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对日宣战、救国、爱国，都是救资产阶级的国”，“不是
我们的阶级立场”等等，在我们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看来，都是绝顶荒谬的
“理论”，所以他认为：“我们应该积极的领导中国的爱国运动，应该用我们 的纲领领导爱国运动而充实其内容，一直到夺取政权。”2反对陈独秀主张
最厉害的是陈岱青（书记）、陈其昌、赵济、王平一、李特五人组成的上海 最有影响的托派区委——法南区委以及以托派理论权威自居的刘仁静。他们
认为陈独秀对形势“陷入了幼稚的过分的估计”，“不能说已经走上群众运动 直接上升、开始革命高潮的时期”3；还说：”十九路军的抵抗是统治阶级
内部矛盾的表现，它对工人阶级影响只是一种欺骗的作用”，“没有丝毫抵抗 主义或半抵抗主义的气息”。批评陈独秀对十九路军的“歌颂”和“原谅”，
“必然增加工人阶级对十九路军乃至其他左派资产阶级的幻想，充分123
《法区扩大会议的意见》，《校内生活》第3期。 独秀：《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应不应该领导爱国运动》（1931年11
月28日），《校内生活》第1期，1931年12月出版。 顽石：《论对日宣战与排货》，《热潮》第1期。
表现尾巴主义的精神，必须严厉加以纠正”1。他们特别猛烈地抨击所
谓“共同行动”的策略和对苏维埃红军态度的转变，说与小资产阶级及向左 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在反蒋斗争中“共同行动”的策略，“彻头彻尾是机会
主义”，是“引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服从自由资产阶级当苦力”的“尾巴 主义机会主义的道路”；“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是“投降了史大
林派的主张”2。刘仁静还认为中国现在还没有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必须 经过经济复兴才能谈得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等，所以他批判陈独秀提出“组
织苏维埃”是“空谈”。刘认为国民会议与苏维埃政权是一回事，批评陈独 秀的“先国民会议后苏维埃政权”的观点是违背“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
“我们应当与这些意见坚决无情的斗争”3。 对于这些批判，陈独秀都立即一一给以回击。他以“常委”的名义，“警
告法区扩大会议及一切同志：我们万分不应该因反对史大林派全然不顾客观 环境的盲动主义，遂走到客观主义取消主义之另一极端；我们万分不应该因
为反对史大林派依靠农民来代替无产阶级执行革命任务的错误，遂走到对农
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估量过轻之另一极端”4。他解释说：所谓“‘共同行动’， 是指特定事件之一时的协作，而不是长1234《常委对法区扩大会意见书
的批评》，《校内生活》，第3期。
列尔士《中国的前途》、《对于政治决议的意见》，均载《校内生活》第
3期。
《法区扩大会议的意见》。
《法南区委陈岱青等人致常委的信》（1932年3月14日），《校内 生活》第期的政治联盟；所共同行动者，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其次才
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派，而不是整个资产阶级”。他认为马克思、列宁、托洛 茨基主张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是反对与资产阶级政党“混合”，“并不反
对两党利害一时一致时，有一时的联合”；“我们是否做资产阶级的苦力，要 看我们是否有独立的组织和政策，不在于拒绝任何共同行动”1。最后，他
一针见血地指出，陈岱青、刘仁静等人曲解和反对常委决议案，反对“共同 行动”的策略，是为了“辩护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是我们主要敌
人这一错误的观察”2，而反对与苏维埃红军“汇合”，则是“走到等待主 义的道路”。陈独秀的结论是，他们“在理论上是根本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机
会主义；在现时局势的估量上，是彻头彻尾的取消主义”3。可见，双方都 拿着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攻击对方的“机会主义”。
