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龙头下面小心翼翼地冲着。

一滴晶莹的泪终于夺眶而出，她冲我一笑，把手从我的手里抽了出去，对我说：“你去陪妈说话吧！说完转身又去洗菜。

“还是我来吧。

她一边洗菜，一边回过头，“你快去吧！

刘晓庆知道我们北方人的习惯——男人不下厨房，虽然她并不赞成，但她也希望让妈妈知道我找了一个特别能干的媳妇。

“你别着急，洗完菜再点火都来得及！我小声在她的耳边指导着。

她突然转过身来抱住我，眼里泪花闪闪的，那样子真的让人心疼。我轻声地叮嘱了她几句，她又转回身去了。

看着她的手烫成那个样子，看着她一边流泪，一边还冲我不好意思地笑着的神态，我的心都酥软了，真的想马上接过她手时的活计。可是，我也能够理解她想在妈妈面前表现一下的心情。所以当然要配合她把这一切做好，让妈妈知道她是一个好媳妇。也帮刘晓庆圆了她那做女孩时就有的梦想。

“怎么了？

我一回头，妈妈已站在了门口。

也许是明察秋毫的母亲早就从心神不定的儿子的神态里发现了事情的溪跷，妈妈也赶了过来。

“是不是烫手了？

刘晓庆转过身，连忙冲妈妈摇着头，可是她又下意讽地把那只烫伤的手举了起来。

“哟，妈妈心疼地看着刘晓庆烫伤的手。

其实，我那善良的母亲并不在乎她的儿媳是否能够给她做一桌丰盛的饭菜，只要孩子们有这样的心就足够了。

妈妈不容分说，拉着刘晓庆就往屋里走，回头说：“他会，让他去做吧！咱娘儿俩拉拉家常。”

妈妈真是解了大围，虽说我希望帮着刘晓庆把戏演好，可是她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饭菜。我的心里也没数。搞不好，她是不是又会把洗衣粉当咸盐搁到菜里？或者再做出什么别的花样来？我部无法想像。总之，这场婆婆考儿熄的戏总算是有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从那以后，妈妈也知道了刘晓庆根本不会做饭，所以每次到了做饭的时候。总是把刘晓庆从菜板边拉开。刘晓庆也很自觉。总是把菜洗好了放在那里，等着我来下厨。

她一直在为自己不能做出可口的饭菜而歉疚着，也常常想补偿些什么。妈妈在北京的那些日子里，她总是把我们从湖南带回来的那些银耳在头天晚上用水发好，然后把泡过的莲子拿出来，人颗一颗地挑着，第二天一早，睡惯了懒觉的她总是一大早就悄悄地爬起来，偷偷地为母亲做莲子银耳羹，当妈妈起床的时候，她已经把妈妈的早餐端到了妈妈的面前。

虽然妈妈没有说，但是我知道她老人家是满意的，妈妈那颗曾良的心很容易得到满足。

可是，即使刘晓庆这么殷勤地孝顺着，也不能减轻老人心中的伤痛。每当我们三个人坐在那儿谈起我的儿子的时候，妈妈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总是以泪洗面，刘晓庆也拉着妈妈的手，陪着她一起流泪。有许多天的晚上，都是这样的场面。

这傍晚的谈话，就像一层细雾，让那些本应该很甜蜜的夜晚，蒙上了淡淡的忧愁。虽然我和刘晓庆住在另一个房间里，但我深知妈妈会度过怎样一个个不眠的夜晚。为了摆脱我心中的忧伤，刘晓庆总是用万般柔情和我聊着我们的未来。

当时的她没有细想过为什么一个孩子会给几个人带来这么撕心裂肺的悲伤，她雄心勃勃地发誓，一定要为我生一个健壮的孩子。虽然每每提起“我和她的孩子不是我唯一的孩子”这一点，她都会表现得有一点不满，但是她仍然希望能有一个既像我又像她的小女儿。反正我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再要的小孩是男是女都无所谓。

