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挤他们到后台去》，《热潮》第7期。 顽石：《由反日到反国民党》，载《热潮》第7期，1932年1月23

日出版。 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人类史上一切革命都是‘越轨行动’。

可以说，没有‘越轨行动’，便没有人类进化”。

“我们应该高声大喊‘越轨行动神圣’！”1他还在提出学生运动与工农 兵结合时，批驳了国家主义派所谓“反动为静”和“跃出漩涡”的主张，并

指出这种主张是“埋葬学生运动”和“埋葬反日运动”的主张。

这些表明，在民族危机面前，陈独秀还保持着他在1903年“拒俄运 动”及以后“五四”、“五卅”运动中反帝爱国的传统。所以，1932年1

0月，他被捕后，国民党政府就以他写的文章为据，判他为鼓吹抗日反对政 府的“危害民国”罪。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反复宣传了他的独特的政治主张——“反日反国民 党”的纲领。在上海“一二八”抗战以前，其基本内容有两点：第一，抗日

救国只能依靠中国人民尤其是“下层的劳苦民众”“奋起自救”，“千万不要 依赖现在的统治者”，并且强调：“我们三四万万有历史，而且有文化历史、

革命历史的中国人，能说没有力量吗？除开少数卖国的军阀、官僚、奸商和 豪绅等寄生虫，还有多数爱国的民众，??我们相信，民众热潮具有大炮飞

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淹灭帝国主义的凶 焰，淹灭它一切的敌人。”2由此，陈独秀说：“中国人民之不能及时奋起自

救！我以为这才是此次反日运动中之真正危机！也就是中国民族之12《发 刊词》，《热潮》第1期。

顽石：《谈谈“越轨行动”》，《热潮》第5期1932年1月7日出版。 真正危机！”1第二，召开国民会议，领导一切国是。在“反日反国民党的

高潮中涌现出一个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对抗的国民会议”，作为全国反日民 众代表自动集合的总机关，组织武装，组织国家，以彻底反抗帝国主义，彻

底肃清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的总机关。2这个国民会议的纲领是：宣告对日 绝交；宣告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及由此所得的权益一切

永远无效；武装全国反日民众参加战争；解散一切不受国民会议命令者的武 装；没收所有奸商亲日派的财产充作军费；全国工厂由各厂工人设立工厂委

员会监督生产；宣布实行8小时工作制；宣布土地归农民和召集全国农民大 会议决土地制度的日期。3陈独秀在这里，似乎找到了他转向托派以来梦寐

以求的“议会斗争”。123三户：《论国民救国会议》，《热潮》第3期。 顽石：《中国民众应该怎样救国即自救》，《热潮》第6期，1932年

1月13日出版。 顽石：《真正的危机》。

令，奋起抗战。陈独秀极为振奋。他在事变第二、第三天，接连以“中 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名义，起草发表了《为“上海事变”第一次告民众书》

和《第二次告民众书》1，称“现在的事实已显然证明，中国的士兵及一部 分下级军官，在民众反日的激烈空气下，在违反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之下，是

可以抵抗帝国主义强盗军队的。”文件揭露蒋介石南京政府破坏十九路军抗 日的种种活动，号召“上海一切被压迫民众立刻武装起来到前线去！一切巡

捕义勇军及各地的士兵自动起来参战！十九路军的士兵及下级军官们坚决反 对南京政府的无抵抗主义，防止上级军官的妥协，作战到底”！“立开上海市

民众代表会议，组织紧急行动委员会，集中一切物质力量，帮助抗日的武装 队伍！”后来淞沪抗战被蒋介石破坏，陈独秀起草发表了《为日军占领淞沪

告全国民众》的传单，列数蒋介石国民党“纵敌卖国”六大罪状，疾呼“全 中国的革命民众们！要抗日救国首先要推翻纵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自动

