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长期占领，我们应当好好地合作起来一同反共。”唐生明就

将这个情况向重庆报告，戴笠在回电中对唐大大地赞扬了一番，说唐不负校 长（指蒋介石）重托，并转告蒋介石的意见，要唐以个人名义与日方往来，

多与之周旋，对日方提出的一切问题，不要先作具体答复，随时向重庆报告， 不要承认自己代表什么人。随着活动的开展，唐的身份无形中就公开起来，

都知道他是重庆派来的，以至唐的电台公开与重庆通报，日本对其十分照顾， 从供电到供煤、米、汽油等物资。1944 年秋冬，日军攻陷湖南后，还准备叫

唐生明去当湖南省省长，以暗示蒋介石：日本可以逐步地把占领的地方用这 种变相的办法交还给蒋介石（后来唐生明没有去就任，因那是唐的家乡，怕

遗臭万年）。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日本宣布投降才停止。

另外，在这段期间，蒋介石留在上海的几个可以代表蒋的人也出来活动， 如抗战胜利后立即公开出面代表蒋介石的蒋伯诚；地下钻出来的军委会驻上

海办事处主任吴绍澍；以及被日伪逮捕后又送回重庆去的原上海市社会局局 长吴开先，1944 年初吴开先在日军保护下，由广东到重庆，在国民党当局的

默许下，在重庆大谈和平，当时群情愤慨，要求审判吴开先，蒋介石却装聋 作哑，一声不响。

抗战末期，从 1945 年 5 月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那时，蒋介石为了抢占地盘，接受日军头目的建议。当时派遣军副参谋长今

井武夫向蒋介石提出：日军在华北、东北撤退前，由蒋介石军队开进去，以 防止中共的部队向东北进军。日本宣布投降后，日军侵华首要战犯冈村宁次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搞了一份所谓《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明确提出：

“首先须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以此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至于渝、延 之间的关系，本来须由中国本身处理，但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为，则

应断然予以讨伐。”“应向中国移交的武器、弹药、军需品等，根据统帅命 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交付中国方面，为充实中央政仅的武力作

出贡献。”冈村宁次还向蒋介石建议：“战后国民党最紧急问题是反共，日

本在华军队有一百多万人，在华居民有六、七百万人，他们愿意留在中国协 同蒋介石反对共产党。”由于此，蒋介石对冈村宁次特别关心，在他亲自召

见冈村宁次时，“和蔼之情溢于言表”，而且向冈村宁次表示对接收工作顺 利进行“非常高兴”，还问候冈村宁次：“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有何不便，

请不要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1

三、蒋介石同汪伪的往来勾结

在蒋介石同汪精卫分手以前，蒋、汪之间有过多次争论。1938 年 11 月

16 日，蒋介石同汪精卫一道吃饭时，汪精卫当面责问蒋介石：“使国家民族 濒于灭亡是国民党的责任，我等应迅速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对此

反驳说，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政治责任？两个人争论得满脸通红，象 要扭打起来的气势。停了一会儿，蒋把汪弃置不顾，就回到卧室里去了。在

汪精工逃离重庆，同蒋介石分手以后，汪糟卫几次指责蒋介石。1939 年 6 月

10 日，汪精卫同日本首相平沼会谈时，平沼指责蒋介石说：“象蒋介石这种 人，也许内心是想认识日本的真意，但是现在已经采取容共政策，日本国民

也不会相信他，如果他不与共产党分手，是很难容许他的。”汪精卫紧接着 就说：“当时我想，如果蒋介石翻然悔悟，则不可不以蒋介石为对手实现和

平，但是事情到了今天，这种情况几乎毫无希望了。”又说：“我个人原来 抱定蒋如果为解决时局而下野，我也随着下野，如果出国，我也随着出国，

但是蒋拒绝这样做，反而出现相反的情况，我个人早已陷于不能不一个人负 起责任来的境地。”12 月，汪精卫同日本海军大臣米内会谈时说：“这次事

变发生的同时，蒋介石再次采取容共决策，我对此表示极端反对，常常劝他 不可这样做，却不为他所采纳。”又说：“我离开重庆前几个月间，总是努

力想办法使蒋介石改变主意，但是没有效果，终于不得不离开重庆。在河内 时，曾托蒋介石派来的使者带信给他，如果他下野，我也一起出国，可是蒋

不接受，我感到更加危险，才最后下决心出来。”13 日，汪精卫同日本大藏 大臣会谈时说：“蒋介石是以容共抗日政策误国的，我曾多次劝蒋，致力纠

正这种错误，因力不能及，终于发生这种情况，但本人也有责任”15 日，汪 精卫同日本陆军大臣板垣会谈时，板垣认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