我一直觉得，女人只有当了母亲以后才真正伟大，我也一直认为，我和刘晓庆的孩子会改变她，也能改变我。

从我母亲对孙子的感情，我又想到了养育我们长大的姥姥。

由于当年我们是随军家属，家里总是随着部队的调动跑来跑去，所以不得已，姥姥现在被孤零零地埋在了另一个地方，因为姥姥去世的时候我们都还小，所以根本就不知道姥姥的坟在哪里。如今，我的母亲也去世了，就是说，不会再有人知道姥姥埋在哪里了，也再没有人会在清明节的细雨中，为她烧几张纸，献一束花了。她就这样默默无闻地化成了一堆黄土。可就是化成了这堆黄土的姥姥曾经那样呵护过我们，照顾过我们。我们是一个一个地在姥姥的怀抱中晃大的，还有什么样的爱能比这一辈辈岁于爷孙之间的爱更永久更浓烈的呢？还有什么样的感情能高于这种感情呢？

所以，我把这些想法告诉给刘晓庆，使她产生了浓烈的想当一个好母亲的愿望。甚至在那些不眠夜里，我们还一起想像着她做母亲会是什么样子。说着说着，我们就会不约而同地笑了。

当时我妈妈到北京看病，确实惊动了很多的人，就连我十分敬重的老厂长汪洋也曾经派车让刘晓庆陪我母亲去医院看病。

那个年代，医院对我来说太生疏了，我几乎从来没有去过。所以，看病的时候，几乎总是刘晓庆在跑，挂号、交钱、找医生，她不停地低着头（怕有人认出她未）在大厅里跑来跑去。

我们在积水潭医院托关系请了最好的医生。如今，我依然很佩服这个医生，在当时，母亲的病已经很重了，大夫很不客气地对母亲说：“你不好好爱惜自己的话，也就几年了。

她当时说了一个数字，后来，母亲去世时我们一算，果然大致如此。

妈妈听了医生的话，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记得，当刘晓庆看到妈妈眼里流出泪水的时候，她紧紧地抓住了我，用手摇晃着我。

当时的我真是一个傻蛋，一个蠢货，一个不可救药的笨瓜。我可能写出浪漫的诗篇，却找不出任何安慰母亲的话来。那一刻，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该斥责那个不懂礼貌的医生，还是讲几句让妈妈宽心的话？也可能我两者都想做，却又什么也没有做出来。

刘晓庆走了过去，拿出一条手绢，为母亲拭去了脸上的眼泪，说了许多许多，就像一个女儿安慰她最爱的妈妈一样。

二

走廊卫的光线并不很亮快到中午了，忙碌的医院也渐渐静了下来。

刘晓庆和妈妈就站在那里，手拉着手。刘晓庆的嘴里一直在说着什么，说了许久许久，最后，还是她搀着妈妈走了出来。而我，就像一个木头人一样在旁边木讷地跟着，没有一句活，也没有任何表示。

也许是医生的活震碎了我的心？

我一直发自内心地否认着这句话，以为正嫁人们说的那样，听医生的活就别活了。

中国人有时就是这样愚昧，这样自欺欺人，从来不懂得爱惜自己。我的父辈们有一句话，叫做“小车不倒只管推”。这句话，也像一个巨大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们这一代，我们也不懂得爱惜自己，我们也同样是，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挣扎着于。其实，这不过是匹夫壮志之勇。

“小车不倒只管推”？其实，把小车停下来，加加油，也许小车能跑得更快，更远呢？

妈妈走了，带着沉重的心理负担，也带着满意的微笑，坐着火车远去了。我的心，我的思绪，我对母亲的祝福，也伴着远去的列车一同走了。可是，粗心大意的我，根本没有把医生那句话当回事。

我和刘晓庆一同走出了车站。

又是一片灿烂的阳光，又是那未知的明天。我想去争取更大的成就，争取更大的辉煌来给我的母亲，给风风雨雨陪我走过这么多坎坷的爱人，给我那天真烂漫的儿子。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 我的处女作一一一《无情的情人》

我的处女作一一一《无情的情人》

虽然走穴演出带给我们不少收益，但是，在那观众热情的掌声里，我仍然觉得很孤独。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这并不是我所钟爱的事情，我更喜爱的，还是电影。刘晓庆也赞成我的看法，她也认为走穴不过是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权宜之计。因此，在演出的间隙，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电影剧本的选择上。

那个阶段我们看了很多电影剧本，最后，还是选择了著名剧作家徐怀中的一个剧本《无情的情人》。这个剧本是徐怀中在一九五九年发表的小说《我们播种爱情》中的一个故事。从小说公之于世到一九八四年我们准备把它拍成电影，这期间，有很多人看中了这个题目。国内的制片厂曾经先后六次把它列入了本厂的生产计划，特别是北影，特意为它组织了创作班子，而且还去了外景地。后来，都是因为民族问题比较敏感而下马了。

