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煦。 江苏有两个藩司，一个称为江苏藩司随江苏巡抚驻苏州；一个称为江

宁藩司，随两江总督驻江宁——南京。梅启煦的关节打通了，方始向总督衙 门上了一个呈文，说旗昌洋行甘心归并，开价二百五十余万；倘能收买，获

利之丰，一时难以估计。

沈葆桢亦是勇于任事之人，当时虽在病中，以大利所在，不愿廷搁， 在病榻召见盛宣怀，徐润等人，听取说明。这天是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盛宣怀善于玩弄数字，讲得头头是道，且有佐证，沈葆桢听得满心欢 喜。但招商局南洋虽亦管得到，而一向以北洋为主，所以沈葆桢表示，这件

事应该会商北洋大臣，共同具奏。

“机不可失！”盛宣怀为沈葆桢解释，洋人以冬至后十日为岁终，在这年 便是四天以后的十一月十七。公司主管三年更换一次现任的主管，任期到那

一天为止。过了十一月十七，新任主管一到，重新谈判，便捡不到这个便宜。 或者新任主管，另集巨资，重整旗鼓，招商局便会遭受威胁，惟有乘机归并

旗昌，招商局始能立于不败之地，结论是“事有经权，而况招商局在南洋通 商的范围之内，大人不但当仁不让，且须当机立断。”

沈葆桢盘算之下，还有顾虚，美商的旗昌固然归并了，英商的太古、 怡和又将如何？

“太古、怡和船少，不足为虑；旗昌归并以后，招商局的船有二十七号 之多，势力大增，洋人做生意一向以大吃小，太古、怡和只有跟着招商局走。

招商局从前吃亏的是，自己没有码头栈房，有时不能不迁就太古、怡和，现 在有了旗昌的码头、栈房，不必再迁就他人，主客之势，自然就不同了。还

有，船一多了，自己可以办保险，利权不外溢，就等于另开了一条财源。” 沈葆桢完全被说服了，命盛宣怀当天就回上海，跟旗昌谈判，尽量压

低“受盘”的价格，先把交易敲定下来。至于收买旗昌的资本，原呈中提出 官商合办之议，命盛宣怀尽力先招商股，不足之数以“官本”补足，如何筹

划，另作计议。获得这样的授权，骗局已必可实现。盛宣怀一到上海，复又 调动官款，收买旗昌股票，取得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以后，一面委托一名外

国律师担文，办理接管的手续；一面赶到南京，向沈葆桢复命，事情已经定

局了。 据盛宣怀的书面报告，说是“议定码头、轮船、栈房、船坞、铁厂，

及一切浮存料物、器皿等项一概在内，现银二百万两。其余汉口、九江、镇 江、宁波、天津各码头、洋楼、栈房，作价二十二万两。”总计二百二十二

万两，较原来的开价，减了三十万两之多。

至于付款的办法，在十一月十九日已先付定银二十万两；约定十二月 十八日续付二十万；明年正月十七再付三十万，即行交盘。余数如何分期交 付，亦已商定。

至于商股，盛宣怀说已招到一百二十二万两；短缺“官本”一百万两， 盛宣怀亦已借箸代筹，某处可拨多少，一一指明，当然这也是预先跟梅启煦 商量好的。

谈停当了，便须出奏，类此案例，倘为北洋主稿，便须南洋会衔；南 洋主稿，自然亦须北洋会衔。盛宣怀极力申说，时机迫促，往返磋商，误了

二批交款之期，所付二十万定洋将遭没收，劝沈葆桢单衔出奏；又说李鸿章 与沈葆桢是同年，遇到这样的好事，只会赞成，不会反对。沈葆桢想想也不

错，同意单衔出奏；在折尾上声明：“时值冻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 运道冰封，陆路仍可通行，显然的，这是一个很牵强的理由。沈葆桢

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盛宣怀特设的圈套，先则以“十七之期”对沈葆桢“当 仁不让”；继而以恐误二批交银之期会遭损失，迫使沈葆桢单衔出奏，这种

种设计，都是为了要出脱李鸿章，以便将来骗局败露时，李鸿章得以未与闻 共事的局外人身分，易于回护。

果然，四年以后骗局败露了。发难的是一个湖南籍的名士、国子监祭 酒王先谦，上折严劾招商局管事道员盛宣怀等蒙蔽把持，营私舞弊。当时言

路上很有力量，朝廷对一班“清流”的议论与主张，十分重视，当即饬下两 江总督“痛加整顿，逐一严查。”

