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数十年未有的败战”，故而倾其全力进攻徐州，日本政 府叫嚷：“须彻底膺惩蒋政权而使其溃灭，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时，蒋
介石还是叫高宗武在香港同日本人往来。结果，高宗武在西义显的安排下， 于 6 月 23 日赴日本活动。高的这一行动是蒋介石所不知道的，蒋介石根恼火， 在
24 日的日记中说：“高宗武擅自妄动，可谓胆大妄为矣！”但高的这一行 动，汪精卫等人是支持的，当时周佛海就非常积极促使高去日本活动。今井
武夫在回忆中说：“周佛海这时劝高宗武把旅程延长到东京，自行对日本政 府进行联络，并向高担保说，对蒋介石由他负一切责任。”3高在日本会见近
卫（首相）和板垣（陆相）。高向他们说明：东行的目的在要求日本放弃帝 国主义，把中国看做对等国家，这是实现中日和平的绝对条件，也是大前提。
他要求日本拿事实来表示有实践这等条件的诚意，则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内 部和平势力调停两国争执，展开全面和平运动。高说明他本人正在努力结成
这种势力。高要求近卫给汪精卫写信，“近卫认为一个国家内阁总理如这样 作法，未免过份，至少时期还早，所以只允许由陆军大臣写这封信”。但近
卫和板垣都坚持要“蒋介石下野”作为和平交涉的一个重要问题。蒋介石在
7 月 3 日的日记中说：“敌陆相板垣见倭王后，复向外国记者发表倒蒋之声 明。然余终不屈服，则敌只有加紧军事进攻之一途。”1高宗武看到这种情况，
回到香港后不敢去见蒋介石，只是将他的日记及会谈记录等资料整理好，于
7 月 21 日寄到武汉给蒋介石，并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信中说：“职于六月 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会谈记
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 越之罪于万一也。”7 月 25 日，蒋介石约汪精卫、张群讨论高宗武的报告，
大骂高宗武。今井武夫在回忆中说：“他（指高宗武）大失所望，胸部旧病 复发，就不再回汉口，只向周佛海提出了报告，自己留在香港专心养病。周
根据高的报告，知道日本政府为了和平没有放弃要汪兆铭出马的希望，所以 在他向蒋介石报告之前，首先同汪本人商量，汪要他如实向蒋报告，周就向
蒋提出了报告。蒋介石把高的报告读了一遍，然后交给张群，接着又叫人拿 给江看。两、三天以后，蒋找来了秘书长陈布雷，大怒之下责问说：‘高宗
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到日本去的？”2
通过高宗武进行妥协的这条渠道也断了。“本来高宗武的任务，是从日 本人方面获取情报向国民政府呈报；可是当他和西义显会面的过程中，却逐
渐受了对方的影响，而成了被日军所利用于为汪兆铭抬轿子的脚夫。”1
就这个阶段蒋介石的妥协活动来讲，由于两条渠道的断线而中断了。此 后汪精卫的投降活动加紧了，直到汪精卫脱离抗战阵营。
在反共高潮时，蒋介石是一面对日本密谈，一面积极反共。当时是派军 统特务曾广2打扮成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对日本进行秘密谈判。
3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77 页。
1 《蒋总统秘录》第 2553 至 2554 页。
2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79 页。
1 《蒋总统秘录》第 2558 页。
2 据童德诚（1940 年到 1942 年军统浙江站站长）、章微寒（1946 年至 1948 年浙系江站站长）回忆，军统
当时日本想用武力及谋略务使重庆的国民政府在 1940 年底屈服，因此一 面利用汪伪作为威胁重庆讲和的手段；另一面更注意建立和重庆的直接接触
的线索，以便了解重庆的动向，加强和平攻势。所以，从 1939 年秋季开始， 日本“在与汪建立和平政府的工作并行”，“努力开辟与重庆政府的联络路
线”3。9 月 15 日，日本参谋本部以《以建立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的最 高方针》为题起草的文件中说：“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实质包括促成
重庆停战的指导，吸收其武力、财力。”日本将这项工作叫做“桐工作”。