应该说，陈独秀是读了一些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对列宁主义的策略思 想有所领会，但这些话对极左的托派分子讲，犹如对牛弹琴。
法南区委不仅一般地反对陈独秀托派常委的意见和政策，还拒绝散发常 委的宣传文件，如《为日军占领淞沪告全国民众书》等。所以，在他们坚持
自己的立场观点，屡次不接受常委的“警告”的情况下，陈独秀最后不得不 采取组织123《常委对仁静同志论“中国前途”的批评》，《校内生活》， 第3期。
同2。
《常委批评列尔士同志对于政治决议案的意见》，《校内生活》，第3期。 手段，先是撤销陈岱青区委书记的职务，后又解散了法南区委1。
在上述事件发生的同时，北方最大的托派组织“北方区委”，也因不同
意陈独秀“常委”的意见和政策，而分裂成两派——以汪泽楷为首的“旧临 委”和以任曙为首的“临时工作委员会”。陈独秀“常委”曾三次作出决议，
批评前者右的“取消主义等待主义的路线”，批评后者“极左”及分裂组织 的错误，要二者在纠正错误的基础上立即合并统一，但遭到双方抵制。为此，
陈独秀以“常委”名义派刘伯庄为特派员到北京，取消“北方区委”，成立
“北方特委”；还是受到抵制，又两度改组“北方特委”；最后提出，对于常 委的决议“必须绝对执行，谁在组织上行动上不服从该决定，常委就认为谁
是不想留在反对派组织之内，有意破坏反对派的组织，必须予以最后制裁?? 谁不愿意参加新特委，必须书面声明理由，以凭常委审查处置，否则即以违
反纪律论”2，甚至说：“谁表示不干，就让谁滚出去。”3陈独秀所以如此
“十二道金牌”迅速坚决地处理这个纠纷，压平不同意见，是因为他估计北 方的政治形势“在最近将来很有剧变之可能，就是日人很有攫取热河，甚至
进攻平津之可能”。他要求北方组织迅速123《常委给北方特委的信》（1
932年7月25日），《校内生活》，第4期。
《常委对于北方问题的第三次决议》（1932年6月27日）；《伯庄 对北方问题的报告》（1932年6月3日），《校内生活》，第4期。
《常委通告第6号——为小陈及法南区委破坏组织原则》，《校内生活》 第活》。第3期。
健全起来开展工作，特别是在学生和工人中的工作。他具体指示：“?? 尤其是北平的现状下，在学生群众中，关于民族民主的运动，特别值得注意。”
1“在北方真正的基础，当然是铁路工人、天津的产业工人及唐山等地的矿 工??特委无论如何，必须设法在铁路（平汉、平奉、津浦、平绥等）上，
在天津和唐山去找工人群众联系，派能吃苦耐劳而又勇敢坚定的同志到上述 的群众中去工作，建立我们的组织！这是我们整个北方工作的基础之所在。”
2此外，对于陈独秀提出的在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后建立“民众政权”的 主张，连“常委”的唯一伙伴彭述之也反对。彭声称陈在机关报上发表这种
主张时，他因生病，“事前并未予闻”。他认为“民众政权”的提法，“不能 表现政权的阶级性”，而目前又还未到发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的时
期，因此，“目前在宣传鼓动上不应该涉及政权问题”；又“因为目前没有代
替国民党政权的适当口号”，因此，“不应该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 只提“反蒋”就可以了3。
所有这些都说明，当时以托派组织名义发表的一系列文123参见法南 区委陈岱青等5人1932年6月22日致常委的信。雪衣：《一个紧急的
政治问题》和《几个争论问题》，均载《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二——国民会议 与苏维埃》，“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宣传部”1934年5月《常委给
北方特委的信》（1932年7月25日）。
在这里，陈独秀再次显示了对政治形势观察敏锐的卓越才能，因为此后 不久，1933年初，日本就侵入热河，冯玉祥即组织察北同盟军进行长城
抗战国民党政府屈辱订立塘沽协定。1935年，日本又制造华北事变，想 夺取平津，学生奋起救亡，发动了“一二九”运动。
件，主要都是陈独秀个人思想的产物。只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当时托派 组织不健全，所谓“常委”实际只有他和彭述之两人在活动，再加上他一贯
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制作风，还有他所掌撑的宣传工具，使得他的意见主张， 得以迅速而顺利地通过组织或个人的名义传播各方；另一方面，则由于他当
时托派总书记的地位和历史上的威望，在必要时，他可以利用会议多数同意， 通过他起草的文件。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在这场争论中，那些持反对意见
