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他坚持‘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3、国民会议问题， 他始终说它是‘一个简单的主观的策略’，不把它当成目前政治的总口号。

4、‘红军’问题，他认为是纯粹‘流寇土匪’，没有一点出路。5、对中东 路问题之错误，即迎合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所谓‘误国政策’的口号。”

1这样，托洛茨基的信反而把四派的矛盾，主要是陈独秀派与其他三派的矛 盾，弄得更加明确和尖锐了。于是托洛茨基在1931年1月8日，又写来

一封长信，力图调解：（一）关于革命性质问题：托洛茨基没有正面表态， 只是引了陈独秀等人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的一段话——其中有一句是

“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之完成，应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然后，托 洛茨基说：“我认为这样说法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绝不能引起误会。”托洛茨

基的这个解答并没有解除双方的分歧，因为双方对于用无产阶级专政完成民 主任务并没有分歧，分歧在于“一开始”要解决什么性质的任务。陈独秀认

为：“中国第三次革命，将开始于民主主义的斗1《十月之路》第1期。

争，而非开始于社会主义的斗争。”1其他托派则坚持：“一开始就是社 会主义的性质”，“民主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期中附带地

完成。”2（二）关于政权问题：托洛茨基说：“‘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口 号，并不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相冲突，而只是补充这个口号，并使这个

口号通俗化。??这个口号与‘工农民主专政’口号，绝无相同之点。”这 个回答，使中国托派十分意外，因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核心就是所谓“不断革

命论”，为了使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并不断地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上去，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民主革命时就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以保证无

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为此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一直猛烈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提出的“工农民 主专政”的口号，攻击这个口号将工农并列，“含糊”不清，“即未曾确定在

专政当中真正的领导地位是工人所有的，还是农民所有的”；还因为“它表 明是‘民主的’而非‘社会主义的’”，因此，根据俄国“二月革命的经验”，

必然导致“资产阶级专政”3。所以中国托派中的反陈派也就抓住陈独秀提 出的“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口号不放，说它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根

本对立”，而与“民主专政”的口号“接近”、“妥协”。经托洛茨基上述“裁 判”后，反陈派就123意固：《不断革命abc》第23、24页，春燕

出版社1947年版。

《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草案》，王文元起草，1930年10 月。

顽石：《对区白的〈我们之间不同意见〉的批评》，《现阶段的形势与反 对派的任务——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三》（下册），“中国共产觉左派反对派中

央宣传部”出版，1934年。

“闭口无言”了。

（三）关于国民会议问题：陈独秀开始所以有那样的观点，是因为托洛 茨基在1929年12月22日的信中才提出“国民会议”作为“中心政治

口号”的说法。在此前，陈独秀看到的托氏文件，都是把这口号与“八小时 工作制”等其他口号并提的。所以在1929年12月10日《告全党同志

书》中，陈独秀还认为党批判他把国民会议作为“总的政治口号”是冤枉的。

后来，陈独秀终于接受了这个提法。但是陈独秀与青年托派长期争论的却是 这个口号能否实现。陈独秀认为可以实现，应该为此而奋斗，青年托派则认

为它不过是反革命时期“团聚群众”、对抗资产阶级的一个策略，也与中共 的“苏维埃”口号相对立。其实，托洛茨基从未把这个问题说死，他说这是

个“猜谜式的问题”，“只能做种种假定”。

所以他说过“立宪会议不一定能召集成功”的话，也说过“这绝不是说： 资产阶级民主政制在两个革命的过渡期，是没有可能的”1。

在1月8日这封信中，托洛茨基重复了上述观点，仍然强调“没有任何 可能，来预先猜测事变在实际上究竟怎样进行。所以，不管托洛茨基在这个

问题上写了多少文字进行解释或批评，始终未解决中国托派内部的这个争 论。

（四）关于红军问题：陈独秀的观点，出自前注《关于所谓“红军”问 题》的文章。据郑超麟说，当时“无产者社”是“全体同意的”。该文基本

观点也是来自托洛茨基。托洛茨基1托洛茨基：《论国民会议口号——致中 国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说过：“贺龙叶挺的起事，即令他们放弃了

