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不是“说相

声”的，是“唱相声”的。

张寿臣先生在台上演，见侯宝林来了，故意在相声的词儿中加上几句：

“相声是靠说逗大家乐的，不是靠唱，我从小学的是说相声，您要让我合辙押

韵地唱一段，我还真不会。相声里没有唱出哏来的，哪位老师这么教过……”侯先

生在底下，知道话是冲自己来的，不言不语，但不是听之任之。

侯先生我行我素，不断完善他在艺术上的追求，名气一天比一天大，相声演得

也一天比一天精。

又一次，侯先生和张寿臣先生碰在了一起，侯宝林尽弟子之义，该沏茶沏茶，

该伺候伺候，看到张先生气很顺，便客气地问张先生：“你说相声里没有合辙押韵

唱出唱来的，那您常使的《十八愁》、《丑妞出阁），那……”张先生记起了那次，

也觉得当时有点说“气头儿话”，见晚生如此真诚，他马上当着众人道：“爷们儿，

提的对。‘相声只能说，不能唱’，这说法我收回。什么是相声？说、学、逗、唱

嘛！”这一段时间里，张先生大概听说了不少，他对侯宝林的相声认识有了升华。

师爷和我提起这事，不无激动地说：“对的，你就得坚持，不能人家说你点儿

什么马上就哆嗦，琢磨琢磨怎么回事。我要是全听老人的，相声就新不了，就没今

天。40 年代刘宝全、白云鹏先生的大鼓一直是‘大轴戏’，是我侯宝林的相声改

了这个规矩，相声攒底，打我这儿兴的！”后来，史学家告诉我，从天津留下的海

报资料中，曾查出过30 年代也有相声攒底的报纸，也可能侯老不知道。但侯宝林

的相声，以他卓绝的艺术创造使之耳目一新，为曲艺中的相声增光、添色，有了空

前的位置，是任何人都承认的。

他演一辈子相声，追求创新一辈子。

我手头有侯先生给张杰尧先生捧哏的三段相声录音。

师爷告诉我，这是50 年代，党号召百花齐放，挖掘传统，他专门请来了落魄

的张杰尧师爷进京录下来的珍贵资料，其中有《关公战秦琼》。这段脍炙人口的段

子，经过侯师爷的加工，简洁精炼，炉火纯青，已经把一个在过去撂地摊上大家都

说的段子，雕琢成一个璀璨的艺术明珠。

侯先生说：“这是个好段子，但是咱们说出来得和别人不一样。旧社会的相声

那么多，鱼龙混杂，要是各个都是精品，相声艺人的地位就不会那么低下，我也不

张罗去演话剧去了。”侯师爷40 年代演话剧的事，我知道。他在《关于相声问题

》一文中这样写到：

我演话剧的时候，有一次在文燕阁的门口，碰见我的一个同行。

他问我：“你在哪儿？”我说：“在演话剧。”他说：“你那么好的相声不说？”

