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军事上密切合作

进行彻底革命以外，别无其他取得胜利的道路。”1

蒋介石是怎样镇压这个事变呢？ 陈布雷在日记中说：“是年冬，福建有人民政府之变乱，蒋公于事变甫

萌时，竭力劝导，不欲以纪律相绳，乃变乱终于勃发，蒋公在赣筹策既定， 于十二月莅杭部署讨乱军事，凡留居一周，而后由浙入闽讨逆。”2当时，蒋

1 麦朝枢：《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回忆》，《文史资料选缉》（全国）第 37 辑。

2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37 页。

介石在南昌，他根据所获悉的各方情报和审度了当时国内形势，认为非迅速 扑灭这一事变，将会严重地动摇他的统治地位。他和熊式辉、顾祝同、陈诚、

林蔚等人进行了几天的商讨后，决定立即从各方面抽部队入闽讨伐十九路 军。

以蒋鼎文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率李玉堂的第三师、李延年的第九师，由 赣东进入闽北，集给于建阳、建瓯一带。1933 年 11 月 30 日，落介石在南城

检阅第三师和第九师，对全体官长发表了讲话，大骂“闽变”说：“此次叛 逆第十九路军在福州组织了一个所谓生产党，成立了一个所谓人民政府，并

且撕毁了总理的遗像、遗嘱，禁用青天白日的国旗和党徽，不仅背弃中国国 民党和三民主义，而且连中华民国的国号也要根本推翻，伪称一个什么‘中

华共和国’，这真是倒行逆施，丧心病狂的反动，实为我们革命历史最大的 污点，和中华民国最不幸的一回事。”表明了他要坚决镇压“闽变”的态度：

“现在第十九路军已经为几个叛逆的将领陈铭枢、李济深、蔡廷锴等所利用， 要来反叛中央，反叛中国国民党，毁弃三民主义，推翻中华民族，所以我们

非以最大的决心赶快把他扑灭不可。”进而，蒋介石给第三师和第九师下达 了“要开到福建去，一面剿匪，一面讨逆”的任务，给这两个师的官兵打气

说：“此次出师讨逆，乃为要实行总理的二民主义，乃为要拥护中国国民党 和中华民国而出师讨逆，乃为抗日、为剿匪，为安慰一般先烈的灵魂，为拯

救福建民众出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出师讨逆，古人所讲的‘师出有名’，和‘仁 者无敌于天下’，我们现在讨逆剿匪之师，乃是理直气壮的仁者之师，所以

我们相信这一次到福建出师讨逆，一定能很快的将这些叛军削平，并可将赤 匪同时肃清，获得根本解决与最大的成功。”

以张治中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率王敬久的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的第八十 八师，由南京、杭州地区经浙赣线运到衢州，进入闽北的浦城、建瓯一带。

原驻闽北的刘和鼎的第三十九军亦归张治中指挥。

以卫立煌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冷欣的第四师、李默庵的第十师、宋希 濂的第三十六师、刘戡的第八十三师、汤恩伯的第八十九师，经金溪、资溪

进入闽西的邵武、顺昌一带集结。1933 年 12 月 1 日和 10 日，蒋介石在抚州

检阅了第三十六师和第十师、第八十三师，发表了长篇讲话，诬蔑第十九路 军“外结倭寇，内联赤匪，拿了日本三百万块钱，和赤匪打成一片在福建公

然造反”，是“彻底的反革命”，认为“讨逆”和“剿匪”是一码事：“现 在福建的叛逆已经与赤匪联络一气，叛逆所窃据凶地方，已开始匪化，所以

我们此次讨逆，名义虽不叫剿匪，实际上完全与剿匪一样，尤其是我们要根 本剿灭赣的土匪，非同时剿灭这福建方面接济土匪的叛逆不可。”

另外，蒋介石派毛邦初为空军指挥官，集中当时大部分战斗机及轰炸机 于建瓯，侦察十九路军的调动情形，并轰炸福州等地。将原驻在南京的最好

的两个炮兵团——第一、第五两团（这两团各有德国造的卜福斯山炮三十六 门，装备齐全，系经由德国顾问训练出来的）的大部分，运到建瓯集结。派

海军舰队到福建海面活动，进行侦察和威胁。

蒋介石本人亲自到建瓯设立行辕，指挥各部队开始攻击十九路军。上述 可见，蒋介石是不惜血本，抽了他的嫡系部队，配上海、空、炮的力量，并

亲自指挥，大动干戈，彻底镇压“闽变”。

在蒋介石的淫威下，国民党内其他一些派别也纷纷通电表态拥护蒋介 石、反对“闽变”。胡汉民闻报，即首先通电痛斥闽方，措词极为严峻。陈

济棠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继之。李宗仁在回忆中说：“我原拟不作任何表示， 因断定闽方必败，实毋需多此一举。但因外界盛传闽、桂合作，胡汉民、陈