机会主义政策，也不能不是一次孤立的冒险及假共产主义的、马黑诺1式的 行动；除了因孤立而被打散以外，别的没有其他道路。”他甚至攻击中共在

大革命失败后发动的农民起义是一种“罪恶”，“缺乏集中指导的农民，这里 一堆那里一堆的骚动起来，但没有胜利的真实机运”2。直到1930年9

月，托洛茨基起草、托派临时国际通过的纲领性文件——《国际共产主义左 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务》中

还宣称：“必须等到无产阶级统治了国内诸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然后才 有必要的前提以组织红军以及建立苏维埃制度于乡村里面。谁不明白这点，

谁就是不懂得革命。”

但是，由于陈的这篇文章太露骨，中共中央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再加上 红军运动的胜利发展，尤其是蒋介石对苏区进行反革命围剿时，还将陈独秀

的这篇文章“大量印出来，在江西散发”3。于是，青年托派就抓住这一点， 打击陈独秀。托洛茨基在1月8日回信中，不得不表示：“??将‘红军’

同土匪混为一谈。如果真有这件事，那是应该纠正的。”接着，123王学 文：《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战线的一些斗争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

80年第3辑。 参见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

中国问题》。 马黑诺是1918年乌克兰游击队领袖，反对乌克兰反动派和德国占领

军受无政府派、富农及反动分子影响，拒绝参加集中化的红军，妨碍了对反 革命的斗争，且成为乡村反动分子集团的中心，最后为苏维埃军队所消灭。

他修正了自己完全排斥“红军”的观点，说：“革命的农民武装，自然 有游民无产阶级分子和职业的土匪加入，但整个运动则有深厚的根基在中国

农村条件里头，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应当依靠在这个根基上面的。”实际 上，托洛茨基和陈独秀一直没有改变对红军的教条式的攻击，陈独秀在19

32年被捕后的审讯中，还宣称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之前不应组织红军。

（五）关于中东路事件：陈独秀的立场无疑是正确的，他的民族感情更 应得到尊重。作为苏联人托洛茨基，即使不同意陈的观点，也不好意思让陈

放弃原来的立场，来保卫他的祖国——苏联。所以，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明

智地未置一词。 托洛茨基的“一·八”来信，再次断定：“现在进行统一的诸派别间果

然是完全没有原则分歧的。”最后，他恳切地呼吁：“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 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托洛茨基的态度，依然是支持同情

陈独秀派，而批评其他三派，于是，各派代表又重新坐到谈判桌上来，协商 统一。

然而，这样一来，“无产者社”却翘尾巴了。主要是彭述之，因有感于 那些青年托派对他没有好感，怕在未来统一的组织中不会奉他为领袖。他是

矮个子，操一口很重的湖南口音，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道貌岸然。青年托 派称他为“孔夫子”，认为他低能，又高傲自大。在莫斯科留学时，看了一

本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唠叨个没完， 摆老资格，拿臭架子，认为“搞革命还得靠我们这些老干部，这些小孩子只

有让他们自生自灭”1。这种观点，与陈独秀完全相反。大革命时期，他是 陈独秀指挥下的第一把小提琴，忠实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处处挟陈独 秀自重。

“老先生的意见同我一般”，是他的口头禅。而且，在中央常委会议上， 几乎每次陈独秀发表意见后，他都要替陈独秀做注解，长篇大论地为陈的意

见找根据，话说得既长，又空洞，使与会者十分不耐烦，而他却还洋洋自得， 很不自觉。一度，他还狂妄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袖除了陈独秀以外就是他，

宣称中央常委会4人（本是5人，蔡和森在1925年10月去莫斯科当中 共驻国际代表）中，“瞿秋白是高等技术人才，张国焘是高等事务人才”。言

下之意，唯有他彭述之是“高等政治人才”。大革命失败后，他也下了台， 随即参加所谓“陈独秀派”的宗派活动，为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以

