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欢迎。
我们到石家庄的时候，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当时组里有一个正走红的演员——苏小明，她因为一首《军港之夜》风靡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她和刘晓庆也是很好的朋友，刘晓庆把我介绍给她。
那时，我其貌不扬，穿着打扮也并不时髦。刘晓庆介绍完以后，苏小明睁大了眼睛：“他？演什么节目”
“和我配一些电影片段，还唱歌。
“他也能唱歌？苏小明丝毫没有掩饰脸上轻视的表情。
恐怕还真得感谢她这句话。我这个人就怕激，她这么说反而坚定了我晚上一定要唱歌的打算。哼！唱歌有什么了不起的，小时候，在爸爸妈妈怀里就会了。
“他会唱歌？
“我当然会了！”
这样，我就选了一首当时非常流行的《外婆的澎湖湾》。这是一首男女合唱的歌曲，而且音域并不宽，我想我可以胜任。
我们的节目排在倒数第二个，苏小明接在我们后面，压台。
石家庄文化宫很大，而且音响也不错。我和刘晓庆演完电影片段的时候，台下已经掌声雷动了曹禹的这个片段确实非常精彩，它把一个中国男人在传统的孝道面前和在媳妇面前的这种尴尬的境地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所以每一次演出都非常受欢迎。
接下来该唱歌了，会有什么结果？不知道。
刘晓庆虽然是电影演员，但歌也唱得不错，而且还参加过春节晚会，所以大家都知道…
刘晓庆先唱，从反射音箱传来的声音很好，低低的，哑哑的，正像她平时说话的感觉，那，我的会是什么样呢？不知道。咳，还是硬着头皮来吧！
过了间奏，我就按照自己预先设计好的处理，把《外婆的澎湖湾》的重音变换了位置，以一种美国乡村摇滚的方式唱了出来，当时，在中国，这样的形式还是很新鲜的，所以我一张嘴，下面就掌声四起。
也可能是我一身随随便便的装束，使我从众多衣着华丽而又刻板的演员之中跳了出来，再加上，我轻松自然的台风，使观众们一下子有了一个新鲜而又亲切的印象，所以特别受欢迎。
其实，这并不是我的发明，在上海，我看过几场欧洲的演唱会，演员都是着装很随便的，注重和观众的自然交流。
我虽然是东施效擎，但也颇为讨好，只要我一张嘴，台下就是一片掌声，观众们部傻了，刘晓庆也傻了，台后正准备。上场的苏小明也傻了。
由于大家的鼓励，我更加轻松了，下面反而唱得更加自如，还即兴加进了很多和观众的交流，这种交流现在已经是屡见不鲜了，而在当时，我却是独树一帜。记得，一年之后，香港的张明敏在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的时候，大家对他的演唱风格赞不绝口。后来内地的歌星才纷纷效仿。可是，早在一年以前，我在石家庄的时候就用过这种表演方式，而且也很受欢迎呢！
虽然剧场的效果很好，而且连续演出几场反映也不错，但这在当时好像也受到了一人的反对，有人还写信给报社，说我台风不正。
对于我的成功，刘晓庆比我还感到高兴，有时甚至出神儿了，忘了接下面的歌词，我灵机一动，连忙替她补上，接得天衣无缝，台下的观众还以为我们就是这样安排的呢！
那几天。唱得真开心。
当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强烈的灯光照着你，虽然可以看见观众密密麻麻地坐在下面，但是根本看不清他们的表情，所以你只是跟你假想的那个朋友在交流着。
在我心里，这种交流不是居高临下的，而是平等的、融洽的。我知道，虽然我看不清观众的表情，但是他们却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我的一举一动、我的每一丝真诚的笑容，因此，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全力以赴呢？
回家的时候，苏小明一再坚持把我的那双皮鞋放到过道里去，说太臭了。也可能我的鞋真的太臭了，也可能她借机发泄心中的怨气呢？谁知道。不过，后来我们还是成了好朋友。
回到北京，我和刘晓庆之间的危机也解除了，也许是我在石家庄的表现使刘晓庆对我刮目相看，也可能是我还沉浸在扬扬自得的气氛里，不能自拔，总之，我们又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北新桥。
接下来，就是去存钱。中国人的传统就是省吃俭用，有点钱就想存起来，我们也不能例外。我去存钱的时候，刘晓庆拿出一些钱给我，我把钱加到一起，通通存进了银行。我们是准备在一起生活的，怎么可以把钱分开呢？由于刘晓庆在北影，怕存在北新桥不大方便，我还特意跑了一趟北太平庄，把钱以刘晓庆的名字存了起来。