“相声怎么说呀？我们是靠艺术吃饭。我们不偷谁，也不抢谁，就是看不起我们，

连我们相声演员自个儿在台上都说：‘我们就是您驾前的欢喜虫，您喜欢养个鸟儿

呀，养个巴狗儿呀，我们也是一样。’……”我跟他说：“我为什么干这个呢？我

不能找个别的行当吃饭吗？”我说：

“要干不下去，我再回来，我还说相声，但再不说那些乱七八糟的，我一定把

相声搞进艺术圈！”字里行间，可见师爷侯宝林对高雅艺术执着追求的拳拳之心，

而且是从40 年代，也就是二十出头的时候就开始的。他不满旧相声艺人哀鸣般的

自供，更不愿意死守旧相声艺人的陈规，他革新、创造，树一代相声新风。

尤其是解放以后，他如鱼得水，立起了改革相声这杆大旗，连赵树理、老舍、

吴晓铃等著名的学者都在为侯先生提倡的新相声助威。

“我什么朋友都交，也可以说三教九流、市民百姓。但是，比起有些相声演员

来，我比他们多交了大学者的朋友，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但是他们没做到，有了

大学者为朋友，相声就会有新东西，这是我的一条经验……”师爷在什么境况下说

的这句话，我记不住了，但他说的内容，我一辈子忘不了。

堪称大家的幽默

“幽默”是外来的词，但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的玩艺儿。从它有的那

天起，就有了雅俗之分的存在。《红楼梦》中薛蟠的酒令，《济公传》里的“草庐

闭户演字”谐音成“屁股眼子”全是在下三路，即低俗之类。侯先生对这些低俗的

幽默了解得非常之多，但他不为所染，毕生追求有品位的幽默。

《醉酒》的相声小段家喻户晓，起源于欧洲的一则笑话。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先

生讲是他说给侯宝林听的，侯先生妙手回春，点石成金，一则小笑话，演成了中国

相声的经典之作。以后李德伦先生也和其他相声演员讲过别的笑话。他在俄国，人

家早上问他“Дo6poeytpo”（早安）时，他以为问他叫什么名字呢，就

回答“李德伦”，而几次发现错误之后，他主动说“Дo6poeytpo”时，

俄国人就回答“李德伦”。这个笑话讲完了，侯三公子跃文也演变成了“howareyou-

猴哈腰- 侯跃文”一个小段。两相比较，就有天野之分了。

1982 年，新中国的曲艺团体第一次来到了香港。侯先生的到来在这个小岛上

刮起了“侯旋风”。三十多年的隔离，相声大师侯先生的身上有一层神秘的光环，

他每天都在记者、闪光灯、各种问题提问的包围之中。

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西方记者问他：“侯先生，你说的是普通话，可香港主要

讲的是广东话，你说的他们听得懂吗？听不懂会有人来听您的相声吗？”侯先生不

假思索答出一句：“凡是来的都听得懂，凡是听不懂的都不会来。”次日，《香港

日报》耸人听闻地登出大字标题《侯宝林说两个“凡是”》。

又有记者问侯先生：“我们怎么用英文解释相声？”侯先生说：“有声的漫画。”

那记者穷追不舍：“那怎么解释漫画呢？”“无声的相声。”侯老把球踢给记者，

让他没事自个儿琢磨去。

侯先生在说《打针》这个相声时，把麻醉药“普鲁卡因”准确地用英语发音，

有人问：“您会英……”，侯先生说：“甭管我会不会，我绝不会把‘澳大利亚’

