秀的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 同志的信》，第42页。

《十月之路》第1期，1930年10月26日出版。 商，委托王文元起草中国托派的纲领。但是，由于思想问题没有解决，

协商时各派又各施诡计，发生争吵。“我们的话派”受了批评，傲慢气势有 所收敛，在11月24日召开的本派上海积极分子会议上，作出决议，承认

“统一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应即刻免除组织的成见，开诚布公地努力 促成统一，在最短期内，召集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区芳也表示，过去

反对陈独秀派等不良倾向的斗争有错误，“神经过敏”，采用了“对待敌人的 方法”1。但是他们提出了立即无条件统一的主张，即立即“取消备派机关

报，停止各派领导机关的活动，混合各派组织’2。并且为了在统一的领导 机构中控制多数，梁干乔采取了对本派人数报大数的办法，说本派成员有3

00人，等于其他三派人数的总和，其实最后约定下来是120人至140 人。“十月社”对陈独秀派还是不买账，王文元为“协委”起草的《中国左

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草案》，仍然强调“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 的性质”，“要严厉地批评含义模糊的口号——‘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这

些都遭到“无产者社”的反对。

合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反对派）”，发表《接到托洛茨基同志的 信后我们对于统一的提议》，对陈独秀仍以挑衅的口吻说：“我们没有认整个

的‘无产者派’为左派反对派，因为其中有些同志，尤其那起领导作用的陈 独秀同志，在许多12第三号通告：《协议委员会对于无产者社来信的决

议》，油印小册子。

区芳：《谈谈统一问题》，《我们的话》第15期。 严重问题上，还没有与左派反对派的意见一致，如1、对于革命性质问

题，据其最后发表的政治主张（《论中国革命性质》一文）以为‘是由彻底 的民主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因之中国的第三次革命，不是二月也不是

十月’。2、政权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