其时的两江总督名叫刘坤一，湖南新宁人，对于李鸿章久怀不满。原 来李鸿章自从“用沪平吴”后，一直视两江是他的地盘，官拜直隶总督北洋

大臣，却能巧妙地运用洋人，以及实际上办理洋务的关系，在两江安插私人， 直接指挥；最使刘坤一不能忍受的是，李鸿章的妻舅赵继元在两江的胡作非 为。

赵继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名叫赵文楷，是嘉庆元年丙辰科的状 元，赵继元本人亦点了翰林，但肚子里一团茅草，如何侥幸而得列清班，一

直是个谜。不过，他本人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凭他的那枝笔，做京官决无 出头之日，因而以翰林捐班为道员，在吏部走了门路，分发江南候补。那时

的两江总督是曾国藩，当洪杨初年时，怕功高震主，决定急流勇退，遣散湘 军，抚植李鸿章的淮军来替代；所以赵继元一到江宁“禀到”，便派了他一

个极重要极肥的差使：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凡事自作聪明，恃有妹夫 李鸿章作靠山，在曾国藩以后的历任两江总督马新贻、李宗羲、沈葆桢，都

不大能指挥得动他；沈葆桢病殁，继任的刘坤一，资格比较浅，就更不在他 眼里了。

除了赵继元对身在南洋而惟北洋之命是从的盛宣怀等人，刘坤一亦耿 耿于怀，久已想动手了。因此，一奉朝旨，立刻派上海道刘瑞芬及上海制造

局总办李兴锐，“调看该局帐目，逐款严查。”

刘瑞芬是安徽贵池人，出身是个秀才，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沪，主管 军械的采购与转运，以军功保到道员，曾经督办淞沪厘金，署理过两淮盐运

使，是淮军系统中一名很重要的文官。

刘瑞芬跟李鸿章的关系很密切，但奉命查办此案，却很认真，因为他 为人比较正派，看不起盛宣怀那种奸诈取巧的小人行径；加以刘坤一为人精

明，在授命之前将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确实，他会另外派人再 查，“那时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别怪我。”

其实盛宣怀搞的那套把戏，知道的人很多，刘瑞芬即令想为他掩饰也 办不到；及至调出帐目来一看，疑问到处都是。刘瑞芬为了慎重起见，特为

找了几个内行朋友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应春。

“帐本说商股只有四万多银人，可是盛杏荪当时具禀两江，说‘已于十 一月十八日公商定议，即于十九日付给定银二十万两’，这二十万两银子是 哪里来的？”

“根本没有这回事。”古应春说，“只要算一算日子，就知道他是假话。” 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照西历算是公元一八七七年元旦，盛宣怀当

初跟沈葆桢说：“若逾十七之期，则受代人来，即无从更议。”即指新的年度

开始而言。然则中历的十一月十八、十九，即是西历的正月初一、初二，洋 人犹在新年假期之中，旗昌公司固然无人办事，外商银行亦一律封关，所谓

“定议”，所谓“付给定银二十万两”，全属子虚乌有。 其次是各省所拨的官款，总计一百万两，照数转付旗昌银行，银数固

然分毫不短，但古应春深知内幕，指出这一笔百万银子中，盛宣怀等人中饱 了四十四万两。

“证据呢？”各省官款是实数，都由阜康汇来，招商局派人来提走了白 花花的现银，转存外国银行。可是，付给旗昌的，不是现款，是旗昌的股票。”

古应春有《申报》为凭，载明当时旗昌股票的行情是，票面一百两，实值五 十六两。

这就是说，盛宣怀只须花五十六万两银子买进旗昌的股票，便可抵一 百万银子的帐，岂非中饱了四十四万两。光是这两点，舞弊的证据便很确实 了。

彻查的结果，掀开了整个内幕，盛宣怀与徐润等人所玩的花样是： 第一，以定银二万五千两，与旗昌订定收买的草约。

第二，挪用招商局的官款，收购每一百已贬值至五十六两的旗昌股票。 第三，以对抗洋商轮船公司，挽回利权的理由，捏词已集商股一百二

十二万，说动沈葆桢拨给官本。 第四，捏称已付定银二十万两，造成既成事实，并以运道冻阻，无须

咨商北洋为借口，迫使沈葆桢单独负责。 第五，取得旗昌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股权，委托英籍律师担文，依法