说成‘饿的利亚’！”这就是品位的追求和体现，多少相声艺人缺的就是这一点呀！

我和侯先生聊天，经常会发现他有一股永远不消的自信。这种自信里，有他对

社会的理解，对人生的体验，对艺术的认识。这种自信有一股威严，有一股豪气，

让自卑的人能认识“骨气”二字的含义。

侯跃文师叔和我讲过发生在侯宝林身上的一件小事。

美国总统里根是个电影演员，他当了总统，一些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持有偏见的

人，便以此为话题，经常调侃中国的演员。一位西方记者问侯先生：

“大师，里根是个演员，但是他当了总统，您认为您能有此殊荣吗？”侯宝林

平静他说：“里根是二流的演员，而我是一流的。”绝妙极了！没有骨气的人，说

不出这么铮铮有声的话，不是侯宝林，也不可能有这么幽默的回答。

侯先生许多话语都可以入经入典，他信手拈来的词句，都是他多年语言锤炼的

体现。

扬州有个姓季的先生，是火柴盒的火花收集家。侯先生为他题词“季公火佛”，

谐音“济公活佛”，人们看过无不佩服。

侯先生自己有个闲章“一户侯”，世上只有“万户侯”之称，侯先生自称“一

户侯”，独辟蹊径，令多少金石家为此章倾倒。

我把弟弟姜仲介绍给师爷，他说：“你名昆，他名仲，你爸爸是学问人。

你在家是老大，他的名字应叫‘姜老二’。”说得二弟姜仲连连点头。

我添了小女儿，告诉师爷我爸爸给起名叫“姜姗”，师爷说：“这是你爸爸纪

念你的‘如此照相’，让她‘如此多娇’，不信你问你爸爸去！”哪用问呀，就是

这么一回事！

我坐在侯师爷的位上在我的相册中，保留着一张照片，这是1976 年在我们黑

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照的。

这张照片太有意义了，我和我们兵团的团长坐在正中间，而侯先生和一些战士、

炊事员站在后面。我每一次收拾相册时，都对着这张照片，回忆那难忘的一幕。

我由一个普通的兵团业余宣传队的队员，调到中央广播文工团当专业相声演员。

为了对我们兵团表示感谢，中央广播说唱团的团长马季，派了侯宝林、郭全宝、郝

爱民、赵连甲、马增蕙老师到我们生产建设兵团来演出。

二十年前的北大荒多冷呀，这是实话，近十几年来，零下30c在北大荒已经不

见了，可在那时候是经常的事。

侯先生到我们团也赶上了这时候。

我们的团长提出在我们团部简陋的小礼堂演出，侯先生说：“不行，这礼堂一

共六百人，我对得起大家伙吗？”团长为难：“我们实在没有更大的地方！”侯先

生说：“露天演出！”天啊，零下30c，露天演出，这可不亚于痴人说梦呀！

侯先生真情真意地劝说我们的团长：“我侯宝林是四届人大代表，毛主席提名

的，到北大荒不为人民演出，说的过去吗？简单搭个台，两台大卡车就行，让大家

看侯宝林也行嘛。如果你怕我冷，咱们就中午12 点在太阳底下演出。离北京四千

多里地，大家看我侯宝林可能就这么一回，零下30c演出，我侯宝林可能也就这么

一回。这两个第一，而且是就这么一回的事，你为什么不干呢？”我们真的在零下

30c的气候中，戴着棉帽子、棉手套为我们团的三千多名战士、职工作了演出，我

与郝爱民老师还合作了一段。

笑声并不算大，因为观众的嘴都冻僵了。掌声也是辟辟拍拍的，因为都戴着棉

手套。但场面动人极了，当侯宝林、郭全宝两位先生走上两辆大卡车搭成的台时，

有几十双手在搀扶他们，当他们演完了以后，又有几十双手在迎接他们。

我们团的战士职工多幸福呀，他们看到了人民艺术家满腔热血为人民最动人的

一幕。

离开我们团的时候，大家要和侯先生合影留念，大家把他请到了正中间。

侯先生说：“今天我是来接姜昆的，你们团为我们团培养了一名相声演员。他

已经入门了，成不成材就看我们能不能像你们那样培养他。他也要离开你们了，所

以让他坐在中间，坐在你们团长的边上，我和你们大家站在后边，你们看好不好？”

大家哪肯答应，但侯先生主意已定。

最后，大家按照侯先生的意思照了一张具有非常意义的相片。我坐在那里表情

极不自然，不是冻的，是内心太激动了。我能说什么呢？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只有

听人家摆布，坐在那个并不应该是我坐的地方。

不是杜撰的相声1977 年刚过完春节，我们广播艺术团要参加广州春季交易会

的演出。这是一场大型演出，总团非常重视，团部决定请侯宝林先生参加。

侯先生那时候有一段相声叫《采访记》，是讽刺当时当政的苏联领导勃列日涅

夫的。考虑到在广州演出，又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届广交会，是会有许多港

澳记者参加的，演这样的段子不合适，就准备换一个反映国内题材的。

马季老师刚刚从湖南的桃源创作回来，拿回一个作品叫《新桃花源记》，他为

自己的老师献了出来，请老师排练、演出。

考虑到郭全宝的年龄也比较大，跑动不方便，组织上决定让我陪侯先生排练，

像乒乓球队陪打一样，我每天到北京后海侯先生的住所，一天排练两个小时。

一排就是三个星期。

侯先生那时候刚刚解放不久，身体状况也不大好，记忆力有一些衰退，侯跃文

很为自己的父亲着急。

那年我二十七岁，跃文也不到三十岁。他把我叫到一边说：“你劝劝老头，让

他不要打扑克，一码儿踏心背词儿。”我理解跃文，粉碎“四人帮”没多久，人们

盼望着侯宝林快点儿登上舞台。那时候电视里已经有了《帽子工厂》、《舞台风雷

》等相声，他想让父亲、我们相声的大师马上拿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侯宝林的作

品。他着急呀！

可这句话让侯先生听到了，他对我说：“你甭听他的，我在干校快十年了，十

年不许我打扑克，刚粉碎‘四人帮’，我玩玩扑克他也管。”他让我坐在他的旁边

耳语对我说：“大‘四人帮’粉碎了，我们家还有小‘四人帮’：

一个老伴，两儿一女，不让我喝酒，控制我抽烟，还不让我打扑克……”我孩

子般地问师爷：“听说‘文化大革命’您自个儿给自己糊个纸帽子，一斗您，您就

戴起来，而且人们一喊‘打倒侯宝林’，您就躺在地下，有这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