济棠等乃劝我也发表通电，以表明心迹。我和白崇禧遂联名通电，劝闽方人 士‘幡然改图，共赴国难！”1

结果，“闽变”在蒋介石的镇压下，加上两广的反对、十九路军内部的 叛变以及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错误对策，致使“闽变”前后不到两个月，于 1934 年 1

月底 2 月初宣告失败。蒋鼎文占领福州后，蒋介石发表他为东路军总指 挥，所有在福建的部队均归他节制。蔡廷锴只身离开部队去香港，十九路军

被蒋介石改编，照原番号缩编为师，所有师长、团长均由蒋介石另派人接任， 原十九路军的高级干部由中央资遣出洋留学或考察，中级干部依其志愿送入

陆军大学或中央军校高级教育班学习。随后，缩编了部队陆续运到河南等地 整训，逐渐被蒋介石吃掉。其中也有一部分残部退入广东，为陈济棠所改编。

这支抗战有功的十九路军到此竟完全解体。

四、对两广“六一”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南反蒋由来已久，还在蒋介石第二次上台后，原由广州非常会议成立 的西南政府于 1 月 5 日通电撤销，但西南又成立了所谓均权分治的“国民党

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 实际上仍然存在半独立状态。当时陈济棠想保持他的“南粤王”的地位，李

宗仁想推动陈济棠和其他方面组成反蒋介石的联合阵线。蒋介石之所以容忍 西南这种局面的存在，主要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

地和红军。在“围剿”我革命根据地期间，蒋介石指示陈济棠参与“围剿” 的电令频繁下达，尤其在第五次“围剿”期间，更是电令一个接一个。1933 年 3 月

13 日，蒋介石电令陈济棠出兵“抗日剿共”。4 月 15 日，电今陈济 棠“倾全力以剿共”。同月 21 日，又电令陈济棠负责“剿共”。5 月 20

日， 复电陈济棠，“速清心腹大患共匪”。9 月 7 日，电令陈济棠，“尅期规复 瑞金、会昌”。1934 年 5 月 18

日，致电陈济棠，“加强碉堡工事，防匪西 窜”。蒋介石还专门派何健前往广东晤谈，在 6 月 11 日给陈济棠的电报中说：

“吾人实负中央地方之重责者，似有扫荡一切疑云，速谋一致努力之必要。 兄等所见想必相同，在剿匪进行中及匪患平走后，几安内攘外之大计，与治

标洽本之方法，不妨交换意见，彻底磋商。芸樵1兄关怀尤切，兹特托其赴粤 晤谈，尚盼开诚相示，以求一当。”但是，蒋介石始终没有忘怀要解决两广

问题。到了第五次“围剿”得手后，两广同蒋介石的矛盾又日渐明显暴露。

1935 年 6 月 8 日，李宗仁给龙云的电报中说：“承示蒋公到滇，与兄陈述统 一御侮，卓见伟论，至为钦佩。弟等对时局混沌，极抱杞忧。如确能推诚相

与，因势利导，致国家于长治久安，固弟等所祷祝也，”很明显，话中有话， 李宗仁是认为蒋介石没有“推诚相与”，是另有阴谋。龙云在复李宗仁的电

中表示赞同李的意见。12 日，落介石密电龙云说，“据确报，粤桂乘倭寇进 逼平津之机，决定动员北犯。望兄部即派有力部队进驻盘属，并请代为抚慰

黔军勿为逆用。”22 日，西南执行部通电龙云转国民党中央，例举了华北危

1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662 页。

1 芸樵即何键。

急的一系列事实后说：“际兹危急存亡之秋，中枢有无对付方策，请明白宣 示国人。”于是，龙云就在蒋介石与两广之间进行调处，来往电报十分频繁。

最后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1）军事：两广应划为一军区，委陈伯南负 责主持，德邻副之。现存之集团军名义，即通电自动取消。所有两广军政人