中央政府，必须争取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汪精卫马上回答说：

“从要人方面来说，不能不认为蒋介石现在已经绝望。”同时，汪精卫又认 为蒋介石是一个“随当时环境而变化”的人，他“以前依靠亲日和亲苏两条

途径，如果把另一条道路完全堵塞，而对他拉拢工作，也许会倒向这边”。 上述可见，蒋介石同汪精卫在抗战初期对抗战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从汪精卫

同日本人的多次谈话中，认为蒋介石是“容共抗日”的，而且很坚决，汪精 卫对他进行多次劝说都无用。

在蒋介石同汪精卫分手以后，汪伪政权虽然建立了，但蒋介石同汪伪政 权的往来勾结活动并未停止，当时比较典型地反映在两件事上，一件是唐生

明奉蒋介石之命参加汪伪政权，另一件是周佛海同蒋介石挂上勾。

先看第一件事。唐生明是唐生智的弟弟，在蒋汪两个方面都有朋友，按 唐生明的话：“与各方面的人士都有往来。”抗战初期，他任长沙警备副司

1 （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第 69 页。

令，后来代理司令，1938 年初又与鄷悌对调，改任常桃（常德、桃源）警备 司令兼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与保安司令。1940 年春，戴笠叫他到重庆

接受任务。唐生明同戴笠的关系是最好的朋友，按唐说：“我和他相识近二 十年，在生活上完全打成一片，不分彼此。”唐到了重庆，戴笠用极其慎重

的口吻对唐说：“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殊任务，校长同我讲过好几次， 只有你能够担任。因为我们在上海和南京的组织绝大部分被敌人破坏了，那

个地方的工作，校长认为比任何地方都重要，但又不容易找到一个很适当的 人。后来还是校长提出了你，认为你最适宜。这真不简单，象这样伟大的领

袖，一天到晚这么忙，还能想到你呢！”这一说，唐感到飘飘然。过了几天， 蒋介石在上清寺办公处亲自接见唐生明，向他交代了任务，说：“这个任务

只有你最合适。”同时又说唐生智那边蒋自己会去说，还送了一张蒋介石和 宋美龄的合照给唐生明的母亲，亲笔写上“唐老伯母惠存”，下置“蒋中正、

蒋宋美龄”和年月日。送照片这一着，还是蒋介石的新手段，过去常用的是 结拜兄弟。又过了几天，蒋介石和宋美龄单独请唐生明吃饭，由戴笠作陪。

吃完饭，蒋介石当面给唐生明一万元（当时约值二十两黄金）特别费。最后 分手时，蒋介石又说：“你走的时候不必再来见我了，等将来胜利后，我们 再见面吧！”

于是，唐生明带着蒋介石交给他的三项任务离开重庆去上海，这三项任 务即：第一，维护在上海、南京的军统特务，营救被捕的特务；第二、转达

蒋介石对大小汉好的“宽大政策”和进行联络（戴笠还郑重说明，这些人当 汉奸是出于不得已，要告诉这些汉奸：“领袖是很关怀他们的。”）第三、

要限制新四军的发展，尽力帮助忠义救国军等。唐一达沪，受到了汪精卫等 人的热烈欢迎。先是李士群与唐生明周旋了几天，后汪精卫通知李士群邀请

唐去南京。1940 年 9 月底，唐在南京先见到周佛海1，再见到陈公博、梅思 平、丁默邨、叶蓬、罗君强、岑德广等人。第二天，汪精卫和陈壁君请唐生

明吃饭。席间，汪精卫讲了一大套“反共建国”的谬论，也谈了他当汉奸的

“理由”。就在 1940 年 10 月 1 日这天，南京和上海的汪伪报纸在头版显著

地方登了：“唐生明将军来南京参加和平运动，即被任军事委员要席。”10 月 4 日，汪伪政权正式任命唐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这时，重庆的蒋介石也来