1939 年 12 月下旬，以宋子良身份出现的曾广，在香港和日本驻香港武官铃 木卓尔中佐会谈。铃木的实际身份，今井武夫说：“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于
一九三九年十月在南京设立后，十一月底就起用参谋本部的铃木卓尔中佐驻 在香港，命令他策划建立同重庆政府的联络路线。”4
1939 年 12 月 27 日，曾广同铃木第一次会见，曾广表示了如下要点：一、 重庆政府继续进行抗战的真意（扎要）1、日本方面破坏了陶德曼工作。2、
对日本所说的尊重主权、保全独立大有疑问。3、看不出日本有停止侵略、举 行会谈的态度。二、重庆方面关于收拾时局的意见（扎要）1、日本若尊重中
国的名誉和主权，就准备和日本和谈，因此希望在承认新中央政府之前就协 商。2、中国希望美国等第三国从中调停。3、在谈判前休战，希望日本方面
提出撤兵的保证。4、请日本相信国民政府会镇压共产党的抗日行动。5、希 望日本避免干涉国民政府进行改组等内政。三、中国方面对日本的质疑（照
录原文）1、日本是否想重新考虑不以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若想 重新考虑，那么用什么办法使中国方面确认此点？2、日本的对毕态度果真是
采取中日经济提携的话，那么，在能够达到此目的之前，是否能恢复七七事 变以前的局面？3、日本政府有没有向国民政府提出和平提案的意思？如果
有，能不能暗中向蒋介石本人递交有关和平问题的亲展函件。因为公开进行 会谈对蒋介石的对日和平工作造成极大妨碍。你方的《近卫声明》就是因已
公开，以致使蒋介石的立场陷于极端困难。”1对以上的质疑，当时铃木毫无 回答的准备，只是要曾广在所谓中国派遣军或地下潜伏工作范围内维持联 络。1940
年 1 月 22 日和 2 月 3 日及 10 日、14 日，曾广又先后多次同铃木会
见。日本就“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作了说明，说这是“日本政府的 一个宣传姿态”，请曾广消除这个误解。在 2 月 14 日的会见中，曾广转达说：
在中日两国正式会谈前，2 月底在香港以三名代表举行圆桌会议讨论和平条 件，重庆政府对此抱有极大期待。
1940 年 3 月 7 日至 10 日，蒋介石的代表曾广、章友三（前驻德大使， 当时任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陈超霖（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
和日本代表铃木卓尔、今井武夫、臼井茂树（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大 佐）在香港东肥洋行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中国方面除曾广以外人员均出示
了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签发的证明书，日本方面人员也出示了陆相烟俊 六签发的证明书，相互确认对方的身份后，开始讨论，兰时蒋介石为了确保
这次会谈进行，在 5 日特派宋美龄到香港，从侧面协助中国方面的代表。会
内无曾广其人，可能系林新衡的化名，林当时是军统香港区区长。
3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139 页。
4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139 页。
1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3 卷第 1 分册。
议的结果除了利用无线电联络外，还特别设立联络组，每天乘班机往返于香 港和重庆之间。在整整国天的会谈中，从表面上来看，大体能够在谈笑声中
交换了意见。在这个期间内始终成为争论的中心，结果不能得出结论的，依 然是中国承认满洲国问题和日本在中国部分驻军的问题以及对汪精卫政府的
处埋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国承认满洲国的问题。这时，日本把汪伪政权 的建立推迟到 3 月 30 日成立，等待蒋介石对香港会谈的答复。3 月 24 日，
蒋介石给香港的铃木的答复：“关于承认满洲国问题，政府内部的意见形成 对立，不易决定，希望延期到 4 月 15 日再作确定答复。”对此，日本政府很
恼火，认为这是“辜负了我们的期望”。于是在 3 月 30 日汪伪政权就成立了。
1940 年 4 月 11 日，曾广从重庆到了香港，向铃木提出再开预备会议，表示 重庆政府已决定了成熟的方案。5 月 7
