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才能进行澄清吏治，

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整饬军备等等，而要作到这些，就必须集中权力于一 个党一个领袖，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才能高度发挥民族精神，举国一致，

集中力量去抵御外侮。归根到底，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和

绝对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 复兴社的主要活动有这么几项：

第一项是发展组织，培训人员。在总社下，在南京、上海、北平、武汉 各建了一个支社，还准备在广州建立支社。蒋介石的意见，在组织发展上，

吸收黄埔学校学生，要求的条件可以放宽一些，加入组织以后，执行纪律要 严一些，吸收普通学校的学生，要求的条件要严一些，加入组织以后，执行

纪律的条件要放宽一些。同时，在南京开办了一个“特别研究班”，为期三 个月，有二百七十人（包括中共的叛徒和改组派分子）参加受训。主要课程

有“领袖论”、“党派批判”、蒋介石训话、“名人”讲演。受训后十分之

八九都加入了复兴社。1932 年4月间，又办了一个“宪警训练班”，受训的 是几百名失业的军校学生，后大部分加入了复兴社。刘健群还搞了一个“军

委会政训班”，招考了大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学生五百多人，予以半年 的训练，毕业后分到军委会所属各级政训处工作。当时蒋介石还想把留俄学

生考核一部分加入复兴社，预备将来作农工运动。结果这班人都醉心千升官 发财，谁也不愿去做农工工作。

第二项是进行法西斯舆论宣传。1932 年 1 月 1 日开办了一份《中国日 报》，作为复兴社的机关报，把《军声》杂志社拿过来，还办了一家“拔提

书店”（“拔提”是英文 party 的音译），出版军事书籍和法西斯性质的书 籍。

第三项是打入 cc 和其他反蒋派系中去，捞取情报，进行分化瓦解活动。 cc 是拿着党部的招牌，复兴社是利用军政的力量互相争权夺利。当政学系杨

永泰将豫、鄂、皖、赣四省党部领导权从 cc 手中夺到时，黄埔系就乘机进入 党部。一些 cc 分子看各地党部成了无香火的土地庙，就纷纷奔向黄埔系，加

入复兴社。当时豫、鄂、皖三省，就有一半的县党部书记长加入复兴社或靠 拢复兴社。在学校中，cc 同黄埔也展开了拉夫争夺战，互相攻击对方有共产

党人，甚至互相绑架，互相暗杀，进而导致了 1938 年在武汉，蒋介石公开宣 布双方解散小组织，决定建立三青团。1932 年 4

月间，广东的陈济棠派人到 长沙联络何键反蒋，5、6 月间，李济深派人到武汉活动军校后期的学生反蒋。

这些人不是被复兴社分子吓跑，就是被蒋介石抓起来秘密处死。

第囚项活动是杀害进步爱国人士。最显著的事件就是暗杀杨杏佛和史良 才。杨杏佛当时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这个组织是 1932 年底由蔡

元培、杨杏佛和宋庆龄、鲁迅一起搞起来的。当时蒋介石对宋庆龄下手顾忌 尚多，乃决定杀掉一个“适当”的人来对宋进行恐怖和威吓；加上杨杏佛在

1933 年春到华北等地进行过一些活动，宣传民权保障同盟的神圣任务，针对 蒋介石种种蔑视民权、无法无天的作法，进行坚决的斗争，并极力主张停止

内战、一致团结抗日。于是蒋介石就决定要杀害杨杏佛，将这一罪恶活动交 给戴笠来干。1933 年 4、5 月问，戴笠着手观察了杨杏佛的每日行动，决定

要将杨杀害在法租界杨的住处）这样既可以显示复兴社的力量，又可以使蒋 介石不负破案责任。1933 年 6 月初，戴笠亲赴上海指挥布置，参加行动的有

六人，事先都宣誓“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立即自杀，而不能泄漏 出去，否则将遭到严厉制裁。6 月 13 日，他们将杨杏佛枪杀在上海法租界亚 尔培路

331 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门口的汽车上。他们连发十多枪 将杨和司机打死，杨的儿子杨小佛被其父亲的身体袒护着只是腿部中了一弹

而幸免于难。参加行动的一个复兴社分子叫过得诚，行动后跑错了方向来不 及上车逃走而被车上的人打死，以后戴笠为纪念他，把中美合作所的一条马

路叫“过得诚路”。宋庆龄到万国殡仪馆吊祭杨杏佛，指出这是一种有计划 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她不会被这种卑劣手段所吓倒。当时去吊祭的还有鲁

迅、何香凝、沈钧儒、李四光等。复兴社分子把这些情况一一禀报蒋介石。 史良才是上海《申报》的主持人。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着日寇的野蛮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史 良才及其《申报》，从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又受到当时爱国民主

运动潮流的推动，抨击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剿共”政策，进而反对国 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结束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史良才又以巨款支援上海

“八一三”抗战，还聘请了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参加《申报》馆的工作。在这 样的情况下，蒋介石下令要除掉史良才。当时史是有防范的，除了使用的汽

车有保险设备外，并雇有私人警卫。1934 年复秋间，戴笠奉蒋介石命令要暗 杀史良才，戴就亲自赴沪布置。这一年 10 月间，史携眷去杭州调养胃病，于

是复兴社分子就在 11 月 13 日将史良才枪杀在由杭州返上海的途中（浙江海 宁县翁家埠附近）。案发后，蒋介石还唁电史良才家属并命令浙江省主席鲁

涤平悬赏缉凶，而同时，凶手们从蒋介石手中领到了一笔犒赏费。事后，为 了灭口，蒋介石又下令将知道枪杀史良才秘密的鲁涤平及其夫人杀害。此外，

象在察北领导抗日的共产党员吉鸿昌、第三党派领袖邓演达以及许多反蒋地 方军人（如西北军人任应歧、东北军人王以哲）都遭到戴笠杀害。

第四节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一、“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对日本入侵的态度