的人，并不因此而被压服。法南区委坚持反对陈独秀“常委”决议的一个重 要理由，就是“二三人的常委已不如经常状态的集体领导机关的健全，而且
差得很远”；某些重大问题，“常委本身尚未取得一致，而通告却已发出，口 号亦在机关报上提出了。而且事后述之同志到处都说明他对独秀的意见不能
同意。”1于是，争论一直继续了下去，直到1934年下半年至1935 年初，另一批托派分子，趁陈独秀在狱中的机会，在刘仁静的支持下，又把
1931年至1932年托派中央的文件翻了出来，作为“彻头彻尾的机会 主义”进行批判，要陈独秀承认错误，因他拒绝，而演了一场“开除”陈的 闹剧。
就这样，“九一八”后的陈独秀，虽然满怀激情，渴望乘抗日民主运动 的高潮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再次大干一场，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种种
限制，他的一切努力都落空了。
他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其中虽有一些闪光的思想，于实际斗争没有 发生什么影响。
眼看着大好的革命形势像洪峰一1法南区委致常委的信（1932年6 月22日）。
样迅即远逝，他所起草发表的那些文章、宣言、决议以及主编的刊物， 也都被裹挟而去，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
四被捕·狱中生活·出狱祸起萧墙处惊若定还在1932年春天的时候， 原托派“中委”濮德志、宋逢春因狱中时疫流行，保外就医。陈独秀知道后
几经催促，又把二人拉回来，才整顿起比较健全的五人“常委会”：陈仍为 书记，委员彭述之、罗世藩、濮德志、宋逢春，秘书谢少珊。
6月15日，陈独秀致函托洛茨基，报告了中国托派重整组织的情况， 以及“九一八”后采取的与左倾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苏维埃红军、义勇军“建立联合战线”（“共同行动”）的策略，请求 指示。
9月22至26日、10月3日，托洛茨基两次给陈独秀回信。对于与
红军联合抗日的问题，信中说，根据俄国的经验，农民游击队“时常和工人 及地方党部发生冲突”，中国“在农民运动本身，是有着很强的私有性与反
动倾向的。??它会仇视工人的，因为早已有了武装会更增加这种仇视”。 他指示必须首先建立“工会和党的中心”，“并且要预备和获得对农民运动的
领导，特别是它的‘红军’”。托洛茨基特别强调“国民会议”的口号，指示 在目前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中，“除了国民会议，不能够提出旁的中心政治
口号”。“现在革命的煽动，首先应该尽可能地向着反对国民党政府方面进 行??无论是关于什么具体问题口头的文字的煽动、罢工、露天大会、示威、
抵制，都必须加上‘打倒国民党，国民会议万岁’的口号。”1托洛茨基完 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就凭他头脑中想出来的理论，再加上他的所谓“革命
经验”，便武断地教导陈独秀如何进行中国革命，其荒谬绝伦（尤其是中国 农民问题和红军问题），可想而知。但是，陈独秀的托派中央还未接到托洛
茨基的这两封信，就于1932年10月15日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破 坏。那天，彭述之、罗世藩、濮德志、宋逢春到上海虹口区有恒路春阳里二
一○号谢少珊家开会，被中统特务全部逮捕。陈独秀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 本可幸免，但由于唯一知道他住址的谢少珊的出卖，他终于在晚上被捕，致
使托派中央被一网打尽。陈独秀一生奔走革命多次被捕，这是第四次，也是 最后一次。2过去被捕，每次都经过营救，很快获释，这次却被判刑坐牢了。
12有人说陈独秀五次被捕。其实，1913年8月在芜湖被龚振鹏绑缚欲 杀，是出于误会，事件也属绑架，与其他四次被反动当局逮捕，性质不同。
托洛茨基：《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
《是行动的战略不是揣测——给中国同志的信》，均载《中国革命问题》，第 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为了保护叛徒谢少珊，一直未透露谢出卖陈的情况。
在审判时，检察官没有对谢提出起诉，在陈的起诉书和判决书中叙述陈独秀 被捕经过时，故意称在逮捕彭述之等人时，“当场抄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