当时也就千把块钱，可是对于我们已经是很大的数字了，几乎比我们一年的工资还要多。也可能是我的钱存得太多了，后来，我再去存钱的时候，发现银行的工作人员总要对这个以刘晓庆的名字存钱的男人多看几眼。
有一次，刘晓庆告诉我，银行去北影厂调查她为什么会存这么多钱。
我也曾问过，“万一丢了怎么办？”因为刘晓庆父母的户口并不在北京。可是，刘晓庆一再坚持这样做，我当时也没在意，后来每次存钱的时候，都写上她的父亲或母亲的名字，而且为了保险起见，我还特意跑到了新街口外储蓄所把这些钱都存了起来。
从那次开始，一直到我们结婚，真是存了一大笔钱哪。而且全部是以一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虽然我们不敢自称是当时中国最有钱的人，但至少可以说，我们是电影界最有钱的人。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关于《我的路》
关于《我的路》
只是，当时这类演出并不多，而且，我们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还是长影的人，不可能长期在外面飞；刘晓庆也在不断封拍电影：除了《垂帘听政》还没有收尾外，她还准备接其他一些影片，而且上海《文汇报》社的小子还约请刘晓庆写一，篇自传体的文章。
这是早在春节前就答应人家的。在此之前，他们曾有过一次合作，刘晓庆曾写过一篇《演员魅力的思考》，文章写得很漂亮，在上海一家杂志发表，引起了许多圈内人的重视。此后，小于一再怂恿刘晓庆写一篇关于自己的文章在《文汇报》上连载，这许多年，社会上一直有很多关于刘晓庆的传言，搞得她很苦恼，她也想找一个机会辟谣。
但是这篇文章一拖再拖，直到实在逃不了了，刘晓庆才开始动笔。这也是她的一种禀性，凡事不逼到头上是不会动手的…
刘晓庆从古北口刚回来，上海的小子就赶到北京，逼着刘晓庆把这篇东西写出来。当时刘晓庆曾开玩笑他说他是“黄世仁追债”，刘晓庆被逼无奈，不得不在拍摄日程里空出一段时间安排这件事。
有一大，刘晓庆从摄制组回来之后，拿了一篇稿于给我看。原来，这是一个人帮刘晓庆起草的《我的路》的开头。文章写引言很差劲，用了一种官腔十足的方式开头。从笔迹上看，好像是一个男人写的。
“这是谁写的？我不快地问道。
她迟疑一下，“是‘小严’写的。
大家可能还没有忘记“小严”这个名字。可是，自打北新桥那件事过去以后，我曾说过，会无条件地相信她。而且，她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也说明她并不想隐瞒什么。
一个女孩子嘛！找个人替她写一篇草稿，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尽管有以前的那种阴影，我也尽量说服自己不往那方面去想，因为带着阴影的生活和情感都是没有出路的。而且这种事情也是司空见惯的，就像在大学，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总是能够找到一些聪明的小伙子为她写作业一样。
只是这篇稿子写得实在不怎么样。我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很不服气。为了证明“小严”的拙劣，我就必须拿出一个胜过“小严”的开头来，供刘晓庆选择。我转了一下脑子，脱口而出：
“三十年的时间在一个人的生命里不算短，可是现在，当我清醒地坐在桌前，回想过去走过的道路时，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
“究竟什么时候我成了明星，哪一天，哪一时？”
“我是明星吗？我怀疑自己。”
“可是事实摆在面前：那么多炫目的光环，那样多的污泥浊水”。
我脱口而出的开头得到了刘晓庆的赞扬。她马上拿笔把这记了下来。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我的路》的创作。那一年，北京的夏天来得很早。刚刚六月，天气就热得不行，再加上刘晓庆的那台破旧的电风扇，整天嘎嘎作响，更增加了烦躁的气氛，搅得人六神不定，根本无法写作。我们索性关掉电扇，即使热得大汗淋漓，也坚决不用它。
那真是一个炎热的夏天，热得我们每天晚上都不得不在地上睡，才有可能勉强人梦。好在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可以在穿着上尽最大的限度来散热，我还不时地拿扇子为她扇风。屋子里就一把椅子，有时，我们会挤坐在一起，写累了，就躺在地上的毛巾被上休息一下。