的召集全权的国民会议”。

这时，陈独秀对“九一八”以后的形势，进行了新的更加激进的估计。 他认为“九一八”后的形势同1929年他与党决裂到1931年5月刚任

托派总书记时的形势完全不一样。那时，他认为革命处于低潮，国民党统治 日趋稳定，经济也会随之而有相当的恢复和发展，所以他反对党采取的武装

斗争的策略，主张开展以召开“国民会议”为中心的合法运动。现在，他认 为“正是中国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1油印传单。

斗时期”。尤其是反日运动发展到反国民党，蒋介石下野，国民党政府 发生统治危机时，他更进一步认为：“革命的民众都早已认识国民党政府根

本是卖国政府，根本非推翻它便不能反日，不能救国”1；“目前是国民党 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由动摇而走向崩溃，民众已经开始抬头的新时期，形成了

无产阶级进攻的客观环境，反日的民族斗争已造成了武装民众的特殊机 会??，我们一秒钟也不能放松抓住目前这一阶段的实际环境与机会，鼓动

工人群众起来为这些口号（指“武装群众打倒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等——引 者）而斗争，以造成革命的高潮，以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势。”2在另一篇文

章中，他则更明确地指出，目前形势与列宁描绘的俄国1905年时的革命 形势相似，是“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已开始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新时期就

是大多数民众表示不能与国民党政府相容，??且觉悟到有建设新政治制度 之必要”；“因此，我们左派反对派应当觉悟到不仅限于‘国民会议’之形式

的口号，??（而且）要从速推翻国民党政府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实现‘革 命的民众政权’。”3陈独秀从这样的估计出发，于1932年2月10日起

草了常委《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并在上海各区委书

记联席会议上表决通过：多数同意，少数反对。123独秀：《一个紧急的 政治问题》（1932年1月20日），《火花》第7期，1932年1月2

8日出版。

《常委对于北方问题的决议》（1932年1月7日），《校内生活》第

2期。 顽石：《由反日到反国民党》。

《政治决议案》提出“我们的任务”是：“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 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使之坚决的举起反日反国民党的旗帜”；“用全力推

动城市工人自己的以至进攻的斗争。罢工运动一广泛起来，便应组织工人苏 维埃，如果当地已有义勇军或我们能够影响的军队，更进而建立工农兵苏维

埃”；“在适当地点召集全体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领导全国范围的反日反国 民党的斗争”1。不仅如此，陈独秀在这个“决议案”中，还提出了一条实

际上偏离托派传统观念——不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作任何联合

——的策略：“如果小资产阶级的党派，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党派 还未放弃对日战争的旗帜而企图推翻国民党政权，我们和他们可以在共同行

动上，首先推翻革命的民众之最凶恶的敌人——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 府。”陈独秀在后来解释为什么有这个策略转变时，强调正是由于“九一八”

后的形势，所以1931年5月托派统一大会上通过的政纲“已经不适用至 少是不够了，当然只有重新决定目前的任务”2。

这期间，陈独秀还主动缓和与党的对立情绪，呼吁与党合作领导运动。 他在“决议案”中说，“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做过不少的错误，

毕竟还是在群众中有权威的党。

它不但是无产阶级的党，并且应该站在民族领袖地位；它此时即应号召 民众自动的建立全权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来代12“常委”为公布《法南

旧区委同志答复常委的信》加的按语，《校内生活》第4期，1932年1

0月1日出版。

《校内生活》第3期，1932年5月20日出版。 替国民党政府领导全国的反日斗争。??红军一与某一工业政治中心城

市（如武汉）民众运动汇合起来，即应在那里召集国民会议，做反日反国民 党斗争之总机关。”在“我们的任务”中，还说：“在已有农民苏维埃的省份，

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一经成立，应即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为 执行以上的任务，我们??积极要求我党的领导机关改变策略，召集紧急会

议，以谋整个党策略上组织上的统一，在未统一前，力求在一切行动上的合 作。”