日，章友三也到香港。同时报纸报导 了宋美龄到香港治疗牙病。6 月 4 日，曾广和今井武夫等在澳门举行第二次
预备会议。会前，曾广对今井武夫私下说了这么一些话：“蒋介石委员长表 面上姑且不谈，内心在希望和平却是事实，因此，在香港第一次秘密会议的
备忘录中，日本方面如能认可第一条和第三条（第一条关于满洲问题，中国 在原则上同意考虑，但方式如何另详商议之。第三条关于共同防共问题，原
则上同意，但军事秘密协定在和平恢复后秘密协议之）中中国方面的意见， 估计必然可以签订协定。”“目前，在重庆政府内部，反对达成和平的是共
产党和冯玉祥。”“秘密会议如果实现，当然要讨伐共产党。已经订立了讨 共计划，如果不能，希望在七月以前就实行，胡宗南、蒋鼎文、朱绍良、卫
立煌、薛岳等将领已经集中在重庆协商完毕。因此恢复和平后恐怕要向日本 请求补充武器等的援助。”“中国在日华停战的同时，就要发表反共宣言，
所以在第三次秘密会议中希望从时间到内容方面能同日本协商。”“对于国 民党内反对派的元凶冯玉祥，已准备用各种方法挫杀他的锋芒，如不得己时，
考虑到用最后的强硬手段。”1在会议中，曾广等说明：重庆对于承认满洲国 及驻兵问题有困难。日本方面的立场很强硬。6 月 6 日会谈结束时，“双方
同意了一项令人不能想象的妙策：请蒋委员长、汪精卫和坂垣征四郎三人在 湖南长沙（中国第九战区）会谈，一举解决一切问题。”2日本同意这个计划，
并通知汪精卫。结果，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因为汪系认为这是重庆的谋 略，并且如在中国第九战区的长沙会谈，他的安全警戒是非常困难的。”后
来，坂垣就想改由自己和蒋介石两人会谈，预定会谈在 7 月 28 日举行，在中 日两国由局部停战到全面停战，再结所谓“东亚联盟”。不久，由于德、意、
日结成三国同盟，英、美加强了对蒋介石的援助和压力，日、蒋谈判就中断 了。
在曾广以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的身份在香港同日本进行妥协活动的稍 后，还有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和前国民党铁道部财务司司长张竞立同
西义显进行妥协活动，称之为“钱永铭工作”。结果是日本于 1940 年 11 月
30 日承认了汪伪政权，使这一活动停止。 就这个阶段蒋介石的妥协活动来讲，由于“日本正式承认了汪兆铭的伪
政权，而中日两国的一线接触即完全截断”3。蒋介石在 1940 年 12 月 2 日的
1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181 页。
2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 536 页。
3 《蒋总统秘录》第 2596 页。
日记上说：“近卫无智无能，承认汪伪，使中倭酿成不解之仇，既为敌国惜， 更为东亚危也。”4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和英、美的矛盾尖锐化，蒋介石一面利用英、 美和日本的矛盾，争取大批美援，另一面继续和日本秘密谈判。由于日本在
战争中困难重重，希望很快结束对华的战争，千方百计寻求与蒋介石“和平 妥协的途径”，日本大使谷正之曾请曾琦向蒋介石转达日本政府愿意与国民
党直接谈和的意愿。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同日本的和谈之声又起，时而来 自日本方面，时而来自蒋介石方面。
当时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就是蒋介石秘密派到汪伪方面去活动的唐生明
（唐生智的弟弟）的身份被日本特务发现，日本人如获至宝，就把唐生明弄 到手，让唐放手地开展活动。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42 年冬，国民党军统局
上海区的组织被李士群为首的汪伪特工部破获，汪伪就怀疑唐生明，汪精卫 在南京要亲自处理这件事，结果被日本特务知道，待唐生明一到南京就被日
本派遣军总司令部弄去。派遣军总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对唐生明非常客气， 很“坦率”地对唐说：“我们因为找不出办法，才拉汪精卫出来。希望通过
你能和蒋介石阁下直接商谈中日合作方式，请你多从中协助我们早点完成这 个任务。”河边正三还在唐面前大大地恭维了一番蒋介石，并反复说了好几
遍：“大家都是一致反共的，都是为了大东亚共存共荣，日本对中国没有野 心，决没有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