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观点”。陈独秀认为苏维
埃红军，根本“没有胜利之前途”。
三、关于革命性质：李立三的观点是：“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的 建立的开始，一定就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没有间隔的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之
开始。”共产国际认为这是“立三路线”之“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陈独 秀认为，“其实与托洛茨基对于不断革命的观点，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干的”，
说这种说法是共产国际路线受到打击之后，又不敢公开接受“托洛茨基主义” 的不断革命的“一种诡辩的辞令”。
陈独秀接着以托派的城市中心和国民会议路线，对“六大”以来党注重 农村革命的路线，进行了全面的抨击：“六大”以后，党的领导无出路的“基
本原因”，在于“党的领导政策几乎完全依重农民”；“斯大林派企图在农民 身上打开一条出路，由农村转向城市发展，甚至根本企图在农村中建立政权
的意识，完全是离开了无产阶级的一种标志”。他断言：“在工业城市中，工 人尚未起来的条件下，希望在农村中揭起革命的企图而思有所成就，这简直
是幻想。”他认为这就是共产国际“陷中国党于冒险盲动主义错误的真正根 源”；其结果，“我们很早就预言并警告过：单纯的军事投机，只有更加损害
党的基础，使工人运动更加难于恢复”。陈独秀甚至胡说：“一贯的重视农民 作用的路线，在理论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是国际机会
主义（俄国孟什维克主义在内）的典型思想。”
陈独秀在这里，没有也不会把农村武装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与正在 形成的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区
别开来。在这一点上，他的洞察力很不敏锐，几乎等于零。
不过，在这篇宣言中，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一·八”来信的批评，对 自己过去完全否定红军，称红军是“土匪”的观点，稍稍进行了一点修正。
他说：“虽然我们仍是要说明中国南部存在着的农民游击战争，不问是否有 流氓无产阶级分子、职业的土匪及从国民党的反动军队中叛变出来的官兵参
加在内，但它确是被欺骗的、被打溃的及流尽了血的中国革命依然存在的具 体表现，其内部力量有伟大的可能及深厚的根基”，因此，在毫不留情地攻
击斯大林派的“官僚冒险主义的领导”同时，“对于农民游击队本身，是持 绝对友谊的态度，旁观与仇视都不是共产主义者的立场”。
同时，陈独秀在这里乘机推销他们托派的路线，他说我们不得不再公开 宣布：“现在还没有革命高潮，是两个革命中间的过渡时期，苏维埃与武装
暴动的口号是高调与冒险，党的任务当是确定下这一过渡时期民主口号，提 出普遍平等不记名投票直接选举的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动员全体同志坚决
的勇敢的为真正的国民会议的实现而斗争。”
陈独秀最后强调：“现在改造党的政策及党制已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 了。”为此，他提出四条建议：1、规定日期召集全党的代表大会，对于政
策及党制加以根本改变——必须完全采取左派反对派的路线。
2、在大会之前，把一切重要问题在一切会议上及机关报纸上发动党员 群众之讨论，不能拿任何罪状作开除的理由，以保护讨论正确地进行。
3、一切事实及经验证明左派反对派路线的完全正确，没有理由把我们 排斥于党外，我们应当选举代表参加大会，并且在会上讨论左派反对派恢复
党籍问题，使我们得立刻回到党内来。
4、公布历来为领导机关隐藏的左派反对派文件，及对于大会的提案。
1这篇“告全党同志书”，是陈独秀以托派观点批判“立三路线”（包括以前 的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的代表作，也是陈独秀要求以托派面目改造党的又
一篇代表作。它与以后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判并纠正王明路线、清算历 史上一、二、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总结历史经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是完全不一样的。
