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爷“卟哧”

就乐了：“可能吗？孩子，我都是反革命了，谁敢那么闹，那不是开‘文化大革命

’的玩笑，掉脑袋呀！那都是人们想象当中的侯宝林，神话的侯宝林。大伙那么传，

我可倒霉了，红卫兵斗我，天天问我：‘你自个儿糊的帽子呢？藏哪儿了？听说在

耳朵里？’你听听，这是侯宝林吗？这是孙悟空。”引起了话头儿，我乐滋滋地听

着，师爷乐滋滋他讲着，讲他在“五七”干校一段又一段带着眼泪的趣事儿。

“扫场院，让我用一个短把儿的大扫帚，我找了一个木棍绑起来，这样扫帚把

长一点儿可以省一点力，军管的干部非让我拆下来，说我变着法儿地抗拒改造，你

说这都哪儿的事呀！”“您不会找他们讲理？”我问。

“他们说了，你侯宝林那么能说，我们讲不过你，你老老实实干活就行。”

“其实就是不许您思想。”我这样理解。

“还有一回，许多老艺人都解放了，牛棚里除了我没几个了。晚上，坐在场院

上看电影，几个村同时放，放映员骑车送片子。一部片子没赶上，大家就坐在场院

上等。闲着没事，也不乱聊天，两只眼睛四处乱看，这样不找事。

“忽然，一位老评书演员冲着天上喊了一句：‘卫星！’所有的人一起抬头看

天空，果然，一个光亮的星星在缓缓地游动。这位老演员刚刚解放，心情比较高兴，

也加上许久不让讲话了，现在有了讲话的自由，所以比较亢奋，见他的一声呼唤引

来了那么多人抬头响应，他激动了。在这时候，他可能为了表现一下、可能为了突

出一下政治，他冲大伙指着那卫星说：‘国产的！’“尽管我是被管制的对象，我

心里还是‘扑哧’一下乐了。我看着管我的人员，也兴致勃勃地一边看卫星，一边

听这位老师解说，我就小声地问了一句：‘您怎么知道是国产的？’“我这是自己

找事，人家解放了，我还被管制呢，身份不同，自然引起了这位老艺人的义愤填膺，

他振振有辞地为‘保护祖国荣誉’正告我：‘第一，国产卫星比外国的亮！第二，

国产卫星不出国，到国边儿一拐把就回来！’“所有人都笑了，我不敢再说什么了，

心里说：‘不怪您，您就骑过三轮车。’”我已经乐成一团了，侯先生甜滋滋地抽

着烟，还沉浸在回忆过往的喜悦中。

他高兴吗？我估计他更多的是辛酸。“十年动乱”，多好的时光就在荒诞的一

切中逝去了，混灭了正常的思维，弯曲了人的良知。大师是搞讽刺艺术的，他的目

光较一般人更敏锐，他叙说的一切，在他脑子里不知转了多少个儿了，当着我晚生

的面，他没有过多的剖析，但从他淡淡的笑容中，我似乎觉得出他心中翻腾的万千

感慨。

由于侯老的身体原因，这次广交会的演出他没有去成，但是，我却有幸在他的

身边度过了三个星期。

侯宝林在香港

侯宝林率中国广播说唱团于1982 年赴香港演出，成为了那年一大新闻。

香港以及内地的报纸有连篇累牍的报导，标题都非常醒目《香岛刮起侯旋风》、

《语言大师笑话香江》、《侯派三代一齐到港》。侯大师在报刊上的照片也是仪表

堂堂，西装革履，风流倜傥，妙趣横生。

而在我的脑海里却深深地刻着侯大师与我们普通的演员一样，在香港住简陋的

招待所，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拿着折扇大汗淋漓地造风寻冷的情景。

1982 年的香港，在这里工作的我们的一些同志，头脑里“左”的余毒还没有

肃清，言谈话语，工作安排，还带着很浓烈的“文革”的味道。

当时的一位领导在我们刚到的时候，给我们介绍香港：“同志们，这里不是香

港，是臭港，乌七八糟的什么都有，那些高楼大厦，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每一块

港市都有劳动人民的命的代价！”我们听了好害怕，侯大师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但是他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他偷偷地对团里的领导说：