在1932年1月1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1中，他更明确地表示： 在所有工会运动中，罢工斗争中，学生运动中，反日运动中，国民会议斗争

中，反国民党斗争中，以至苏维埃运动中，一切共产主义者联合行动，“我 们左派反对派在一切行动中都准备和全党同志携手前进！”不仅如此，他还

与彭述之、罗汉三人署名，直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的建议。

2这种立场和态度，与他当年开始转向托派，与党决裂，直到“九一八”前 的情景，形成显明的对比。但是，这种变化仅仅是在抗日问题上，他反对党

的基本纲领的立场，一点也没有改变。就在1931年12月26日，他在 上述发表《告全党同志书》的同一期《火花》上，为托洛茨基的文章写了按

语，在按语中竟还在批判党在苏区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批判张闻

天做的《庆祝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12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 口《正报》，1938年4月24、25日。

《火花》第7期。 会》报告1和《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

苦民众书》2，批评党始终不肯抛弃“工农民主专政”口号，“是为‘反地 主’的资产阶级在将来的新政权中留一席地”。对红军的态度也如此。他需

要的红军，是当“配角”的红军，配合他的“国民会议”。甚至在他起草这 个2月及其前途》一文，又老调重弹，胡说“红军”是土匪“为生活而奋斗

的方式”；“现在的‘红军’运动，不但还没有城市工人革命运动的领导，即 党（国际与中国党）的领导亦不充分，领导的政策更不正确。??而且党有

农民意识化的危险。”3由于陈独秀对党的基本纲领的态度未变，又由于这 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开始统治全党，1932年1月9日作出的《争

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把托陈派说成与国民党改组派、江 苏耆老和第三党一样，“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

协的反革命派”。所以，陈独秀、彭述之、罗汉三人签名要求与党“合作抗 日”的呼吁信，非但没有得到响应，还受到斥责。中共中央在向共产国际报

告这件事时说：“取消派为要维持其在工人中的欺骗，在‘一二八’后向党 提出来要求联合，共同的开联席会议。党向被取消派欺骗的少数工厂中的群

众的回答是：号召他们了123《火花》第9期，1932年4月16日出 版。

《红旗》周报第23期。

《红旗》周报第22期。 解取消派破坏反帝运动的罪恶（破坏沪西大罢工），党愿意与他们在全

上海工人阶级一致的联合战线上共同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党不能与陈 独秀派开联席会议，革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陈独秀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

1“我自将心向明月，那知明月照沟渠”。陈独秀等人对此颇为遗憾。不过， 陈独秀等提出与党合作抗日的思想，没有维持多久，随着上海“一二八”抗

战被蒋介石反动集团所破坏，形势急转直下；他因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不久 被逮捕入狱，他的思想也就随着消沉下去。

高擎爱国大旗制裁极“左”派中国托派本来就是理论上极“左”、行动 上极右，战略上极“左”、策略上极右的怪胎组织；可是在其内部还有更加

荒唐的极“左”派。他们激烈反对陈独秀反日反蒋的立场和他对形势的估计、 对任务和策略的决定。

一些人以“工人无祖国”等漂亮的词藻，反对提“对日宣战”的口号， 为侵略者效劳。

为此，陈独秀撰文予以严厉的谴责，揭露他们拿什么“大同主义”、“打 破国界”、“不要祖国”、“不爱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国家”、“反对狭义的爱国

和虚伪的民族主义”等等“高尚的理想”，来根本反对对日宣战，“则只表示 他们的高尚理想，高尚到和从耶稣、托尔斯泰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

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第208—209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 到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一样，??实际是反动的。”1在托派内部刊物

上，陈独秀还详细分析严厉批判了这种反动的极“左”思潮，指出这种人在 宣传鼓动中反对使用“救国”、“爱国”这类名词，发出鄙弃“民族主义”、“爱

国运动”和“抗日救国”、“对日宣战”等口号的论调，主张什么“工人无祖 国”，“笼统的反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