王明小集团在米夫支持下，对立三路线和所谓调和主义的瞿秋白的斗 争，在做法上应当受到谴责；王明上台后，的确给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
深重的灾难。但是，陈独秀的行为无补于问题的正确解决，他提的四条建议， 近乎天真、浪漫和荒唐。
四个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在1931年5月1日至3日秘密举行了 三天。会场由“无产者社”负责布置，何资深具体执行，李仲山拿出了一件
猞猁皮大衣，典当得二百多元，解决了大会经费问题。他们在上海大连湾路 租了一幢房子，让王茨槐带着妻子、女儿住进，掩护开会。王茨槐原是党员，
铁路工人，转向托陈派后，任“无产者社”法南区委委员。为了保密和安全， 在这三天中，除了陈独秀一人外，所有代表都要住在会场内，开完会之后才 能出去。
根据各派协议的人数，20人出一代表，“我们的话派”出1中国左派 反对派统一协议委员会：《告全党同书——立三路线与国际领导的破产》，油 印小册子。
选出陈独秀（总书记）、郑超麟（宣传）、陈亦谋（组织）、王文元（中 央机关报主编）、宋逢春（秘书长）、罗汉、张九、彭述之、濮德志等人，组
成托派中央，前五人组成常委。2在大会上，除通过了纲领外，还通过了尹 宽起草的《职工运动问题提纲》、梁干乔起草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王文元
起草的《国民会议问题提纲》。陈独秀起草的另一个文件、《土地问题决议草 案》未被通过，决定交特别委员会继续讨论。3据宋逢春说，由于该草案中
仍有称红军为“土匪”的意思，所以青年托派三派代表串连后，决定搞一下
“老先生”，不予通过4。 大会决定中国托派的正式名称，仍沿用托陈派小组织的名称，即“中国
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叫“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以示他们仍是 共产国际及中共内部的一派，而不是有人说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这个
名称到1935年才起用。1234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0 月12日，唐宝林整理）。
《统一大会文件汇编》（1931年5月1日通过），油印小册子。《双 山回忆录》第159页。
托派中央的这个名单系根据王文元、郑超麟、濮清泉的回忆综合而成，
三者互有出入。 郑说中委中没有罗汉，候补中委是彭述之和宋敬修；还有一个中委区芳
正在狱中。 各派代表是：“我们的话派”：梁干乔、陈亦谋、宋敬修、张九等香港4
工人；“无产者社”：陈独秀、郑超麟、江常师、蒋振东、王茨槐；“十月社”： 王文元、罗汉、宋逢春、濮德志；“战斗社”：赵济、来燕堂。据郑超麟回忆，
彭述之起先不是代表，临开会时补选上，第二天参加大会。
编《热潮》呼喊民主抗日致中共为求救国联合陈独秀从中国共产党的总 书记，变成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总书记，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历史的嘲弄。然
而，他在托派统一大会的闭幕词中，却激情满怀地说：“中国人民正在水深 火热之中，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他们在期待我们，我们应担当历史赋予我
们的使命。”1他们还给托洛茨基拍了一个电报，“喜气洋洋地告诉他：他的 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
将飘扬在全国”2。
当时，全国托派人数约有500人，其组织有沪东、闸北兼沪中、沪西 与法南四个区委。另有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区委和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区
委。华南区委的特点，主要在工人中活动；华北区委则在一些大学中活动。 这就是陈独秀托派总书记领导下的全部组织人马。
但是，由于他们的统一是在外部压力下暂时的妥协和凑合；组织上主张 党内派别活动的合法存在和自由活动；加上路线上又是根本错误的，所以，
这样的组织是经不起任何考验的。统一后的托派，并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兴 旺起来，而是迅速地重新陷入不断的背叛、瓦解和破败的泥坑中，原来隐藏
着的那些矛盾，又以更加激烈的形式迸发出来了。12《双山回忆录》第1
64页。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首先是在中央委员会中，那些青年托派对陈独秀还是不买账，开会时争 吵很厉害。由于陈独秀写了攻击红军是“土匪”的文章，统一大会上又未通