员，概呈中央另行加委。现有军队数量，酌予减缩，或维持现状，但不能再 有增加。（2）政治：现设立之西南政务委员会应即取消，粤省府就此改组，

主席及各委员人选，概由伯南提出呈请中央照委。（3）党务：现存之西南执 行部，若能同时取消，更觉开诚。否则，存废问题，留待五中全会决定。（4）

广西方面：应成立绥靖公署，由中央任命健主充主任，或仍委德邻兼充，以 健生委充省主席，均无不可。（5）制度：如前电所提出之均权问题、财政问

题，均与国家制度有关，且均权，汪、蒋两公曾经自动通电，原则上可谓成 立。惟详细办法未明白规定，俟将以上四条大体解决后，再由伯南领衔，以

中委立场正式提出，五全大会明白规定，所时滇省亦愿附骥。”“第一条， 如桂有异议时，将两广各划为一军区，以伯南、德邻分任之。此层明知不妥，

但为顾全大体，因人设事，由伯南酌夺可也。11935 年 9 月 6 日，龙云致电 蒋介石，提出了解决两广与蒋之间矛盾的四条意见，即：“（一）两广划一

军区，陈正、李副，桂省设绥靖署，以自充任。（二）政委会取消，两省府 改组。所有军政人员呈请中央加委。（三）执行部如同时取消，更见诚意，

否则，存废问题留待五中全会决定。（四）关于制度关系，全国应以中委名 义正式提出，不必列为调解条件。”不过龙云始终认为两广“向来欲望甚奢，

得陇望蜀，贪婪无厌”（9 月 7 日龙云致电蒋介石，将此意密报蒋介石），

“对于和平统一，诚意甚少，其目的总以视外交为转移，认为在外交吃紧时 间，中央无奈伊何也”（10 月 28 日龙云致电蒋介石，将此怠又密报蒋介石）。

最后，龙云的调处毫无成效。10 月 31 日，龙云致电蒋介石说：“此间续谈 结果，西南两机关照旧不动。所有两广军政人员，呈请中央加委。两粤划为

一军区，以陈为长，大体如此。”

1936 年 1 月，胡汉民由欧洲回国；5 月，忽因脑溢血病故。这时，蒋介 石乘胡汉民去世之机，要求两广当局进一步加强全国“精诚团结”，取消西

南半独立状态。李宗仁在回忆中说：“济棠获得情报，认为中央处心积虑， 要彻底解决西南。济棠忧心如焚，乃先行发动。”这里所讲的“情报”就是

陈济棠派他的哥哥陈维周到南京见蒋介石，探悉了蒋介石要彻底解决西南的 三大原则，即：“一、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二、

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三、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这三大原则， 据李宗仁估计，可能是蒋介石亲自告诉陈维周的，其用心是想挑起粤、桂之

间的磨擦。当时，陈济棠对蒋介石这个决策有另一番想法。“济棠得讯大恐， 他深知两广团结的重要和蒋先生分化离间手法的毒辣。中央既可授意广东解

决广西，又何尝不可反其道而行？”于是，陈济棠反复思维，为之惴惴不安， 深觉今后两广的局面决难长久维持，与其坐待中央部署妥当，各个击破，何

妨抢先一步，采取主动。所调“主动”，陈济棠认为“唯一可借口向中枢作 兵谏的，便是掮起抗日大蠢，要求中央领导抗日”，而且又认为当时蒋介石

既有事于西北（张学良、杨虎城主张联共抗日），而日寇侵略华北（日寇要 求华北特殊化），局势显得十分紧张，所以是假抗日旗帜进行反蒋的“绝好

1 《龙云拟致陈济等棠电镐》（1935 年 8 月）.《历史档案》1987 年第 1 期。

时机”。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两广先动手了。

1936 年 6 月 1 日，两广公开揭起抗日旗帜，实际进行反蒋。2 日，国民 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以“冬”电，逼请中央领导全国从事对日抗

战，并通电全国党政军民各界吁请一致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4 日， 西南将领（即第一和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和李宗仁）率领全体将领及海

军、空军、要塞司令等数十人，由陈、李领头，发出“支”电，表示拥护“冬” 电，表示“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冬”、“支”

两电一发，全国震动，这就是两广“六一”事变发生了。

当时，西南方面可使用的兵力有：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三个军、一个独 立师、一个教导师、一个独立旅、一个警卫旅再加上四个盐警团及财政厅的

两个特务营，在发动事变时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