接收旗昌。 第六，官本一百万两汇到招商局后，盛宣怀等以旗昌股票，照面额十

足抵换现银。 第七，应付旗昌余款，先由招商局官款中垫付四十余万两，尚短六十

九万，由“官本缓息”、商股存息”，以及保险费盈余等陆续给付。事实上现 银与股票之间，仍有很大的一个差额，饱入私囊。

所谓“官本缓息”是江南各省拨交招商局的官款一百九十余万两，应 付利息，暂时停止“商股存息”是商股利息暂付一半，所余一半改为股本。

这样陆陆续续，东挪西凑牵扯不清，根本是一盘糊涂帐。

哪知刘坤一尚未出奏，盛宣怀等人先发制人，列举了十八条申辩的理 由，具禀北洋，由李鸿章抢先出奏，希望造成朝廷的先入之见，发生排拒刘

坤一的意见的作用。加以盛宣怀的大肆活动，刘坤一的复奏，果然“留中” 了。

李鸿章的复奏，照例要抄送南洋；刘坤一一看，真正是“歪理十八条”。 他的笔下很来得，当下亲自草拟奏稿，驳斥李鸿章。首先说明：李鸿章认为

刘瑞芬等，查案不无错误，为盛宣怀极力剖辩，奏请免议；此则朝廷自有权 衡，非臣下所能置议。不过，刘瑞芬等所禀盛宣怀的贪诈情形，颇为明确，

“有不敢不再陈于圣主之前者。” 首先要驳的是，李鸿章所陈，当初收买旗昌，请拨官本银一百万，并

饬两准盐运使劝盐商就“盐引”派搭股份，预计可得银八十万两，再通饬南 洋各省藩司、各海关道，随时劝谕富商搭股，并无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

之说。刘坤一先引沈葆桢当年所奏，“臣于病榻传见盛宣怀等，续据禀称， 各商尽力攒凑，只能集成银一百二十二万两，所短之数，拟请南洋各省，尽

力筹拨一百万两”的原文，向李鸿章提出质问：“如盛宣怀无此凑集一百二 十一万两之说，则沈葆桢何所据而云然？如谓此一百二十二万两即系原禀请

饬藩运海关劝商搭股之项，则事既经官，沈葆桢何以不于折内明晰声叙；又 何以不札饬各司道查照办理？”

李鸿章又说，藩司、运使、关道并未“帮同劝谕，各商亦未即附本， 仅集股银四万余两”。虽有“官本缓息”等项，可以弥补此一百二十二万两

的一部分，所短尚多，因而盛宣怀等不得不暂向钱庄借款来付旗昌，这也就 是招商局利息负担甚重的由来。

对这一点，刘坤一分两方面来驳，一是由沈葆桢方面来看，倘如盛宣 怀不是表明已集有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而要动用官方力量劝谕商人附本，

如此渺茫之事；沈葆桢能“轻掷百万库款”吗？

再是从盛宣怀方面来看，如果商股是照他所说的方法来凑集，那末“盐 引”上派搭股份之事如何？各藩司关道劝谕富商附股，已有多少？理当具呈

催问，而竟无一字之禀，甘愿以重息在外称贷，这是合理的吗？

由此分析，刘坤一作一论断：“是盛宣怀先有凑集百二十二万两之言， 故不敢复有所请；而沈葆桢信以为实，无俟他谋也。”又说：“此等重大事件，

往往反复筹商，至于数目，必须斟酌尽善，而后上闻，似不得执盛宣怀等饰 词而抹煞沈葆桢奏案，以刘瑞芬等为未查原卷也。沈葆桢于光绪三年陈奏饷

事，论及提拨招商局之款，自悔孟浪，固有难言之隐矣。”接下来又说：“臣 之所以奏参盛宣怀者，原不独此两端，”而是因为另有更不堪容忍的弊端，

旗昌公司当时已濒临倒闭边缘，即欲收买，应照西洋“折旧”之例，为何照 原价承受。刘坤一最有力的指责是：“盛宣怀等收买旗昌轮船，原谓去一劲

敌，可以收回利权，乃局面愈宽，而虚靡更巨，去年系第五届，竟亏至二十 四万六千有奇，国帑高资，势将付之乌有。随经候选道员叶廷春入局经理，

是为第六届，遂余银至二十九万有奇，短长并计，实多出银五十三万二千两， 其收效如是之巨而且速，悉由力求节省而来，则盛宣怀等之滥用滥支，一年

之内数十万两，岂不骇人听闻，即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 革职，已属格外从宽。”

原来此骗局成功后，局本大增，利息日重，而旧船、码头、仓库的管 理，亦须大笔费用，成了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盛宣怀、唐廷枢计议，不如找个人来接办，以便脱身。多方物色，找 到一个江苏的候补道叶廷春，同意接手，其时为光绪四年夏天；依照西洋会

计年度跨年的算法，称之为“一届”，这年是第六届。

叶廷春接办后，实事求是，办求节流，至年底盈余二十九万两；到第 二年会计年度届满，实盈五十三万余两，即是刘坤一所说的“短长并计”。

盛宣怀等人的原意是，金蝉脱壳，将叶廷春当作“替死鬼”，不过叶廷 春居然能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