过他起草的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所以大家对他写的文章不放心。认为他已是 大家的“总书记”了，外面会把他的观点视为整个托派的观点，因此要求他
写的文章发表前，最好让大家看看，同意后再发表。陈对此大发脾气，说：
“文章象人一样，要有个性，大家同意，就没有个性了，还写什么文章！”
1在组织上，先是尹宽，由于受到彭述之等人的排斥，连大会代表都未当上， 于是就首先纠集几个人，控制了几个支部，进行反对“中央”的活动。而马
玉夫却因未当上“中委”，竟去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统一大会 后不到一个月——1931年5月23日，托派中央机关即遭破坏，除陈独
秀、彭述之、罗汉外，其他中委全被逮捕。五个常委，捕去四个，整个托派 中央陷于瘫痪。与此同时，梁干乔、陆一渊等四人，也跑到南京，投靠国民
党特务机关，并公开发表声明，声称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梁干乔说他 参加托派统一大会后，“没有看见一种鲜明的足为建立健全无产阶级政党的
要素”，因此他感到“怀疑”和“失望”，并说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正 是现存的无产阶级力量的反映，是抱了纯粹共产主义理论的人们，落到中国
现实环境上必然发生的1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0月12日， 唐宝林整理）。
心理现象”1。陆一渊则诬蔑“中国工人群众在资本主义下尚未孕育成
无产阶级的意识，社会主义的政治要求绝对引不起他们的兴趣”2。托派一 直把自身视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把托洛茨基主义视为“真正的共产
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梁、陆的背叛和声明，从反面宣告了他们对托派事 业的幻灭。
马玉夫原是陈独秀派的骨干，长期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与陈独秀一起 转为托派时，把好几个工人支部拉到托派中来。
他的叛变引起陈独秀的极大震动和痛苦；陈颇有寇准错用丁渭之悔，哀 叹说：“我不识人！”马玉夫在被陈独秀撤回协议委员会代表时，就耿耿于怀，
退出了“无产者社”的中央。他平时作风流里流气，还自称是“工人代表”。 所以陈独秀说：“搞革命，当领导人，还是知识分子，工人不懂！”3其实马
玉夫恰恰是知识分子，根本不是工人。当时托派和共产党内都123访问宋 逢春谈话记录（1985年10月12日）。
陆一渊：《以前种种》，《苏俄评论》第1卷第3号。 梁干乔：《回忆与展望》，《苏俄评论》第1卷第3号。梁干乔“背叛”
后，首先以曾是广州黄埔军校同学的身份，投靠戴笠。那时蒋介石正在筹组
法西斯组织“复兴社”，戴笠正在为蒋筹建军统特务机构的前身“复兴社特 务处”。于是，梁干乔就与戴笠等人结成“十人团”，成为军统特务组织最早
的骨干；他还是筹组“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他在特务组织中，以 研究反共政策著称，由于反共有功，受到戴笠的器重，一度任特务处南京总
处的书记长，主持特务组织内部的工作。抗战爆发后，他任特务处郑州办事 处主任时，因企图发展个人势力，受到戴笠的忌恨和箝制，遂跑到西安，投
靠胡宗南，任该部政治部主任，专门从事破坏革命圣地延安的反革命活动。 有唯成份论的倾向。中共“六大”受了布哈林的影响，选了一个工人出
身的向忠发当总书记。实际效果并不好。托派在理论上似乎更强调这一点，
他们不明白，革命成败关键在于路线是否正确，不在于领导者的出身。 陈独秀着手重整托派中央，吸收尹宽、宋敬修、蒋振东等人加入，但到
8月又受打击。 一天，尹宽受陈独秀之托召集会议于上海英租界振华旅馆，中央组织部
长宋敬修代陈主持会议，是夜，与会者全体被捕。1就这样，“陈独秀想收 拾残局，重振旗鼓，但很长时间也收不拢来”2。所谓“中央常委”，一直
只有他和彭述之二、三个人。即使弄到这种地步，陈独秀与彭述之也团结不 了。
托派小组织协议统一期间，由于陈独秀果断地采取坚决措施，粉碎了彭 述之破坏统一的阴谋，两人关系发生破裂，连私人间的友谊也不再存在了。
与陈独秀关系极深的郑超麟说：“陈独秀是富于意气的人，他容易信任人， 容易过份估量所信任的人的价值，可是对这人失望之后又容易走到另一极端
去。”从此，他对于彭述之的厌恶恰好同过去的信任一般，流于过火。当时 何资深议论彭述之，说他是个“纸老虎”，表面张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