恢复自己昔日的地位而奋斗，结果失败。与陈独秀一起转向托派并另立组织 以后，又重燃他的领袖欲之火。他一面愈加抓紧陈独秀，利用当时地下工作

纪律，借口保护陈独秀（当时国民党政府悬赏万金缉拿共党首领陈独秀）， 控制陈独秀的行踪和住址（与共产党决裂后，陈独秀从原址老靶子路搬到提

篮桥居住，但不把新址告诉中共中央和其他任何人，只有彭述之一人知道他 的家在那里）。尹宽得到托派文件以后，要同陈独秀谈话并提供托派文件时，

必须通过彭述之，而且每次都有他在旁。大家都把他视为陈独秀的“总理”。 现在他依然认为，必须依靠陈独秀才能恢复他的领袖地位。另一面，他又竭

力1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0月12日，唐宝林整理）。

利用往日与党内下层组织一些干部的关系，把一些支部和党员拉入托 派，以扩大他在托派内部的组织基础。例如马玉夫和蔡振德就是他的得力助

手。他先把他俩拉入托派，接着又通过他俩把几个支部和一些人如罗世?和 薛农山等拉到托派中来。外地来上海与中共中央联系工作的干部，也有一些

通过彭述之见到陈独秀，随后转向托派。这样，彭述之很快掌握了托陈派中 的多数。在常委中，除了陈独秀、尹宽和何资深外马玉夫、杜培之、罗世?、

吴季严等，都是他的人。因此，他就对陈独秀和其他人搞封锁，按照他的意 愿，操纵托陈派的某些活动。

在统一问题上，彭述之主张以“无产者社”为中心，这是违反托洛茨基 来信指示的平等协议、平等统一的原则的，其他三派当然不能接受。于是他

就背着陈独秀指挥“无产者社”参加协议委员会的两位代表马玉夫和吴季严， 千方百计地延宕和破坏统一，提出要对过去政治原则和策略上一切分歧“分

清谁是谁非”，其他三派要检讨和放弃过去攻击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 成见之后，才能谈组织上的统一，1致使协议工作又受到阻碍。而他们在“无

产者社”内部，却口口声声说其他三派没有统一的诚意，使陈独秀等关心统 一的人感到心灰意冷。

1“无产者社”：《给“协议委员会”转“我们的话派”、“十月社”和“战 斗社”的一封公开信》，载《无产者》第6期，1930年11月25日出 版。

促使托派组织统一任托派中央总书记尹宽从青年托派那儿了解到彭述之 操纵马玉夫、吴季严阻挠托派统一协商的真相之后，报告了陈独秀。于是，

陈独秀的态度便成了中国托派能否尽快实现统一的关键。

陈独秀是真诚希望统一的，更鄙视在组织内部搞阴谋诡计。对于过去的 争论，他认为是“咬文嚼字”，“不十分重要”，“我始终取了沉默的态度”1。

现在，他见到托洛茨基和托派国际急切呼吁统一的信后，十分感动，说“使 我们惭愧无地”，“我们听了若仍旧毫不动心，便是庄周之所谓‘心死’！”他

谴责那些还热衷于分裂的人是“罪恶”，甚至说：“我个人是彻头彻尾赞成国 际意见的。??我从来不愿意把真理摔在一边，企图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

础上团结同志，做自己个人的群众，这是??我所深恶痛绝的，我毫不顾虑 我的意见会在‘无产者社’中是最少数，少数未必即与真理绝缘，即使是人

们所预祝的什么‘光杆’和‘孤家寡人’，于我个人是毫无所损，更无所惭 愧！”他提议：“应该从大处着眼，从政治出发来快刀斩乱麻的解决过去及现

在的纠纷。”2于是，他亲自出马，找“我们的话派”、“十月社”和“战斗 社”的领导谈话，做工作，宣讲托派统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2独秀：《对

于统一运动的意见》，《无产者》第11期，1931年2月30日出版。 独秀：《答列尔士同志》，载《无产者》第9期，1931年1月20日

出版。 他对王文元说：“统一是中国反对派当时的绝对必要。如果不统一，则

不但其他三派没有前途，‘无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