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道也｡这是官场和生意场上的普遍规律，也是值得戒惧的另一个方面｡地位与权力互为表里，地位所在必有权力之争｡一旦功高盖主，使上峰感到到威胁，就难免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要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处进思退就成为人生智能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如苏轼在《赠善相程杰》中所说的:“心传异学不谋身，自要清时阅缙绅｡火色上腾虽有数，处进思退岂无人!

以前尚且说人一走，茶就凉，现在则已经是人未走，茶已凉，人心之难测，由此可见，正所谓知人知面难知心｡“越王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欢乐｡”又何止是越王如此呢?

所以，事到得意处，便应转思退步，这是是一种见好就收，豁达大度的胸怀，更是一种洞穿利害､以退让韬晦来谋求祸福转化的智能，是对利害祸福高瞻远瞩，而不执着于一时得失之中的达观｡

范蠡的这一认识不仅比文种深刻，也高过后世的韩信等众多英雄｡在越王灭吴以后，他说:“居家则致干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因此还相印，散财产，悄然远走高飞，避居到太湖一带，逍遥成巨富，潇洒终人生｡

要处进思退，有时不仅需要智能，更要敢于付出代价，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曾国藩自请解散湘军，就是其处进思退的经典之作｡

曾国藩是在清朝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崛起的，他编练湘军，在八旗军无能为力的时候独力支持局面，也因而在1861年11月受命统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军政事务，四省的督抚以下的文武，都归曾国藩节制｡曾国藩成为有清以来权力最大的汉族官僚｡

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被封为毅勇侯，世袭罔替｡这时的曾国藩可谓功成名就，风光无限｡但他头脑非常清醒，时时怀着戒惧之心，居安思危｡

随着地位的节节上升，他并未飘飘然，相反却感到十分惶恐｡他想的更多的不是安享成绩和名利，而是担心功高招忌，遭到兔死狗烹的厄运｡他写信给其弟曾国荃，嘱劝其将来遇有机缘，尽快抽身引退，方可“善始善终，免蹈大戾”｡

曾国藩明白，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清廷已经对他多有猜忌，因为他拥有那么强大的一支军队，朝廷却难以不能指挥调动｡满清大臣是不会放过这个问题的｡如果让他们来解决，不仅湘军保不住，他自己的下场也难以预料｡

于是，曾国藩主动上折给清廷，说湘军成立日久，已无昔日之生气，而且沾染了旧军队的恶习，奏请将湘军裁汰遣散｡他想以此表示:曾某人无意拥军，不是个谋私利的野心家，是位忠于清廷的卫士｡

同时，他在上奏中虽然请求遣散湘军，对他个人的去留问题却是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在奏折中说要求留在朝廷效力，上峰必有贪权恋栈之疑;如果在奏折中明确请求解职而回归故里，则会产生居功要挟或者认为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猜疑｡

正在朝廷捉摸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时，曾国藩的主动请求，正中统治者们的下怀，于是下令遣散了大部分湘军｡由于这个问题是曾国藩主动提出来的，因此在对待曾国藩个人时，仍然委任他为清政府的两江总督之职｡

这也正是曾国藩自己要达到的目的｡

麦克阿瑟曾经说:“我听说中国人崇尚处进思退，这也是中庸之道吧!我们西方人不太理解，万一有更辉煌的前程，不就半途而废了?”

麦克阿瑟不明白，应当处进思退的时候，恰恰是可能有更辉煌前程的时候，因为这儿即使不是顶点，也已经很接近顶点，如果不能及时思退，将无路可退｡

以兵圣孙子和伍子胥来说｡孙子不仅在用兵打仗方面表现得杰出的智能，从个人的人生选择上也表现得大智大睿!在帮助吴国要败强楚之后，他退隐归山，不知所终｡据载，他还曾力劝伍子胥处进思退，伍子胥虽然后来也预见到吴国灭亡的结局，但终于不能自保，而被吴王赐剑自杀｡

况且在很多情况下，往往还等不到更辉煌的前程，一切就已经失去了｡

胡适说:“老子称‘功成而身退’，这也算中国特色的智能吧｡汉朝的张良建朝后杜门不出，得以善终，而韩信及诸王均被剪灭;明朝的刘伯温即使想退隐，也未得善终，其它如文臣第一的李善长､武将第一的徐达等皆被杀戮｡中国有句话叫‘功高震主’，‘家天下’或许只能如此吧，至于说耽搁了前程，这是必然，不过也没办法，脑袋更重要”｡

铁板烧博士说――

处进思退是一种回避，避开矛盾激化的可能性，避开那种必然会造成的令人痛心的局面;同时它也是一种保留，就是在一生奋斗到顶点，眼看着要走下坡路时戛然而止，断然结束奋斗进程，全身而退，保留曾经的辉煌记忆｡

更进一步说，不能处进思退的话，付出生命事小，半生奋斗一世英名也往往随之付诸东流事大｡像商鞅､白起､吴起､文种，以及后世的韩信等人算是运气好的了，虽不得善终，但总算青史有名，后代流芳，那些因不得善终而湮没于历史的沉迹之下，名不见经传的英雄豪杰，又有谁知道会多少呢?