“什么话都不能说得太绝对，臭港，既然是臭港，你把你自己的儿子、儿媳妇

全办到这儿工作，你怎么忍心让儿女一天到晚让臭味熏着？你再翻翻他的兜儿，准

有百十条命！”看我们疑惑不解，侯先生说：“每一块港币都有命的代价呀！”连

我们团里的领导都点头赞同，但这些话我们不敢说，除了侯大师外，谁也不敢说。

我们住在九龙的香港新华分社的招待所里。侯先生是大师，给他一个人分配在

一个六平方米的小屋里。这儿原来是个仓库，堆着好些东西。我们一般演员则十几

个人一屋，住上下铺。炎热的香江六月，我们屋里没有空调，只有几架电风扇，没

有洗澡的地方，一人发一个塑料桶。由于人太多，铺不够，我被分配在过道搭一个

行军床住下，马季老师还嘱咐我照顾师爷的衣食住行。

我们居住是封闭式的，不让外界知道。

侯先生每天都在记者的包围中。白天，有一些参观、座谈项目，晚上侯先生要

登台演出，闲暇还要接见一些来自台湾、美国，特为看他专程赶来的朋友。

六十五岁的老人，不容易呀！

日程的安排像风下的走马灯，不停地转。回到招待所，侯先生和我们所有的演

员一样，开会学习、讨论，吃大锅饭，拿每天十块钱港币的补助（当时合三块钱人

民币）。

侯宝林自己没说什么的时候，有一位内地的领导同志看不下去了，他向新华分

社反映了情况，问能不能改善一下侯先生的居住条件。

当新华分社的领导征求意见时，仍然被前边所说的那位“左领导”拒绝了，理

由是香港太乱，住在外面不安全，要确保侯大师的人身安全。

侯先生一个人坐在小仓库的床前，一边扇着扇子，一边抽烟。他赤着背，只穿

了一个大裤头。我给他打来一桶水，让他冲冲澡，他摇了摇头。我洗了一条手巾，

给他擦背上的汗。我一边擦，他一边抽烟。擦完后，侯先生心情沉重他说：“不应

该呀，他们不应该对侯宝林这样，我是块牌子，给我待遇好点儿是为国家争脸呀，

这是国家形象呀。记者问我您对香港的印象怎么样呀，我能跟他们说，这是臭港？

不能呀！我能说香港这地方太热，洗澡不方便，老用塑料桶打水冲凉？不能呀！”

我无言以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侯先生说完以后看看表：“该准备演出了，把衣服帮我穿上。”几个小时以后，