刘晓庆把她所有的经历都坦白地写了出来，什么“小秃子”、往母亲的枕中上吐唾沫”等等。本来刘晓庆在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勇气将这些生动的素材拿出来，怕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但我却鼓励她这样写，因为我觉得应该把真实的东西都拿出来，应该把人最本质的东西拿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东西虽然不光彩，但是有风采，有生气，人们会喜欢的。
当时，其实我的心里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在刘晓庆这本《我的路》之前，还没有一本这样平易近人的，这样直率得近乎于傻的，而且充满了丰富的想像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的文坛上出现。我并没有吹捧它的意思，但是它确实征服了中国很多的读者。
如今，刘晓庆周围已经包围了炫目的光环，而且处于一个非常富有的位置，但是，我一直认为《我的路》才是她起家的真正开始。她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被损害、被侮辱的形象，变成了一个令人同情的形象。她的率真直白打动了所有的人，她那种几乎算是平庸的坦白，使人们相信了她书中所有的话都是真的。
那几天，除了买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以外，我们整天足不出户，大约有一个星期左右。每天的工作就是写作、讨论、再写作，周而复始。
当时，我们虽然有一部电视机，但是没有室外天线，所有的图像都是两个以上，根本没法看，我们唯一的消遣就是躺在地上听听音乐。我们还发明了一个“开车”的游戏，她会抓住“操纵杆”，嘴里发出“库库”声，模仿着发动机的声音，高兴地乱扭一通。
有时刘晓庆还会命令我：“把手拿过来！待我伸过手去，她就把我的指关节扭出噼噼啪啪的十个响声，如果少了一个，她又会皱着眉头多扭几下，才像个孩子似的假装着生起气来，走到一边……
不是有一首“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的诗吗？不管是红的还是绿的，我们只找到四颗……
《我的路》就这样写成了。
记得大功告成的那一天，我俩坐在同一把椅子上。北京的天气真热啊！热得你不穿衣服都大汗淋漓，再加上那怎么也烧不尽的欲火……
这一切都过去了，可是，《我的路》却永远地留在这里。如今再打开这本小传，你仍然会觉得它充满了才气，充满了善良，充满了对艺术的执著，充满了对未来的向往……那时，她不是中国的第一富婆，而是一个艺术家，所以字里行间都是对艺术的追求和野心。
她坐在艺术的宫殿里，透过山呼万岁的人群，看着远处金碧辉煌的殿字在夕阳中闪烁，在她的脚下，时刻会有欲望在升腾，那是艺术家的欲望，而不是商人的欲望。她低头叹了口气：“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抬起头，她发自肺腑地高呼：“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心。”那颗心，充满了平等的善意的人文主义思想，充满了为艺术而献身的牺牲主义精神……
这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许没有人同意，但是我这样认为。
回到长春没呆多久，因为没什么事情，刘晓庆又约我去保定和邢台演出。
已经有过两次走穴经验的我，对于这种演出可以算是轻车熟路了，而且，我们的节目好像还很受欢迎。继《原野》的片段之后，我们又把日本电影《生死恋》里夏子和大恭的对话拿了出来，而且还配上了电影《叶塞尼亚》的插曲。那音乐真是好极了，真美，每听到这段音乐，一种莫名的感情就油然而生。况且，这种恋人间的信件，对于当时的我们，正是即情即景，演得绘声绘色自然不成问题。
在唱歌方面，除了《外婆的澎湖湾》之外，我们还唱了《夫妻双双把家还》：
夫妻双双把家还，
你挑水来我浇园…
寒窑虽破能避风雨……
当时，我们一定唱得感觉很好。
想当年，《天仙配》里的董永还有寒窑一问，而我和刘晓庆在北京却房无一间，真是无立锥之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