蒋介石在建立南京政权后，对内是大打内战，包括军阀间的混战和对我 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对外是对待日寇的入侵采取不抵抗政策。总的大政

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结果是“安内”却引狼入室，日寇大举进兵东 北。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内部各派的态度起了变化，因为大敌当前，中华

民族面临危亡，于是出现了一系列事变。“九一八”事变是第一椿事情。

“九一八”事变前，日寇驻在东北的兵力，一为铁路守备队，下辖四个 大队，由其国内各正规师团抽调兵力编成，是永久性的驻屯军；一为驻屯师

团，辖两个步兵旅团和一个骑兵联队、一个炮兵联队，这是驻东北的常备师 团，每两年与国内师团轮换一次：一为旅顺要塞司令部，辖旅顺重炮兵大队

以及属于关东军的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等。这些部队统归关东军司令部指辉。 关东军司令部原设在旅顺，“九一八”事变前移到沈阳。当时这些部队主要

是控制了辽吉两省的重要城镇和主要交通干线。日寇图谋东北，由来已久， 迄至“九一八”事变前，日寇在东北的侵略势力已根深蒂固，为了力谋实现

其大陆政策，已多方制造事端，向我挑衅。

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蒋介石在指导思想上，受“攘外必先安内”支配， 对日寇没有作抵抗的准备；在行动实践上，忙于军阀混战，陆续抽调东北军

队入关，使东北边防日益空虚。

在 1931 年 7 月 23 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 的书告中就十分清楚地表示了他对“安内攘外”的立场与观点。他说：“我

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 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

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不先消灭赤匪，恢 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九月一日，蒋介石在汉口发表的《为呼吁和平告全国同胞书》中下了死决心 地说：“中正惟有一本素志，全力剿赤，不冀其他，惟冀除我民族根本之大

患，以完成唯一之使命。”

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为了帮助蒋介石战胜冯、阎，已将东北军主力大 部分开进关内，自己也长期住在北平1。1931 年 7、8 月间，冯玉祥部投张学

良的石友三受非常会议的收卖，又转过来反张，迸兵北平。这时，张学良就 把东北可能抽调的部队抽调入关，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事（黑龙江仅有的两

个国防旅也都在这时调入关内），这样，致使东北的边防军兵力益形单薄。 当时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的抽调兵力打石友三，曾作了通俗而又形象的比喻

说：“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笤帚纥达都拿 出来了。”结果在东北，吉、黑两省只剩下五个旅，而且多为装备低劣、两

团编制的省防旅；处在日军强大兵力威胁下的辽宁，也仅留王以哲的第七旅、 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张树森骑兵第三旅、常经武的第二十旅和两个省防旅，

总共五六个旅的兵力。这正如冯玉祥所说的“当时看见张学良跑到北平，日

1 张学良于 1981 年 5 月参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后，因患重伤寒症入北平协和医院医治，原打算 9 月返沈

阳，后闻日军事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要暗杀他，就继续留在北平。

本人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发动了，因为日本人看见蒋介石在北伐成功以后，自 己用刀把自己的臂膀和腿都砍掉了，明明地知道，就是日本人占了东北，蒋

介石也没有什么办法。”1

东北的形势越来越危急，日本的侵略野心暴露越明显，蒋介石却顽固地 主张采取“不抵抗”的对策。当时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熊正平

目睹“九一八”事变前“沈阳形势即日渐紧张”，就向警务处长黄显声报告。 黄遂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黄由北平返回沈阳对熊正平说：“副司令派王

维宙代表他到南京请示中央了，蒋介石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 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万一日本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

难。副司令又说，你们地方武装可加紧训练，严加戒备。”当时第七旅旅长 王以哲面对“万一发生事变，我旅必将首当其冲”的态势，亲赴北平向张学

良报告，并请求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一部分，以防万一。王回到沈阳对部属说：

“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千， 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并告诉张学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对英国不合作的办法来

应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据 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回忆说：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

铣（八月十六日）电，主要内容是：采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让，避免冲突， 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等语。”2

冯玉祥也说过：“九一八”事变前，“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 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蒋说：‘这话是

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全国的舆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 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1可见，这个“不抵抗”

对策是既定了，所以到了 9 月 12 日中国驻日大使馆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 对满蒙的最后方针，认为中村震太郎的失踪，系被中国虐杀，已密令驻屯南

满沿线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这时，张学良还是令驻沈阳的东北边 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同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说，中村事件经我方调

查，已将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瑞玑扣押，即为负责处理，意谓中村事 件如能协议解决，或不致发生严重事端。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态度：第一，幻想和平解决。他说：

“我们现在固要尽力避免战争，且在未至战的时候，仍要镇静持重，无暴其 气。”“现在我们的军备武力，虽然不如日本，但因为我们人民知识程度提

高，所增加的卫国的力量，实在足以保卫我们国家的存在。这种精神的表现， 决不是军国主义的国家所能压倒的，所以此次事件，固希望能够和平解决，

但若万不得已而须以武力自卫，就必定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第二，迷信 国联来解决。他说：“我国是世界国家之一，既不能离开世界，同样既是国

际联合会的一分子，即不能离开国际。”“我们更应相信国际有公约，人类 有公道，我们要以和平的心理去遵守，以牺牲的精神去拥护。”第三，先要 安内。他在 9

月 28 日宣誓救国御侮决心时写道：“持其复仇之志，毋暴雪耻 之气，兄弟阋墙，外侮其御，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