当时，我和刘晓庆只是想独树一帜。我们深深地被故事中的情节和主人公的命运吸引了，而已。那种希望干成别人干不成的事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使我们选择了这个剧本，根本没有去想可能出现的后果。

回想一下，我们当年上《无情的情人》的那股热情、真的有些像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们的心态，好像一下子就能跨入共产主义一样，可是，如果没有这股热情，也许《无情的情人》永远不会被拍成电影。

那时，我们凭着一股年轻人的热情，朋友们凑在一起，互相鼓励，互相怂恿，使我个人的信心也不断地膨大。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有后来分手的遇某某和她的丈夫吴某某，这个人很可爱，具有神奇的先见之明，很有见解。

大家选定了剧本，可是怎么把它搬上银幕呢？

这又谈到了一个关于中国电影体制改革的问题，那就是现在早已在社会上风靡了的那种制片人制。

说来也很有意思，在我和刘晓庆分手以后，有一位记者来采访我，谈到了关于谁是中国的第一个独立制片人的事。虽然我和刘晓庆已经分手了，但是不能因为分开了就不承认现实，我觉得这决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所应该做的。

公正他讲，刘晓庆确实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真正实行了独立制片人制度的人。尽管后来很多人都希望把这个桂冠加在自己的头上，可是只要查一查电影局的资料，就可以知道，当初电影局为了删掉独立制片人这个字幕，还特意发了文件。刘晓庆当时的举动确实开了中国电影独立制片的先河。

当时，一些朋友都建议我们到南方去，因为拍电影，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办不到的。而当时改革开放的中国，真正的经济屯乙是在南部沿海地区。改革的延安是深圳。

这个时候，我们认识了香港的郭氏夫妇。于是，我们带上了我们预选的制片主任程学钦，一行人马浩浩荡荡下了珠江。

到深圳下车后的第一站，我们住进了北方风味大酒楼，那里就是现在新都饭店的附近。

进入有冷气的房间里，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机，立时，我们就被香港那五花八门的电视节目惊呆了。

在大陆，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好的电视信号，而且，当时大陆的电视节目还是很单调的。虽然我们根本听不懂香港电视台的播音员在讲些什么，但是那种快节奏又新颖的节目形式使我们瞠目结舌。而且，这是资本主义的电视，谁知道下一分钟会不会出现那种大家都知道的三级片？

出于各种各样的心态，刚放下背包的我们，一坐在电视机前，就连吃饭的心情都没有了，

当然了，饭是不能不吃的。那一顿，我们和郭氏夫妇一起吃了北方风味的饺子。吃完了饭，郭氏夫妇要回香港了，刘晓庆特地拿出一千港币，托他们带些东西过来，尤其要托他们给我带一双鞋。那时，我脚上的鞋已经旧了，一直没有时间买新的。

可是。谁想到他们会给我带来怎样一双资本主义的鞋啊？。

饭后，我们和中共深圳市委进行了联系。由于当时全国各地的人才纷纷向深圳涌来，所以，我们这种只报大名，又没有介绍信的投访也不足为奇。深圳市委把我们安排在市委招待所，也就是后来的新都宾馆的一号楼。一号楼是当时条件最好的住房了，也许是因为深圳市当时的市长对刘晓庆的表演及为人很欣赏的缘故吧，我和制片主任也沾光住了进来。

南方和北方真是不一样，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尘土。由于经常下雨，所以，空气中的灰尘都变成了泥土，即使在晴朗的日子里，这些泥土还没有来得及干燥起来，另一场雨又翩翩而至了。

这里的植物也永远是那样的郁郁葱葱。那象征着生命的绿色，在阳光下发着油脂的光亮，不时地闪迸你的眼帘。

南方的雨也很可爱。不知什么时候，只需淡淡的一阵清风，就能够吹来一阵弱雨。在那飘雨的天空中，依然悬挂着神采飞逸的太阳。太阳的光芒照在细小的雨滴上，使那些弱小的雨滴也变得华光四射，像无数道金光从天而降，沙沙沙地轻打在那些绿油油的植物上。随之而来的清新潮湿的空气，一下子就沁人你的五脏六腑之中，让你感到从头到脚都透着一股舒爽劲儿。

可是一转眼.那些细密的雨