了一个假戏真做，借用唐生智的名义，从 10 月 10 日到 19 日连续十天，在重 庆《中央日报》头版最醒目的地方，用特大号字刊出“唐生智启事”，表示

对唐生明的行为“殊深痛恨”、“脱离兄弟关系”。这个“启事”是戴笠一 再修改过的，选了国民党国庆纪念日这一天刊出，其用意很深。1941 年 6 月

汪伪政权在南京设置了“清乡委员会”后，唐生明就在该会中任职。唐生明 在于这项工作之前，曾密电蒋介石请示，蒋回电极力主张唐去干这项工作，

并指示唐要利用日军和伪军去消灭新四军，同时要保护忠义救国军，不但不 使其受损失，而且要使其能够扩大与发展。这个清乡委员会由汪精卫任委员

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负实际责任，下设四个处

（军务处、政务处、总务处、福利处），唐生明任军务处处长。结果许多“清 乡”新四军的情报，是由国民党的特务报告重庆，蒋介石再叫戴笠告诉唐生

明，唐生明再通过他手下的人报上来，作为他们的东西再送给日本人和李士 群。这样经过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使他们的苏州实验区内新四军的大部队

1 《周佛海日记》说：“九月三十日，??晚，唐生明来见，交七万元。瞩其寄乃兄生智。”

大部分向苏北地区安全转移，敌伪报纸就大肆吹嘘“短期年取得了出人意外 的空前巨大成就，实验区内共军绝迹”。1942 年冬以后，唐生明不千清乡工

作，主要任务转入同日本人进行勾结，身份也逐渐公开，汪伪军事委员会委 员的名义仍保留。由于日本人利用唐生明来同重庆的蒋介石拉关系，唐的身

价就高起来了，汪精卫他们对唐也不敢惹。

再看第二件事。周佛海是江精卫的左右手，在汪伪政权里身居要职（中 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

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等）。周是怎么同蒋介石重新挂上勾的呢？这果然同周 佛海看到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局与国内抗战形式的变化对汪伪政权日趋不 利有关。周在

1942 年 12 月 5 日的日记中说：“两年前今日，离开重庆，回 首前尘，恍如隔世。两年来不仅国家情势，个人身世，发生无限变化，即世

界情形与两年前亦有巨大变动。今后如何发展，非人力所能预知，惟观察日 本疲惫不堪情形又似重庆见解为正当，而吾人为错误矣。”在 20 日的日记中

又说：“返寓后客少人稀，因得冷静考虑，深觉在汉在渝时，对日本之观察 甚为错误，今事实表现，在在（件件）足以证明抗战派之理论正确。”到了

1944 年初，周在日记更是认为：“瞻念前途，忧心如捣。”尤其是 3 月中旬 他患肺炎卧床不起，待病愈时，在日记中说：“此次为一生第三次大病，第

一次约在十岁时，第二次则在民十七年，此次较前两次更甚，真系九死一生 也！唯留得一条性命，将来活受罪或将来之死，较病死惨痛亦未可知，然则

今日之病愈，诚属不幸也。”另则，同蒋介石通过戴笠等人对周佛海做了不 少拉拢、争取工作有关。周佛海是湖南人，母亲等都在湖南。周当时准备把

母亲等人接到上海，这时唐生明将情况报告了重庆，于是重庆派人将周的母 亲等人接到贵州软禁起来。周佛海在日记中说：“重庆来人，带来母亲、佛

妹及岳父、俞姑娘与文伟合照之相片，真所谓一忧一喜：喜母亲尚健在，且 知在贵州，忧则与数年相比，老迈龙钟多矣！不仅母亲如此，岳父也然。恳

求天地神祈早令母子重逢、合门团聚也。”周对母亲一向很孝顺，自母亲被 扣留后，一直很苦闷，于是唐生明将此况报告重庆，不久周的岳父写情绪周，

转达他母亲的话，希望他不必作孝子，而要作“忠臣”，不要为周家祖先和 子孙丢脸。1942 年 11 月，周佛海就秘密向重庆国民党中央表示“忏悔”，

愿在沦陷区为蒋介石效劳补过。

蒋介石要周佛海干一些什么事呢？ 第一，要周佛海合伙反共。在周的日记上说：“罗教植（国民政府军委

会太湖区游击司令）来，出示重庆来电，渝方盼余对于共产党在此间情形时 予通知，足见内地反共愈烈。”“重庆迭派人来接洽共同反共，且盼约日军 剿共。”

第二，要周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