其实这个道理也并非玄深难解，只可惜世人多是识得破，忍不过，说起来得容易做起来难｡在嘲笑前人因此而杀身破名的同时，往往忘记了自己也正在步其后尘｡

处进思退并不是舍弃如荼的生活主流走远，更不是强求不食人间烟火的脱俗｡而是一种率直的生活理性，一种近乎平淡却真挚的人生态度｡

第二部分 内圣而外王防微杜渐于未然

做事和用人要杜渐防微，慎始慎终，不要因为细枝末节的小事情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人生就像打扑克牌升级一样，判断要准确，避免失误｡在双方竞争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推理要合乎逻辑，判断要准确无误，避免失误｡

如果我们出错了一张牌，该得的分未得，该赢的未赢，那么我们的处境就会急转直下，牌运大变，三把五把难以翻身，有时甚至以彻底失败而结束全局｡

在生活中，有很多人在出了错以后，喜欢对自己说“这一次不算｡”这是一种十分可怕的想法｡

一次失足就象把毛线球掉到地上一样｡线球是花了很长时间仔细绕起来的，如果我们把它掉在地上一次，就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够再把它绕起来｡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我们惟有象老子说的“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才能避免因小失大的事情发生｡在具体操作上，中国智谋学祖师爷鬼谷子曾细心地总结了中国社会的运作方式，提出了多条应对秘诀｡其中一条就是“抵隙”｡

事情在出现征兆时，应当立即察觉｡千里长堤，溃于蚁穴，秋毫之末的小缝隙，最终可能动摇泰山的根基，一团小小的火苗，可能会把阿房宫烧成灰烬｡

如果能在问题还处在萌芽阶段，没有形成规模的时候，局势的兆头还没有显现的时候，就已经洞烛先机，独具慧眼，知道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做，存亡､得失的关键都事先看得到，把握得住｡

所以，防患于未然，堵塞小缝隙，是戒惧的根本原则｡在大火燃烧起来之前就能预先防止，使自己超然独立，站在安全正确的一面｡这种戒惧，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

宋高宗时，同安郡王杨沂中在郊外遇到一个算命人｡

杨王用手上的拐杖作笔，在地上画了一幅画｡算命人一看，马上连连向他磕头，说:“王爷为什么微服出行来到这里?应该多多保重自己｡”

杨王非常惊讶，责问他是怎么知道的｡算命人说:“土上加一划，就是王字啊!”杨王很高兴，就写了一张条子，批给他五百万贯钱，命他到钱库去取｡

第二天，算命人到了钱库，钱库司帑拿着那张条子看了很久，说:“你是什么人，竟敢伪造王的假押骗取钱财｡我应当把你抓起来问罪｡”

算命人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声嘶力竭，大喊冤枉，希望能让杨王听到｡司帑和司谒一起打发了五千贯钱给他，他十分丧气地走了｡

过了些日子，钱库司帑将情况告诉了杨王，杨王奇怪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司帑说:“他今天说你是王，明天再胡乱给你添加些什么，那恩王所受的诽谤就太多了｡况且您现在本来就是王，还用得着算命的算吗?”

杨王站起来，把将原来要赏给算命人的几百万贯钱赏给了他，以资奖励｡

铁板烧博士点评――

良医在人发病初期，便能把他治好｡人考虑事情，也应该尽早着手的｡有些问题开始看上去不值得一提，但是如果不能趁其苗头初现时解决掉，随着形势的演变，完全可能变得不可弥补，甚至酿成大祸｡就像树木在幼苗之时，用手就可以摘除，但长大了后不用斧头就无法砍掉了｡

宋朝时，大强盗张海将要从高邮城经过｡高邮城守将晁仲约考虑无法抵御这些强盗，就晓谕郡中富裕人家，让他们拿出牛羊好酒招待张海｡

事情传出，宰相富弼提议把晁仲约抓来明正典刑｡

范仲淹为他求情说:“按郡县的兵力和武器，足以战胜这帮强盗，守住城池｡晁仲约遇到强盗不抵御，反而贿赂他们，依法当诛｡可是现在高邮既没有士卒､又没有武器，况且老百姓的心理是:宁愿大家凑集些财物，免于被烧杀抢掠｡对晁仲约的决定肯定非常欢喜｡杀了晁仲约，不符合制定法律的本意｡”

富弼十分气愤地对范仲淹说:“刚要依法行事，你就多方阻挠，今后用什么来整顿法纪?”

范仲淹悄悄对他说:“自从宋朝开国以来还未曾轻易诛杀臣子，这是现在不成文的规矩｡为何要轻易破坏了这一规矩呢?如果以后皇帝把手杀顺了，我们这些人的脑袋还能保得住吗?”

富弼不以为然｡等到二人出京巡视边防，富弼从河北返回京都，到了京城大门，却不准他进去｡他担心朝廷有兔死“烹狗”之举，整夜仿徨不安，不由感叹道:“范仲淹是个圣人啊!”

深谋远虑，明察秋毫，才能清楚成功､失败的关键在哪里，并能事先预防，采取补救的办法，堵塞某一措施的漏洞，把可能导致失败､动乱的因素提前消灭，转祸为福，转危为安，能这样做的才算是智者｡

第二部分 内圣而外王安而不可忘危

戒惧是一种小心谨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当主人生高歌猛进时，保守稳重，处进思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