侯先生又谈笑风声地活跃在舞台上，把香港人逗得东倒西歪。

一位西方记者问侯先生：“听说大陆不许讽刺政府和领导人，您怎么看这个问

题？”侯先生义正辞严地回答：“每一个民族有它对讽刺的传统看法。我们对不正

确的东西就要讽刺，‘四人帮’四个人全是领导人，他们坏我们就讽刺他们，好的

领导我们讽刺他干嘛，我们不能为讽刺而讽刺，我们讽刺要看对我们民族有没有利，

不利的事我们不干！”小事就是小事，大事就是大事，师爷心里泾渭分明！

1984 年，我们第二次到香港演出时，原来那位“左领导”下台了，另一位领

导向我们广播说唱团道歉：“前年你们来，我们的做法还没有脱离‘左’的影响，

对大家苛刻了一些，不让大家上街，不让大家自由活动，安排住宿条件也不好，有

点对不起大家，尤其对不起侯先生。当时侯先生有组织地提了一点意见，还被我们

原来的领导给国内有关单位奏了一本，这些做法都有些过火，伤害了同志，我们保

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事。”这次侯先生没去，我回来转达给师爷，他笑着说：“他

们还奏我一本，我早忘了这事儿了！”他是人民代表侯先生不是个爱讲条件的人，

他说：“我们演员要入乡随俗，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千万不能让人觉得格愣（北京

土话，不舒服、别扭的意思）。”在大庆演出，他穿一身大庆工人的衣服，一双棉

靰拉鞋，一个大皮帽子。

工人师傅看见他很惊奇：“侯大师，我们没想到您也穿这个，和我们工人一样，

您可是人大代表呀！”侯先生说：“人大代表代表人民，人民穿什么我穿什么，再

者说，这么冷的天我不穿棉靰拉鞋，脚趾头就冻掉了，我何苦为了派头自己找罪受

呢！”在自卫反击战的前线，我目睹了侯先生对我们子弟兵的一片真情。

他要求在病房里为受伤的伤病员演出。一连为战士演出了好几场了，他那么大

的岁数，艺术团的领导说：“侯大师，您歇会儿吧，这种小型演出让姜昆他们年轻

人演吧！”侯先生不同意：“什么大型？什么小型？战场上没这个。我看着这些战

士们，我非演不可。他们还是孩子，可已经是国家的功臣了，别人累歇着可以，我

侯宝林不行。我和姜昆合说，我给他捧。”侯先生给我捧哏，我受宠若惊。

我们来到了战地医院。侯大师心疼地坐在病床前望着受伤的战士们：“你们挂

了彩，受了伤，但你们也立了功，人民爱戴你们，我们代表人民给你们说相声。你

们头上有伤，别笑太厉害了，我和我的徒孙姜昆给你们说一段《抓俘虏》！”我把

我在战场上学的几句越南话编在一起，创作了《抓俘虏》的相声小段。侯先生只是

在我和李文华演出的时候看了几次，可在病房里他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为我捧了下

来，我感动极了。这是我第一次和侯先生合作，也是唯一的一次合作。病房里的伤

病员热烈鼓掌，含着眼泪鼓掌，为侯大师对他们的一片真情鼓掌。

侯先生的喉头扁桃腺化脓，他告诉医务人员：“不用打抗菌素，打点儿鱼腥草

注射液，这是中草药，又是云南特产，此地得病用此地的药，准灵！”他信心十足，

医务人员也消却了紧张，而且对大师平添了几分敬佩。

到前线，每天都是在丛林大山当中转，蜿蜒的盘山道，绵绵的细雨，军区接待

我们的领导为侯先生专门配了一辆吉普车，但侯先生不坐。

他说：“这是前线，一走就是六七个小时，我一人坐吉普，闷得慌，我和大家

一起坐大轿车，让大家伙陪我打扑克，你们有意见吗？”谁还能说什么呢？侯先生

和我们一起坐大轿车，而且坐在了最后的一排座位上。

在北京的后海，侯先生家有一位座上客，是一位普通的工人师傅；当侯先生住

进了西长安街上的24 号部长楼里时，这位师傅依然还是座上客。侯先生说：“他

是我的救命恩人，‘文化大革命’中多少人迫于压力不敢和我们说话，不敢和我们

打对脸，走道上见我们都绕开。可他不，他说我是个普通人，我没什么可怕的。他

给我送吃的、送药。我解放了，第一个把他请回来喝酒，我踉孩子们说，你们可以

忘掉我，不能忘掉他！”一次，在大会堂演出完毕，许多人争着和国家领导人照相。

侯先生在一旁和一位值勤的解放军战士照相。

他和我说：“和大人物照相，容易被人忘掉。可这位普通的战士能记你一辈子！”

为民求乐天道酬勤

一个表演艺术家的道路有他自己的轨迹，从脱颖而出到大红大紫，然后就一步

一步地平平走下去，逐渐地告别艺术舞台，最后告别人生的舞台，谁也逃脱不了这

个规律。

有的人告别了舞台，人们就把他淡忘了，他留在舞台上的光辉很快就被新秀的

光芒所掩盖。而我们的侯宝林大师的艺术却留下了不朽的光辉，在目前，还没有别

的相声艺术家的艺术光辉盖过他，人们提起中国的相声，仍然是众口一辞地提《关

公战秦琼》，提《醉酒》，提《戏剧与方言》。

漫画家方成和侯宝林是挚友，他一直想写侯宝林，并且鼓励侯先生自己动笔。

“他值得写的事太多了。”方成说，“有一次，我和侯先生聊天，谈鸟儿。侯

老跟我讲，什么样的鸟打什么样的食，什么样的鸟怎么分公母，什么样的鸟怎么遛

早儿。正说着，画家钟灵先生闯了进来，一进门就讲胃口不好，说中午才吃二两粮

食就饱了，什么也吃不下了。侯老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像这种玩艺儿就比较好养

活。’把我逗得哈哈大笑，钟灵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脑子灵敏，反应快，也是他文化底蕴厚实的一种反映。”赵振锋、赵世忠表

演了一段相声《汾河湾》，我立志要学，侯大师把我叫过来。

“二赵的《汾河湾》演得不错。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遗憾，他俩学的那段河北梆

子薛宝钏唱段不地道。真正的河北梆子不是那么唱的，他们唱的那个调是老相声演

员杜撰出来的。学不像，就自己瞎编一段，没有比较，别人挑不出毛病，这是个懒

做法，正统的应该这样唱：丁山儿啊……”侯先生惟妙惟肖地学唱，令我五体投地。

侯先生说他学的龚云甫、李多奎、周信芳，连梨园行的三老四少、戏迷票友都

挑大拇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